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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十年写作的摸索与体验，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独持的偏好。虽然这些偏好也有原则上信念的根据，但并不是许多人可同意的。所以我的意见只能同几个朋友交换谈谈，并不敢以自己的偏好来批评别人的作品的。许多大家说得很热闹的小说，我看了以后，觉得平凡而且庸俗的有之；许多大家不注意的作品，我偶然读到，发现作者心血功力独到之处，颇感钦佩的有之。总之，这是一种偏见。但有一点则是真的，我说的都是自己老老实实的所感所想，绝不会是人云亦云的。 最近於梨华写了一部《梦回青河》的长篇，要我为她写一篇序，给她一点意见。写序文本来不一定要说什么意见，四平八稳冠冕堂皇的话说几句，也就可算一篇序，但规定要写点意见，这就有点为难，特别是作者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作家。 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女作家都比较容易得别人称赞，如以前的文学研究会之对于冰心，现代评论与晨报副刊之对于凌叔华，三十年代左派之对于丁玲，以及前几年因为美国新闻处有位美官吏捧了张爱玲，所有美新处津贴的文艺刊物与作家，都一列夸称颂扬张爱玲，大都是言过其实，几近肉麻。这使以后批评女作家的作品就很难，如果我老老实实说七十分好，别人以为也是言过其实的惯例，打了一个折扣来听，这就把称赞变成了贬抑；如果加五十分变成一百二十分好，以备别人还价来听，则对于老实的读者又变成一种违背良心的侮辱。 因此，在这篇小序里，我要特别声明的是第一我说的是老实话，相信我话的人不需要打折扣来听，第二我说的是我自己的偏见，并不一定是公正的批评。 自从红楼梦被认为文学上的杰作以后，五四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大家庭小说，这是以大家庭为背景写里面人物的综错与蜕变的，其内容与主题往往稍有不同，有的写大家庭的黑幕与悲剧，有的写新旧两代的冲突，有的写社会的变化大家庭的没落，诸如此类，虽具有新的时代意义，但实际上也没有脱离红楼梦所暗示与先照的范围。 中国的大家庭传统，第一次动摇于辛亥革命，第二次动摇于五四运动，第三次动摇于北伐，第四次动摇于抗战。小说家戏剧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写大家庭在这些时代变乱中的没落与蜕变，正是反映各地农业社会家庭的实际情况，所以很能得一般读者的欢迎。以后有许多作家写一个乡村或一个学校或别的社会圈子的人事纠葛及蜕变，也用这种写大家庭变化的手法，有的也都获得相当的成功。 《梦回青河》是写大家庭的错综而以敌伪统治的时地为背景的小说。可以说是我所见到的最晚的一部家庭小说，而我想这也许是大家庭小说的殿军，以后一定不会还有人可有这类大家庭生活的经验了。 我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时，很想看看敌伪时期占领区的文艺。文艺的表现不外是生活的生命的或是社会的时代的，无论是歌颂咒诅或讽刺，总是最可以反映这一个时间里的生命的活动与社会的活动。在长长抗战的历史中，我们的后方出现了不少的小说戏剧散文与诗歌，虽然不敢说有多少伟大的收获，但至少可以看出伟大的抗战时期人民生活中悲喜的面貌，社会行进中动荡的情形。但是可怜得很，整个的广大沦陷区竟没有一本可代表那一个社会的小说，没有一本能表现那个时代的戏剧，也没有动人心弦的诗歌。我只看到一些散文，而也只是些零星的萎弱的作品，既不足代表独特的生命的产物，也不能代表反映特殊社会的作品，有人介绍我两个在当时见红的女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苏青。张爱玲有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散文集，小说所表现的人物范围极小，取材又限于狭窄的视野，主题又是大同小异，笔触上信口堆砌，拉杂拉扯处有时偶见才华，低级幼稚耍弄文笔处大多。散文集比小说稍完整，但也只是文字上一点俏皮，并无一个作家应该有而必有的深沉的亡国之深痛与乎回荡内心的苦闷之表露；也无散文家所必须的缜密的思考与哲理的修养。