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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26日凌晨一时许，接到戴天兄的电话：保罗·安格尔先生逝世了！ 有谁会相信，八天之前，在去马尔代夫度假的前夕，曾与华苓、与他通过电话。 我回程途经斯里兰卡，还特地为他购了一个富斯里兰卡色彩的面谱，因为他是面谱的收藏者。 那天电话的另一端发出的豪朗的笑声，仍萦绕在耳。 他说，他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要好。 他说，12月他要偕华苓来港，因为华苓要担任香港市政局主办的“中文文学周”的评判。 他说，他喜欢香港的海港，他仍怀念着鲤鱼门的海鲜。 我说，您来吧，我请您与华苓到鲤鱼门吃海鲜。 言笑晏晏的您，正准备束装到西德波恩与大女儿薇薇一家度假，然后，还有东欧数国的壮游的计划。 83岁的你，还是那么活脱、乐观、自信。 在放下电话的当儿，脑海闪现了您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我对过去，从不留恋。我感到现在非常有趣。我觉得未来才是最迷人的。我总是向前看，我总是属于那种什么事都想干的人。” 一个永远向前看的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中国有一句话，叫老树开花。——真的、我还痴痴地想，也许有一天，您还会创造出什么奇迹来——像您创立的“写作坊”（全美国第一个可以写作获取学位的课程）、和与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一样的轰轰烈烈。 83年夏，聂华苓到中国大陆去讲学，刚巧爱荷华大学放暑假。 聂华苓要我从五月花公寓搬入“安寓”，与您做伴。 整整三个月，我们一应的起居饮食，甚至做家务，几乎是形影不离。 早起，我们一起磨咖啡豆，然后以一个土制的金属咖啡器煮咖啡——这种器具我过去见所未见。共分三层，一层放咖啡粉、一层是扁形的漏斗、底层放沸水，然后放在电炉上慢火煮，在呼噜呼噜的水声中，一股浓烈的香气溢飘四周。 您每早起码要喝三、四个水杯的馥郁的咖啡，而且是“纯吃咖啡式”的，不吃面包。 您一边喝咖啡，一边浏览当天的报章。我则到楼下去看书或温习功课。 中午，只需给您一块火鸡肉（预早烤好，一只火鸡可以吃一个星期），和一碟蔬菜沙律。 下午是您复信——为“国际写作计划”筹募基金、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回信，有时候您还写诗。 黄昏是劳务——砍柴（以备冬天壁炉之用）、剪草、清理泳池（用一只长柄的网兜，捞起掉进泳池的树叶）。 您赤着上身，下身穿着一条专门干粗活用的工人裤，油渍斑斑，在落日的剪影中，凝结成一组力与健的雕像——想想雕像的人物，是一个年逾古稀的人，我每每都会动起感情来。 黄昏的爱荷华，是柔静的，绚美的，也是生气勃勃的。 黄昏的风是温和的，婆娑的山毛棒、橡树，翻翻如细语哝哝。 落日的霞彩，飘进后园、厅房。 我们隔着餐桌，一边用餐，一边闲赏餐桌恒对着的后花园的动静。 后花园远处连接一小片树林，从里边经常蹿出一些动物——您兴致洋洋指点给我看，那一种是烷熊、那是箭猪、小鹿或野兔，还有曳着长尾巴的山鸡。 至于鸟只就更品类繁多了。您也能如数家珍似的，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 您天真地大笑道，它们都是您的朋友。 早、晚两顿以面包屑喂鸟，更是您每天的功课。 我们几乎是每天最多隔天就开着小车，到爱荷华市相熟的面包店去收集隔夜面色。 面包店的老板把隔夜面包置放在纸皮箱内。每当您的车子出现，他们便把盛着面包的纸皮果箱抬出来，放在您车尾箱内。 看到您，他们都亲呢地喊道： “嗨，保罗！” 您在镇内是一个了不起的和很受欢迎的人。 饭后，我们手上各执着一杯酒，一般是雪利酒，——聂华苓临走曾叮嘱我要严密监视您不让您喝烈酒。您却偏嗜爱威士忌加冰。偶尔您嘴馋偷喝时给我碰到，您便像小孩子要求大人原谅一样，要我保密，还向我扮个有趣的鬼脸。 （与保罗·安格尔相处，最令人难忘是黄昏后的一杯酒、一席话。） 晚饭后，呷了几口酒，您红光满脸，一桩桩新的、旧的话题便从您坚毅的嘴唇边流泻出来，如峻岩上的悬瀑，倾流如注。 在这个时候，我是一个安分的听众。 您说到童年，便幽默地说，您是给爱荷华的玉米喂大的（爱荷华的玉米主要是禽畜的饲料，大多用以喂猪）。 您的童年是贫困的，也是快乐的。 您当过报贩、杂货店小工、做过司机。 您出身一个代代务农的家庭。如福克纳自称“农夫”一样，您称自己是“劳动的儿子”，然后便把那一双坚实起茧的手掌摊开给我看，正如何达在诗中所说： 他的掌心深深地陷下，像一个盆地。 盆地的四周，是隆起的高山。 他的五个手指，骨节磷峋，四向伸开犹如五条山脉。 何达认为您的手，是米开朗基罗的：健壮、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 我想，现代的雕塑家应该以您的手入题材。 您说，您喜欢马匹。因您的父亲是替人养马的，您甚至可以同时以左、右手驾驭两辆马车。 您是在马群中长大的，因为您的父亲是靠养马来维持家计的。 马是耐劳、奔腾不羁的。您常常以马况喻自己，宛如您奔腾不息的生命。 哲人与儿童的混合体 不知道是谁说的，大诗人都是哲人与儿童的混合体。 “哲人”是思想的深度。 “儿童”是情感的赤子之心。 您的言论、您的诗作，有着深刻的人民性。 您是属于土地的、劳动的一群的。 在您的性格中，有着童真的成分。您崇尚大自然，热爱小动物，喜与儿童为伍。 