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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里，我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忘却那栋房子和它的主人，一心一意地开创着自己的生活。我干得不坏，得到了博士学位，在纽约找到了工作，也结了婚。可以说我已经顺顺当当地进入了美国的白领阶层，过上了那种讲究消费的“雅皮”生活。戈登医生和我从此天各一方，两不相干。要说有什么，只余下这么一点点：我找的丈夫，也是一个医生，一个美国医生。虽然我很清楚，模仿是拙劣的。但是，在很多时候，你得承认，那种不能释怀的感觉有非常惊人的能量，如果不找一个适当的渠道释放出去，后果难以想象。总之，我的丈夫是个医生，而且他也堪称是个和气的人——我对和气简直着了迷。直到共同生活了若干时候，我才发觉，在和气的外壳下，我丈夫和戈登医生南辕北辙。如果用绘画做比喻，我丈夫该是一张写实主义的画，那种一丝不苟地照了现实描摹的样本，处处遵循着眼睛所能看见的实体落笔。而戈登医生却是一张表现主义的画，它并不留意图像本身，它的颜色和线条表现的是像外的意义，这样的画意境空灵，在一个看不见的通道上洇染你的心。 我得承认，有时候我还是会突然想到戈登医生，尤其是他那个晚上对我说的话，是让我大费心思的：不要只活在表面。什么是表面，我现在一步步做成的事，得到的报偿是表面吗？如果是，那么这个表面对我就是实质，它们丝毫也不表面，依赖着这些事，我改变了自己在美国的身份地位和物质待遇。现在，我的职业很不错，我丈夫的职业也很不错。我们没有买下像戈登医生那样的大房子，但我们的公寓在纽约是属于上等的，我们有轻车暖裘，有投资保险，我们在纽约这部庞大的现代机器里合辙入轨地运行着，生活在机器的法则下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甚至我和丈夫的感情生活都是按部就班的。逢到我生日，他必定送花，逢到周末，他必定陪我到中国城去吃饭，一个月到卡耐基音乐厅听一次音乐会，隔一段日子就和亲近的朋友聚会一次，喝着香槟，吃着烤肉，谈股票，谈大选，谈电影球赛，谈热门新书。每年出门旅游两到三次。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模式，美国的便利，到了这种时候，你才可以体会到最为充分。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我其实完全可以把戈登医生放下了。 我想，我的确是把他放下了。 在一个秋日的正午，我在午餐期间，信步走出公司的大楼，想在一家沿街的咖啡馆独自吃饭。间歇性的，我有时需要躲开所有的人，只和自己相处。我在一家店面漆成深绿色的小咖啡店沿街的桌子边上落了座，慢慢地喝着咖啡，吃着一客奶酪蛋糕。咖啡店里播放着蓝调音乐，是钢琴曲，跳动的节奏里有一种压抑着的情怀，两只鸽子落在咖啡店的门口的人行道上觅食，踱步，行人走过去的时候，它们很不耐烦地侧一侧身体，走开几步，支着脖子，咕咕地抱怨，然后再走回原来的地方。这家咖啡店放在露天的桌子有五张，我旁边桌子上的是一对年轻男女，背对我的那个男的留着长头发，稻草色的，在脑后用一根皮筋束着，穿了一件麻袋似的大外套，对着他坐的女子，却是极短的头发，染成漆黑的颜色，眼眶也画成黑的，嘴唇涂得乌紫，皮肤却又白得扎眼，穿一身紧身的黑衣。这两个很“酷”的现代青年，坐在一起并不互相说话，都在看报。隔了他们的桌子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个头不大，穿着牛仔布的衬衫，头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着，低了头正在吃东西，这第二个中年男人，让我的心跳了一下：他长得像戈登医生。我独自微微笑了一下，对自己摇一摇头：哼，戈登医生。 正在走神儿，邻桌的两个男女站了起来，那个扎马尾巴的男士把报纸往桌上一丢，说：他是个白痴，心理变态者，没别的。 女的说：还是个有名的医生，怎么会？ 那有什么用，照样变态。 他叫什么来着？ 哦，戈登，戈登医生。去他妈的，走吧。倒胃口的家伙。 我的脑子像荡秋千般的朝他们荡过去，荡到一半，突然被推了回来，慢着！他们在说的是什么呀！？没等那对男女走开，我探过身就去抓他们丢下的报纸，那个女的对我的冒失动作嫌恶地撇了一眼。 《纽约时报》上一排黑体大字跳进我的眼帘： 名外科医生心理变态，房中藏匿女尸数年。 我被当头敲了一棒，眼前一片漆黑。冷汗唰地从全身的毛孔里冒了出来，寒颤像潮水一样，一阵阵袭来，使我像一个发了癫痫病的人，彻底失去控制，抖成一团。我的身边咖啡桌，读报的胖男人，吃东西的男人，鸽子……倏然远去，退到了地平线以外，而我却被留在一个空洞里，这个空洞把我死命地吸进去，吸进去，除了耳朵嗡嗡作响，我完全听不到周遭的任何声音了。直到恍惚间眼前有东西在晃动……我拼命辨认，才看出是一张男人的脸在对我说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对我说话。他说了又说，最后，我听明白了，他说的是：你没事吧，要不要帮忙？我闭上眼睛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让头摇了摇，心里烦透了这个好心人，我不要任何人在这种时候打搅我，而且我还有一个念头，生怕他看见我手中的报纸，仿佛那是一个我还可以为戈登医生守住的秘密。 我甚至都还没有读这篇报道的文字，我就知道，这是他，就是他！他真的做出了这种事！他真的做出了这种事！！这一下他可把自己给毁了呀！！！ 我努力让自己站起来，惊讶地发现太阳下的纽约街道是无色的——一片惨白。