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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郎当的人生路，是一个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已是人到中年了。 青少年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便可以一往无前，宛如一匹骏马，在人生的原野驰骋，没有顾虑，也不必回首睇视。一旦走到人生的中点，步伐不免趑趄，在“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不禁要作“蓦然回首”。 朋友之中，不乏常作自我省视的人。如陈映真、王安忆，他们是严于自剖的人，李欧梵则谆谆敦促中国作家作自我反省。 此时此地，生活如潮水般涌来，人们在滔滔的浊浪载浮载沉，大抵只有挣扎地鼓浪而泳的份儿，已回顾乏力了。 负笈海外两年，停笔两年，返港后断然搁笔两年，老希望有一个审视的理性距离，只有这样，头脑才会冷静下来。因为自问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的人。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面对的是人生另一座山峰。 卡耐基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他应该对自己的责任分清等级次序而选择最崇高的”。在这个浊涵的社会，什么是最崇高的？ 还有人说，四十岁后，“你的价值应该在于你的经验、技能和判断力，而不应在于每天工作十八小时的能力。” 我想，此时此刻，应对所走过的道路作一番检视，不管是蹒跚、还是杂沓，到底那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正当回想联翩的当儿，徐州师范学院来了几封信，要我写一篇回顾的东西，“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编委会约我为自己的作品集写篇“序”，为此，我在恒对鲤鱼门阑珊灯火的窗棂下，匆匆对过去投去目光——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在福建省南安县出生。在山村度过童年，所谓山村，其实是一方圆数里的洼地，群山环列。山是铁青色，在灰色的砾石中，点缀着一簇灌木或一丛野草，土是褐红色的，贫瘠得像干瘪的乳房，挤不出多少乳汁，但却要哺育几千个儿女。这个母亲像患了第三期痨病，孩子直饿得瘦骨嶙峋。山村的世界太湫湢，我在饥饿中憧憬外面的世界。 十岁那年，在菲律宾的父亲申请我们到了香港，到了香港，除了山，还有海，拓阔了眼界。 在香港，我们住在西营盘高街的一幢古旧楼宇里。这层楼共住了七户人家，我与母亲住在一间丁方数十呎连一扇窗也没有的中间房，只能放一个衣柜和一张双层床，我的书桌就是搁在上层床两沿的一块木板。我一边完成小学的课程，一边于西营盘公立图书馆借阅一些新文学著作。 踏上中学，我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开始弄起文学来，成立了豪志文社，并出版油印刊物《豪志文摘》。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大有豪情壮志之概。我们都很想干一番文学事业，后来这个文社在我临中学毕业时因某种原因被解散，参加文社的同学，也星散东西了，我自己仍然在这条道路上匍匐着…… 不久之后，我在香港的《正午报》觅到一份工作，由见习校对、到校对、见习记者，后来当了编辑。在这个期间，我认识了在报馆写专栏的文史学家曹聚仁先生，他在一次与我们年轻记者和编辑的谈话中，勉励我们从年轻开始，便树立自己的文学志向，做一点文学研究工作，长期注意、研读一两个文学课题，假以时日，肯定会弄出一点成绩来。曹老师（报馆同事对他的尊称）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后来的研究当代中国作家的工作，与此不无关系。 离开报馆后，编辑过两份杂志：《风光画报》和《海洋文艺》。《风光画报》使我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也是我后来写下大量游记的原因；《海洋文艺》对我的中国作家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我一方面搜集资料、设立卡片，另一方面把某些存疑的文学问题，得以向作家本人求证和核实。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多次回大陆参观访问中，欣幸地会晤了一些当代中国作家，陆续写了一些作家印象记、访问记和散论，发表在报章和杂志上。当时发表这些文章，意在将中国作家的一些新动态，及时向海外关心他们的读者作一报道，并没预备结集出版的。后来刘以昆先生一再鼓励和怂恿，并为之荐引出版社，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各方反应还不错，后来再接再励，写了《续编》，共约五十万字。 一九七九年十月，《海洋文艺》结束，入香港三联书店，当编辑部副主任，仍然离不开文化圈。 一九八三年秋，我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进修。不久，到纽约大学，攻读出版杂志学，修毕硕士学位，一九八五年暑假从美国返港。 文学活动方面，一九八三年一月应邀参加新加坡第一届“国际文艺营”。同年八月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并成为美国“国际写作计划”会员，后在“国际写作计划”当助理研究员。一九八六年八月应邀参加马来西亚第一届“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等等。先后任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编辑，香港中华版权代理公司董事经理，南粤出版社总编辑，现任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致力于撰写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 1993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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