您的《美国儿童》（AMERICAN CHILD）诗集，充弥着童年的梦痕。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童稚率真的心灵。 有时，您在后花园发现一只斑鸠什么的，您会大叫大嚷，非要把安寓里的人都嚷出来共同观赏不可！ 有一天深夜，我在厨房喝水，灯火昏蒙中，倏地有一个赤条条的大男子晃入来，他发现了我，掉头一个箭步奔入房，我为之大吃一惊。 不久，传来华苓的格格大笑。我才知道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您。 晚饭后，您喜欢聊天。有一次，晚饭后蓦地见不到您的踪影，后来才在您的睡房中发现您躺在床上，纹丝不动，我在心里打个突，挨近一看，一股酒气扑鼻而来。 于是，我才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 翌天，您若无其事地对我说，昨晚太累了，所以提早上了床了。 这件事是发生在华苓赴大陆访问的期间。 因为心脏不大好，华苓是严禁您喝烈酒的，更担心您醉酒。 后来听说在华苓的面前，您一概改喝啤酒。 安寓夜谈，您谈到最多的，重复多遍的，是您与华苓的恋爱史。 凡是诗人，对于爱情都是再敏感不过。 您说，您第一眼瞥见聂华苓，便钟情于她的风采：娇烧而略带忧郁，而且在第一时间便立定决心，要娶她为妻。 您说，爱情是微妙的东西，当它来了，你就要攫住它，不要让它轻轻地溜走。 这段异国婚姻，使您的事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华苓不仅是您事业上有力的助手，而且是您生活上的保姆。 名闻遐迩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在1965年提出来、并获得您的支持而创办的，后来又在你们两人的协作、努力下发展壮大。 至于您日常的生活，更由聂华苓安排得妥妥帖帖。 你们亲爱无间，“像你的手属于你的手臂”。 在《献给聂华苓》一诗中，您写道： 你教我从水中取木。 你把一切神奇的爱的真相指点给我： 鹰在高空的劲风中翱翔，一动不动。 爱是开向许多门的一扇门。 爱能把一块岩石化为一颗心， 我的赤手能感到它在光地上跳动。 爱情是炽烈，也是凝重的，您说： 因为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你把中国的心指给了我。 要举出世界文坛情侣，可与您俩夫妇的恩爱作媲美，我所能提出的是马克·吐温和他的妻子李薇·兰顿。 马克·吐温一生钟情于李薇·兰顿，他曾告诉朋友： “我结婚之后，她编辑我写的所有东西。尤有进者——她不仅编辑我的作品——她还编辑我！” 马克·吐温把李薇奉为女性完美的精髓。 您之崇拜聂华苓，一如马克·吐温之于李薇。您自称您的脖子上“有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看不到聂华苓，这颗炸弹便会爆炸。 您对中国的认识，是从中国妇女，首先是您的中国籍妻子聂华苓开始的。在《想到我会死在中国》的诗中，您动感情地写道： 在那迷蒙和苦恼的时刻， 我想：中国啊，您把我的 美丽妻子给了我，我在暮年 只好把可怜的骨头给你。 以死相许一个属于他的妻子的异国，这一份感情有多深沉？！ 您说，中国妇女的意志“像地下黑岩一样深沉”。 您甚至把中国比喻作“一个女人”： 像广州的太阳一样热烈 像天空一样不朽。 为了聂华苓，您多次到台湾；也是为了陪同聂华苓，您两度赴大陆访问。 您的《中国的印象》，是访问中国大陆后写的。 聂华苓说，这是一本关于姻缘的书：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具有强烈美国性格的男人和一个具有强烈中国性格的女人结了婚，我们就不会一同到中国来，也就不会有这本书。” 这是中国缘。 在踏足满目疮痍的神州，您在为苦难的人民发出慨叹之余，对于中国的明天，充满了乐观的企待。 您把“世上最伟大的植物”——竹子的性格，譬喻中国的节操： 柔软又坚强，你什么都干， 就是不会走路、说话和抱怨。 你的节操就是中国——优美、 坚强，像明天一样青翠。 艾特略的长诗《荒原》的头一句是：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 您的逝世，尽管离四月还有六天的时间，可是对于您的亲人，遍布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说，是铁一般的冷酷的事实：无形的伤感，如一张巨大的网，恁地挣不脱。 但，对于您自己，却是“死得其时”的（尼采语）。 您遽离在无忧无虑无痛无病之中，连死亡前的一声呻吟也没有。 您生前钟爱于马匹，马是一往无前的，而您是在行旅中离去的，却不失那一道闪光。 您当年踏足妩媚的西湖，曾想到死，一个爱荷华人，在那里想到结束您的“幸福和痛苦日子”。 您想到死，因为脑海涌现中国作家在文革所受到的种种苛待，您为此而难过得要死。 您没有死，因为您相信中国还将活下去。 没有死在中国的您，最终死在离爱荷华玉米田不远的芝加哥。 当然，您将长眠于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爱荷华。 华苓在电话中说，您的葬礼很简单，但很美！ 这是符合您的性格，因为您从来是反对伪饰的。正如另一位诗人雨果所说的： “虚伪与我势不两立；我信我所言，我行我所信。” 这是雨果式的精神，将是永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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