我让自己往路边的电话亭走过去，身体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唯一让我感到实在的只是手上的报纸。我把报纸紧攥在手里，虚着步子捱到路边的电话亭里往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对秘书说，我突然头晕不适，今天下午不能去上班了。然后我走进这家咖啡馆的深处，坐在幽暗的屋角，开始仔细地读报上关于戈登医生的报道，报上披露的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戈登医生在心爱的妻子去世之后，怕葬在地里引起尸身的腐烂，就在墓地建了一间石砌的冥室，置放他妻子的棺材。并在冥室建好之后，天天都来造访这间石屋，不止一个人看到他清晨从石屋中出来，显然他常常在里面彻夜工作——处理他妻子的尸身。然后，突然间，他完全终止了对那间墓地冥室的造访。显然，那时，他已经把尸体移到家中去了。 尸体被专家彻底检查过，内脏和眼球都被取出，整个尸身被特殊的药水处理过，而且置以防腐的香料，的确已经没有任何腐烂的可能——戈登医生的技术真的非常高超(报道上原话)。眼球用两颗人造的玻璃球代替，尸身脸上戴着一个面具，那是戈登医生妻子的冥像，是戈登医生请人照了他妻子的形象特制的。戈登医生就把这个木乃伊置放在自己的房间内，与自己常年独处一室，甚至蒙骗不懂事的养女，让她叫这个木乃伊妈妈。 戈登医生为此已经遭到拘捕，并且要通过专家测试，如被证明有心理变态，他将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戈登医生的养女也将接受专家的心理测试，如有不正常倾向，戈登医生将以虐待罪被起诉。现在女尸已经从戈登医生的家中移走，被地方政府下葬在无人知道的地方，以防被这位痴情变态的丈夫再度劫持。 戈登医生通过自己的律师面对媒介的说词是：这并不是一件蓄意所为的事，而是在一开始，戈登医生的确心痛妻子的遗体会在地里被细菌侵蚀腐烂，因此才想到建盖冥室。但他觉得这仍然不能避免腐烂的问题，于是，便想到用药水去处理尸身，防止腐烂。只是在尸身处理完了以后，他才有了移回家的念头。因为，他天天去造访冥室，渐渐觉得，他一个活着的人，天天可以和死去的人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能试试让一个死去的人和活着人在一起。作为丈夫，他依然有照料着死去了的妻子尸身的义务和权利，而且作为一个医生，他具有照料保存她的能力。这种做法虽然罕见，与社会通常的习惯相悖，但对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而言并非闻所未闻，对历史，对民俗学略具常识的人不难找到类似的例子。这种保存的意识是人无以寄托爱的特别手段，虽然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和情形中，但不失某种合理性。戈登医生采用了密不示人的方式，只是为了尊重大众的习惯，而不是在从事罪恶。他这么做实际上并没有妨碍任何人，也没有构成任何公害，这完全是他家庭内部的事，不触及任何刑法条款。对于他的养女，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欺骗过她，随着她长大，他早已经把这个事实统统全对她说了，她完全知道她面对的是什么——这有他女儿的证词作依据。虽然是个孩子，但她和他一样，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丝毫不为此大惊小怪。这个所谓奇闻的全部基础仅是习惯而已。法律不应该对习惯进行制裁，即使这个习惯只为最个别的人拥有。 读完了全部报道，我在那家咖啡店整整坐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要不是考虑到丈夫，我还会再坐下去。面对一杯早已冰凉的咖啡，我在努力地让自己被颠覆错位的内部重新拼凑起来。一方面，我尖锐地感到自己的心在疼，一味地疼，持续地疼，明确无误地为那个戈登医生在疼；另一方面，我听见一个声音异常冷静地对自己说，现在，好了，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你可以完全抛弃这个人了，把他从思想上，情感上，心底里完全抛弃出去。你不能让过去了很久的那两个月来影响你，你更不能让这个做出如此丑行的人来抓住你。他跟你没有关系，明白吗？没有关系！事情发生了，你只管踩过去，走开，多么容易，你什么也没有失去，你什么也没有被改变。跟那两个人一样，骂一声白痴，然后把这杯冰凉的咖啡倒掉，换一杯热的来，喝下去，擦一擦嘴，涂好了口红，站起来走出去。 但是，我站不起来，我浑身软得根本站不起来……戈登医生栩栩如生地站在我的眼前，一下子洞穿了这些年好容易拉开的距离，再度和我在月光下的凉台上相遇……每一个细节都在感觉里复活了：他穿着仿牛仔布的蓝衬衫，结实而坚韧，他抬眼往上看星星，他两臂交叉放在胸前，他轻轻地笑，摇头，他抚着我的肩膀，他抱住我对我说的话……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和蔼，温存，体贴，优雅，专注，爱到不择手段……这一切究竟是什么？让我感动到永生永世的这一切？我活到这么大了，没有什么人让我如此感动过，我舍不得失去这样一个生命的坐标，即使他做出了这件事，我还是舍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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