苏青所写的则也只限于一点散文，以俏皮活泼的调笔写人间肤浅的表象，其成就自然更差。能够让我们有点时代反省与可以让我们见到那个社会的知识阶级的感受的，远不如周作人的几篇散文。可惜周作人也只有几篇散文。如果当时有一个小说家在沦陷区写一部可稍稍笼括那一个时代社会的小说，如果有一个诗人在当时沦陷区反复回荡的写他个人的深浅曲直的观察感受，这该是多么可爱呢？可是竟没有！现在我们要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敌伪时期沦陷区的文学”的一章，则几乎是要交白卷的可怜。 我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於梨华的《梦回青河》是以敌伪时代地区为背景的；而这竟是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人读到的第一部以敌伪时代地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但是，如果我想以这部小说来补充那一段时地所缺少的反映，这当然并不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因为於梨华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学生，她的所忆所感自然是不广不深的。但在胜利以后十几年的时期中，长住在敌伪地区的作家们都没有写出什么，这本小说也就值得我们珍视了。 这本小说的时地虽是在敌伪时代的浙东，但是故事所表现的则与时地没有什么关系，放在别的背景前也还是可以成立的，这也就是少了时代与社会意义的原因。故事以一个姑表兄妹的三角恋爱的悲剧为经，以复杂大家庭几个无法分离又不能和洽相处的几个家庭中前辈几对夫妇为纬。作者在故事组织上非常缜密，发展也极为自然。写来有一气呵成之势。中国这一类大家庭的关系很普遍，作者写得非常写实，而且很成功。细究其成功的原因，故事的紧凑还在其次，主要的是作者在人物的创造与心理的刻画上非常生动，场合气氛的控制又非常得力。作者在创造人物中，显示出作者特殊的才力，无论在写“大姨”“阿姆”“外婆”都有很细腻的笔触，而且随时能运用人物心理去驾御场合，控制场合，用场合气氛去刻画人物心理，但可惜有时缺乏统一，在某一场合人物呈现极其生动，在另一场合上，性格的反应则往往有疏忽之处。如像外婆这样一个控制外公小舅的女人，在以后许多变故场合上，缺少独特的表现，惟一自始至终贯彻得一笔不懈的则是“定玉”的创造，作者笔触所及不但声声如闻其声，几乎是息息如见其人。作者写美云也不可谓不成功，淡淡的几笔都见有力，因稍显不够统一，所以不如定玉。 大致说来，作者写男性，则似稍逊，但总仍能在一定场合中，用不多的笔墨写出其恰好的性格与其心理的发展来控制故事的进行。而且作者的笔触始终是像有带电磁般的力量吸引读者进入她所创造的气氛之中。其运用对白，简洁有力；不拖脱，不浪费，这当然也是人物与气氛成功的原因。 我所最不喜欢的则是美云的遇害两个场合，我们且不说这个场合的布置不合情理。即使必须的话，这样写来也变成了两幕闹剧，有点近乎黑幕小说的布局。以作者的才力与想像，实在可以避免这种趣味的，美云的遇害是全书的高潮，全书在作者笔下，行云流水，曲折回澜，处处都见格调，但用这两场合来椎入高潮，悲剧的趣味就一落千丈，这实在是非常可惜之事。 为这点惋惜，我曾在读完《梦回青河》之后，为作者设想，如何把这个故事改动一下，可以避免这些欠缺。我现在把想到的几种写在这里，作为作者的一个参考，也聊充我与作者在小说写作上的一种探讨，也许这不会使作者厌弃的吧？ 一、使大姨与祖善以及定玉布置了一个场合，利用茵如或其他的人物疑心马浪荡与美云的有染，使整个大家庭有一种谣言，造成了一种人言可畏的气氛，促成国一猜疑，美云想辩白都没有机会，最后以至于自杀。也可以布置国一于弃绝美云后，同定玉接近，可能于他们商议结合或同去自由区时，被美云听到因绝望而自杀；也可于美云自杀后，国一发现美云的冤枉而再弃绝定玉。其中连带着要写到国一的父亲因为要美云的嫁妆与国一的冲突。 如果作这样的布局，牵动全书上面暗示的地方可能不少，这当然连带着要改动的。但主要的自然在写作上比较很费力，在气氛的发展与心理转变的控制上尤需功力。但是我相信作者如果集中心力，用一天写五百字的速度来写，一定可以胜任的。 