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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从12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45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致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它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60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24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下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丁丁丁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铃丁丁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个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道。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摘自《太阳下的风景》） 之二 凤凰县是一座山城，城墙沿山蜿蜒而成，上上下下绣成一个个不大的花边。现在的人口也不过才17000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居民想必就更少了。 北门城外有一条清水河，河底满是卵石和房子般大小的石块。行家们在那儿钓鱼，孩子在那儿洗澡（我们把游泳都叫做洗澡，大小苍蝇和蚊子一律部叫蚊子）。 河上游，绕几道弯就是苍翠之极的峡谷，两边的竹林和古树盖满了山岩，太阳要在一定时候才照得到某块地方。黄鹏和画眉在里头唱歌，高高的岩石上懒洋洋躺着等太阳的豹子。 大清早，太阳隔着浓雾照得满河通亮，北门河岸尽是洗衣的女人，用“芒槌”在使劲地捶着衣裳，大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就在河边打了起来，滚在水里搏斗！……可恨的是，交战双方的年轻丈夫居然搭着肩膀坐在城垛子上观战，褒贬着战况的得失。 河下游有一组密集的景色。 一座挂满了高高低低房子的三拱桥。桥上依然一条街肆，卖粉面糕点，针线，中药材，年节用的纸钱神供，绣货，衣着，皮货，皮鞋，过路伙食，丹膏丸散，老鼠、跳蚤药…… 桥左河边一排吊脚楼延伸到红岩的地方就开始拐弯了，以下的楼房大多夹着盛开的桃杏花和桔柚果木。桥右近处一座小山名叫“诸葛亮”，其实是诸葛武侯寺，山上多高树，适于乘凉和远眺。端午节划龙船的时候光看这山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苗族阿雅就不算自来凤凰一趟了。 岸边有打铁铺。一般说，铁匠的脾气都不太好，眼睛鼓鼓的，而且瘦，但是力气大。他不像屠夫，屠夫们会蹲在案桌里头用火锅子炖好吃的东西，喝大碗的包谷烧酒，粗着嗓门放肆地讲下流话。铁匠不同，他们深沉，说一句话有两斤的分量。徒弟努力用心思领会师傅的意思，长大也好像师傅那样工作。他们倾前倒后地拉风箱：从炉膛夹出红通通的原料来敲打。徒弟抡重锤，师傅拿小锤，看起来不公道，实际上小锤是根音乐指挥的指挥棒。三两个人按照一声号令敲打起来，四射的钢花，威严到家。事情完了，利用余火，架上饭菜锅，糊里糊涂吃一顿饭完事。铁匠家请客是没有什么好吃的，连他们家的饭菜都很“严肃”。 但是岸边的铁匠打铁能弄出很好的声音。打个比方，你用一个大碗盛大半碗水，你轻轻敲着碗边再让它荡漾起来，那种声音放大一万倍，就是大桥边铁匠打铁的声音。说的是荡漾与回声。三面是山一面是桥，底下是水！一个岩石造成的大碗盛满的水…… 这里把山鹰叫做岩鹰。大桥边的岩鹰很多，老是在空中盘旋，然后一下子窜起来把水里的鸡肠鸭肚叼在爪中。它们嘤嘤地叫着，十分之自在。 正对着大桥的地方叫万寿宫，有精致的楼间和十余棵古柏，门口石板砌的平台可看到大桥及左右的正面风光。柏树长得森穆可敬，一种什么白鹤和灰鹤经常在上头做窝。宫右边的民房群设计得很花心思，一扇扇糊着白纸的窗子很叫人动心。万寿宫过去租给人做道场，几天几夜锣鼓喧天。晚上放荷花灯，眼看着几百盏发着温暖粉红光点的荷花，伴着萧笛细打漂到远远的下游去…… 再下去是“蛮寨”，许多桃李花和梨花树木，清明节上那儿挂坟，坐在嫩草坡上吃“社饭”。 城里头全是青石红石铺成的街道，石板下有水渠以消化积水。