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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在茫茫的大千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有一个自己的小千世界，这小千世界是可以思考、神游、欢娱、忧伤，甚至忏悔的地方，应该完全不受到干扰，如此，做为独立的人才有意义。因为有了小千世界，当大千世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际，我们可以用清明的心灵来观照；当举世狂欢、众乐成城之时，我们能够超然的自省；当在外界受到挫折时，回到这个心灵的城堡，我们可以在里面得到安慰；心灵的伤口复原，然后做一次比以前更好的出发。 这个“小千世界”最好的地方无疑是书房，因为大部分人的书房里都收藏了无数伟大的心灵，随时能来和我们会面，我们分享了那些光耀的创造，而我们的秘密还得以独享。我认为每个人居住过的地方都能表现他的性格，尤其是书房，因为书房是一个人最亲密的地点，也是一个人灵魂的写照。 我每天大概总有数小时的时间在书房里，有时读书写作，大部分的时间是什么也不做，一个人静静的让想像力飞奔，有时想想一首背诵过的诗，有时回到童年家前的小河流，有时品味着一位朋友自远地带来给我的一瓶好酒，有时透过纱窗望着遥远的点点星光想自己的前生，几乎到了无所不想的地步，那种感应仿佛在梦中一样。 有一次，我坐在书桌前，看到书房的字纸篓已经满了出来，有许多是我写坏了的稿纸，有的是我已经使用过的笔记，全被揉皱丢在字纸篓里，而到后来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内容，我要去倒字纸篓的时候灵机一动，把那些我已经舍弃的纸一张张拿起来，铺平放在桌上，然后我便看见了自己一段生活的重现，有的甚至还记载着我心里最深处的一些秘密，让自己看了都要脸红的一些想法。 后来我体会到“敬惜字纸”的好处，丢掉了字纸篓，也改正了从前乱丢字纸的习惯。书房的字纸篓都藏有这么大的玄机，缘着书架而上的世界，可见有多么的海阔天空了。 安迪台风来访那一夜，我在朋友家聊天到深夜才回到家里，没想到我的书房里竟进了水，那些还夹着残破树叶的污水足足有半尺高，我书架最下层的书在一夜之间全部泡汤，一看到抢救不及，心里紧紧的冒上来一阵纠结的刺痛，马上想到一位长辈：远在加州的许芥昱教授，他的居处淹水，妻儿全跑出了屋外，他为了抢救地下室的书籍资料，迟迟不出，直到儿子在大门口一再催促，他才从屋里走来，就在这时，他连人带房子及刚抢救的书籍资料一起被冲下山去，尸体发现在数十哩英里的郊野。 许齐昱生前好友甚多，我在美国旅游的时候，听到郑愁予、邓清茂、白先勇、于崇信、金恒炜都谈过他死的情形，大家言下都不免有些怅然。一位名震国际的汉学家，诗书满腹，却为了抢救地下室的书籍资料而客死异域，也确要叫人长叹；但是我后来一想，假如许芥公逃出了屋外，眼见自己的数十年心血、自己最钟爱的书房被洪水冲走，那么他的心情又是何等的哀伤呢？这样想时也就稍微能够释然。 我看到书房遭水淹的心情是十分哀伤的，因为在书架的最底层，是我少年时期阅读的一批书，它虽然随着岁月褪色了，大究分我也阅读得熟烂了，然而它们曾经伴随我度过年少的时光，有许多书一直到今天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不管我搬家到哪里，总是带着这批我少年时代的书，不忍丢弃，闲时翻阅也颇能使我追想到过去那一段意气风发的日于，对现在的我仍存在着激励自省的作用。 这些被水淹的书中，最早的一本是一九五八年大众书局出版吕津惠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我的大姊花五元买的，一个个看下来，如今传在我的手中，我是在初中一年级读这本书的。 随手拾起一些湿淋淋的书，有史怀哲的《非洲手记》、英格玛·柏格曼的《野草毒》、安德烈·纪德的《刚果记行》、阿德勒的《自卑与生活》、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田纳西·威廉的《青春之鸟》、赫胥黎的《瞬息的烛火》、沙林杰的《麦田守望者》、梅立克和普希金的小说，以及艾斯本的遗稿，总共竟有五百余册的损失。 对一个爱书的人，书的受损就像农人的田地被水淹没一样，那种心情不仅是物质的损失，而是岁月与心情的伤痕。我蹲在书房里看劫后的书，突然想起年少时展读这些书册的情景，书原来也是有情的，我们可以随时在书店里购回同样内容的新书，但书的心情是永远也买不回来了。 “小千世界”是每个人“小小的大千”，种种的纪录好像在心里烙下了血的刺青，是风雨也不能磨灭的；但是在风雨里把钟爱的书籍抛弃，我竟也有了黛玉葬花的心情，一朵花和一本书一样，它们有自己的心，只是做为俗人的我们，有时候不能体会罢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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