二、把美云远嫁给一个远地的富有的汉奸地主做妾不妨让马浪荡做跑腿，使他为利而去拍该地主的马屁，可以由大姨与美云的一个姊姊勾通，美云的姊姊为可吞没美云的存款，接受其利用，先将美云搬到姊姊家，从其姊姊家把她嫁出去，或骗她是嫁给国一。 这个布局比第一个设想容易写，也可多有点“故事”。 三、即使要写马浪荡强奸美云，大可以用把美云灌醉，甚至用蒙迷药的方法，在王新塘随便找一个房间小屋——柴间或佣人房——都可以完成，而且比较轻易而合于情理。 这个布局自然更容易写。美云也可于被强奸后，自杀了之。 我个人觉得这个设想，都比作者所用的高潮要好。而我则特别喜欢用第一个。我想在小说写作上，对于这种地方的选择显然是与每个作者的年龄修养气质都有关系。《梦回青河》的作者笔力矫健，文气浓郁如烈酒，所以故事也要爱看强烈的颜色。这与我现在的趣味太不相同，因此几乎许多地方——如夏成德在女生宿舍里公开探手到女生被窝里，以及到校园宣淫等等——我都觉得刺目，这是太现实的题材而写法又是偏不合现实的事理与心理，所以这像是画幅上过分渲染的大团颜色，觉得很不干净。 此外我想到的是作者在文字方言的运用，因为我也是浙东人，所以作者所掺杂的方言，有时觉得很有趣味，但对于不懂这些方言的人，我想可能会是一种隔膜，如“光火”，如“吃生活”，如“把我吃蹩”，如“斯文”，如“打起来倒结棍”……，都不一定是能懂的。但也有些方言上的成语，作者写成合理的文字，运用得很成功的，如“亮晶晶，黑幽幽”，如“见眼变色”，如“眼睛生在额角上”，如“做起弟弟的规矩来”，如“水米不沾”……，我都觉得都使文字添加了一些色泽。 我觉得中国语言，因为文法简约，所以成语特别多，各地方言的各种成语，往往是无法翻译成别一种方言的。为使我们写作的语汇扩充，色彩丰富，纵的方面我们要在古文学文言文吸引有力的表现，横的方面就是要从方言中，以及从外来语中去吸引那些多彩多姿的成语。如果作家自然而自由地随其方言的趣味各自采用，则我想凡不好的经过一两个人一两次用后也就淘汰，好的大家沿用着，慢慢的就会成为极普通的词汇的。这是自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语文就是这样演进的，但是许多人似乎不承认这些事实，想提倡纯粹的北京话，这实在是很幼稚的想法。抗战时，我们在四川，作品中掺杂了四川成语，有的如“伤脑筋”之类，早已为我们普遍接受。现在在香港，许多作品中，见到广东成语，如“生猛”“捞家”之类，我觉得也很可采用，北京话里面如“压根儿”“串门儿”我也喜欢，但我很不喜欢有几个朋友爱用的“棒”“帅”这两个字。这些当然只是个人的感觉，并不是想强人相同，语言文字是有生命的，它的生长是极其自然，愈让其自由发展愈会多姿多彩的。因为我也是浙东人，见到《梦回青河》的作者运用方言的成语，能涉词见趣，因此更觉得亲切可爱了。 上面这些意见，都是个人的私见。也就是一个读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成为《梦回青河》的序，其用意或者还是在抛砖引玉，希望每个读者都说出他们读后的意见。中国自有新文艺运动以来，有人说最有收获是散文，最无成绩的是戏剧，我常不以为然，我以为最无成绩实在是文艺批评。中国在几十年中好好坏坏也出了些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及戏剧家等等，独独没有一个文艺批评家。其原因很多，这里无法详论，但一个伟大的文艺批评家需要有渊博的美学的文学的修养，博览古今中外的名著而又能了解其与时代的意义，此外还应有公正的态度，犀利的眼光，浩瀚的气魄则是真的，而这当然是不容易产生的。一个小说家失败了，还是小说家，最多说他是次等的，文艺批评家一失败，则往往什么都不是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在文坛上摆出文艺批评家的姿态来呼啸几声的，十九都沦为打手与捧角家，倒是把文艺批评的知识作为古文学的欣赏与西洋文学的介绍者，对于文艺教育上颇有帮助，但这则只是课室里书房里的研究，不是文坛上或社会上的文艺批评的使命了。 在这样没有文艺批评家的时代与社会中，我们能多有些老老实实的读者，说点“实实惠惠”的私见也许对于文艺气氛可以有点帮助吧。 这也就是我敢为《梦回青河》写一篇充满偏见的序文的原因。 ——一九六三 徐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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