下雨的时候，半夜三更能听到墙外穿钉鞋路过的行人，庙宇檐角铁马风铃的声音。 凤凰山上有庙，庙里有和尚道士和尼姑。孩子们不太喜欢尼姑，剃光了头的面孔，缺乏营养，表情呆滞，看了令人失望。女人天生应该可爱，和颜悦色，会唱山歌，会骂人。她们不可能会。她们只会念经，而且难听。孩子们只佩服她们一样，住在山上的大庙里居然不怕鬼，甚至相信她们真的有点什么法术。 和尚就不同，可爱得多。首先是跟他们开玩笑不生气，穿着也很有点意思，尤其是腿上那一副绑腿很像是真的快客装扮。他们时常提了根禅杖，捏了个钵子到处化缘，精神得很。 道士们比较孤僻，有副自高自大脱离群众的神气。孩子们进道观去看点什么马上就给轰出来。但是孩子们好奇，总有办法趴在墙头看他们过日子，原来他们跟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哈哈大笑，也会骂娘，也谈一些令我们大吃一惊的东西。他们的长相有意思，穿着也令孩子看了舒服。那一股长胡子留得确实好玩，和书上画的一模一样。 住在山上庙里又不是和尚、尼姑、道士的，是一个打更报时的妙人。 黄昏一到，观景山就会响起“更梆子”声。九点以后，二更开始直到天亮，“更”声就会不绝于耳。众人皆睡他独醒。众人在他“更”声的摇篮中安息。 准确，忠于职守成为习惯，加上他整个上午在山上熟睡，人们几乎偶尔才想到他。例外的是半夜里哪家失火，他就会马上敲出密集的“更”声报警，某种节奏点子使内行人一听就明白是城内外哪个方向出的事。 换“更”的时候他也敲出三两分钟的密集点子。这位孤独而寂寞的“更”手，对自己这份职务是颇为精益求精的，下午睡醒下得山来，他会在街上拉住一个熟人问： “如何？三更换四更的那个点子密不密？” “‘潮神’！哪个三更半夜躺在床上听你换更！”（“潮神”是精神病的土话） “没听到是不是？那么今夜间你注意听，我再认真来一盘！” 他图什么呢？有什么好图呢？神圣的职务并非都是通俗易懂的。没有谁爱过他，连他曾经以诗情抒发过的“摇头摆尾踱方步，学堂女生随侍着”两句愿望也没有实现，所以也没有子女。什么时候离开人世呢！谁也记不起来了。 小学在傍山的一座高坡上，孩子们学过四书五经，诗词欣赏，也学过自然科学和“的、了、吗、啊”。校舍很古老，周围是庙、寺，有许多菩萨。一座幽静异常，满布奇石怪壑的石莲间就在学校的左边，石级、亭台、庙宇给一种结黄果实的名叫“毗利扒子”的树阴层层覆盖，几乎不透阳光。这真真算得上是留给后人的一个高尚而聪明绝顶的建筑艺术遗产。 不能说，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驯服的。 尽管你学校办得再好，对子学生来说几乎都是牢笼。学校和社会相比，知识和有趣范围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上学的路上，出东门向南门沿城墙半里地，整条“边街”都是雕刻菩萨的。今天才是一个雏形，五天后就会变成一座神形俱备的坐式观音。怎能不令一个在课堂呆坐的孩子悬念？ 城的另一头有纸扎铺，竹蔑片扎成的一丈多高的鬼王架子，一天工夫糊上了纸，三天之后全描上了金碧辉煌的颜色。由于铺面大小，而不得不在街上进行工程操作。半夜三更来了暴雨，孩子便会为那个不幸被淋坏了的鬼王惊醒。 一位姓侯的哑子，是凤凰孩子们的艺术旗手。他的作坊是孩子逃学的庇护所。他的风筝、狮子、龙灯的手艺是全城好手之冠。他和他的外婆相依为命。隔三两年就会发一次疯，到处跑，吃狗屎，然后又正常起来继续做他的风筝，画精彩的古代人物。从哪里学来的本领？谁也不知道。完全是一套永乐宫壁画的元代绘画传统。他的经历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西门坡底下，、一个没有妈的七岁苗族孩子，用墙上剥下来的石灰，在石板上画画，画人骑水牛，水牛过河，苗妹崽放马，水门口木船运桔子、甘蔗，老师长坐八顶拐……生动而精确。他流着两条又长又黄的鼻涕，在他的画前，流不流鼻涕就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遗憾的是他爸爸不喜欢让别的孩子跟他一道，怕别的孩子伤害他罢？叫他一声，孩子马上起身往回走进他那又小又黑的屋子里去。这真使人怅惘而忧郁。 一位杨老先生教孩子们《古文观止》，有时还讲一点音韵知识给孩子们听。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赤塘坪远远传来杀人的号音，孩子们一哄而起地跑得精光。 那时候赤塘坪经常杀人。杀人就是斫脑壳。10岁、8岁大的孩子，那时都看过斫脑壳。成人们聊天时，常提到哪一个犯人挨斫之前值价的气派和哭哭啼啼不中用的表现。为什么要杀这些人的问题却很少为人谈起。一个人的权力大到说杀谁就杀谁的程度，调查研究还值得几个钱呢？可也是。 有一天道台衙门门前，绑来一个叫做“鸡公大王”的人，奇怪的是一座倒栽着的木菩萨绑在他的背上，围满了人。 “你要死了，晓得吗？”孩子问他。 “唔！唔！唔！” “干吗他们要杀你？” “唔，唔，唔！”他喉咙里只肯发出原始的回响。 北门考棚对面有座高大的照壁，钉着几排铁钉。时不时从乡里挑来一担担切下来的人头，其中还有几岁大的孩子，一串串人的耳朵。人们才明白钉子的用处。 五六十年以前的凤凰，真像外人所传说的是个奇幻的乐上吗？ 冬天，人们走街串巷去看滩堂戏，家家打粑粑，四处有梅花开，半夜满城猪叫，爆竹响个通宵，接着是狮子龙灯一直闹到正月十五。 春天来了，草绿了，遍山阳雀叫，乡里的“春倌”进城，提了装着春牛和“傲谩儿”的篮子，到家家户户去“讲春”唱歌，报告节气。孩子们开始放风筝，上山摘“茶苞”，采好吃的“毛毛针”，蕨菜…… 夏天，孩子们下河洗澡，捉鱼，跟大人赶场，跟大孩子上山看他们找女孩子唱山歌。到松树林子里捡苗子，太阳快落的时候才过“跳岩”，远远看见坐在城垛子上吹竖笛的小苗族孩子，真是又好看又好听。 秋天木叶凋零，到处沾染凉气。一筐筐的桔子、袖子、板栗、核桃挑进城来。孩子是大人的跟屁虫，在山上满处跑，捉果子狸，网鹌鹑，打野鸡、豹子、野猪。 有时在家里能听得见算命先生拉胡琴过路，上街上看外省人耍猴戏，或是带着小女孩和小狗挨家挨户表演“狗舂臼”…… 即使是孩子，也能朦胧地感到一种特殊的社会变异、震动和不协调。为什么诗意、牧歌、欢乐能跟苦难、愚昧揉合在一起呢？活像满满一碗调和了蜜糖的痛苦的眼泪。 民族文化命运的悲苦，与民族文化所表达过的悲苦内容根本是两码事。文化是经得起苦难的研磨的，它永远不会绝灭，只是它表达的方式和形式多种多样，有时甚至仿佛只剩下了零。记得许多年以前，跟一位朋友在颐和园参观慈禧太后的床，硬木板上垫着丝棉褥子，我说：“多愚蠢的生活方式！” 那位朋友笑了。他说：“幸好她愚蠢，如果聪明，今天我们怎么得了。” 那是实话。落后的暴力，怎能适应人民强大的意志关系？不单历史站在人民这一边，连大自然也站在人民这一边。 凤凰县那时候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崩溃是必然的了，山雨欲来，当地的老百姓若不是找一片屋檐躲起来，便是让鲜血淋得全身湿透。跟外头有点点关系的家庭，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走。有抱负的青年则远远地走向延安。 风景和情调当不得饭吃，正如一年不看画，不听音乐死不了人一样。生命的末端是个最实际的所在，也是最令人费神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 20来岁的小伙子，在10岁孩子的眼中已经是个很老的人了。老头子、老太婆也是天生就有的。孩子最害怕的是过完暑假、寒假以后的开学，怕星期日的下午。有的孩子甚至认为成人是非常愚蠢的，有了钱却藏在口袋里而不去买东西吃。 但是也有佩服成年人的地方。 学校的老师其实也是个大孩子，也在忙于自己的前途的设想和行动。许多事情是颇使孩子们佩服而受到影响的，那就是读外来的杂志和课外书。 老师们订了杂志，孩子们也沾了光。孩子们从那里发现了书本以外和县城以外的世界。 杂志中，当时最受益的是《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其中许多作品，训练了孩子用漫画的角度去推动观察和思维能力，迅速地判断生活中明显的错误和正确性。它很合乎凤凰当时这个动荡的小城的孩子们的口味。 人可以用各种角度和方式去品评世界：用漫画的角度看世界却最有趣味，最有力量。孩子们的交谈，有时不免也让成人们偷听到了，他们又发生疑问：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发育过早？” 在班上的壁报中出现《时代漫画》与《上海漫画》改头换面的嘲讽凤凰社会和开学校玩笑的摹仿品。校长还好，他只觉得孩子的作品不太高明，笑笑完事。孩子自己倒得意非凡，真以为自己掌握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武器，居然大着胆子，老着脸皮把一份叫做《坦途》带有漫画的壁报贴到女子小学门口对面墙上去。后来也没听说有过什么辉煌的战果。 从此明白，有种美术只要先把事情想好，凑合成对比很明显、很好笑的比喻，画它出来，即使画得不怎么好，也都能算是对社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然，也增加了自豪之感。这类的孩子不少，几十年以后，打听了一下，为自己从小养成的这种思想习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个小山城里就出了不少“右派”。 （摘自《蜜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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