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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开车去布兰诺高中的网球场打球，这里聚集了许多过去近十年来从中国大陆来美留学，毕业后在本地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球友。虽然有的人不是每次都来，有的经常会出差，但打球的搭档基本上是固定的，主要是和生手打球很难配合默契，兴致也就少了许多。这天，平时经常与我教量长短的老高很晚才来，我们几个早到的开完笑说，他一定是昨晚和老婆“运动”的太累了，所以起晚了，没想到平时总是乐哈哈的老高两眼一红，竟蹲在地上抹起眼泪来……，等我们俩坐进他的车里后，他才告诉我他“下岗”了，老婆也闹着要离婚……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有今天。曾几何时，“下岗”一词在中国大陆人中流行起来。下岗者——失业者也。特别是去年我在南京的弟弟和在上海的妹妹都下岗时，我还劝他们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告诉他们只要我在美国，就保证他们在国内过上小康水平，他们两家的生活费都是由我每月寄钱给他们。因为我对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很自信。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去麻省理工学院作了两年博士后。先到两个小公司积了点经验后，然后到爱立信网络公司的研究和发展部任职。研究和发展部是关系到公司发展前途的重要部门。里面配备的尽是精兵强将。记得刚去的时候，大家都磨拳擦掌，恨不得准备把终身献给赏识自己的这家公司。五年过去了，我自认为对公司贡献满大的，所以每次在电脑上看到裁员的消息，都不是很在意。去年还在西布兰诺买了一栋三十多万的房子，并叫老婆辞职在家，专心伺候我和教育孩子。但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上星期五，我正在准备去东部出差的申请表格，公司的一名主管我们这一摊的付总裁来到我的办公室。随即将门一关，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心想，糟糕，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上次做的项目会不会出了问题？我下意识地嗯了一声。付总裁接着说：“你知道公司目前的情况不太好，我们决定让你走路。”我心里格登了一下，我被解雇了。付总裁看出我心里不好受，无奈但又带安慰地说：“我们已经努力争取要留你，实在是没办法。一旦公司的情况稍有好转，我一定打电话招你回来。”我心想，只有天知道将来会出什么事，你老先生自己还不知会在这里干多久哩（果然，几个月后他也被解雇）。接着，他拿出一些文件来说道：“这些文件你得签个字。你最好现在就退出你的计算机帐号。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上班。你今天下午五点以前一定要离开这里。离开时，将你自己的东西带走，把公司的东西留下。我会来检查你的东西，然后给你出个证明。你方能通过门卫。” 我接过文件一看，无非是说我将永不泄露公司的机密，公司拥有我在此工作期间一切成果和专利权等等。我呆了两分钟，无可奈何地签了字。交出钥匙和工作证，并迅速整理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去向各位同事告别。这时我发现同时被解雇的还有好些同事，包括我的顶头上司，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弗兰克，还有和我同一办公室的克里丝蒂，当时正在度假，她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刚毕业不久。弗兰克以前在一家第一流的计算机公司工作，被解雇过好几次。因此对找工作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当我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在四处打电话联络亲朋好友了。众所周知，在美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靠私下了解的信息和关系找工作。开一句国内的玩笑，亦即“水平供参考，关系最重要”。弗兰克安慰我说：“就你的教育背景和学识，再找个工作不会太难。而我年资较高，再找个工作就不那么容易。”他也是一脸的无奈。我知道弗兰克已是快六十的人了，已经接近“老年人的坟墓”。在美国年纪越大越不吃香。 我又去向另一位也被解雇的同事告别，他是一位工程师。因为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几天前才和我共同庆祝了生日。这下岗也算是公司给我们的生日礼物。他很痛苦的对我说，“象你这样找一份新工作不会很难。我没有好的学历，可能唯一找得到的工作是到超级商场去当售货员。”这意味着一下子掉到社会最底层。 转了一圈回来，坐在自己的也马上就不是自己的办公桌前，心里很不好受。想一想自己从明天开始就是在大街上没人要的失业者了，真正的无产者，而今天以前还是受人羡慕和尊敬的所谓白领阶层。很有从九重天掉到九重地的感觉。只有亲身经历过失业的人才会有此体会。 记得七十年代末，国内有一个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太对啦！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一样只是出卖劳动力。记得有同事安慰我，说这解雇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别往心里去。我说，这当然不是针对个人的，因为企业的决策人只是视雇员为数据，谁知道你是张三还是李四。资本家把我们当作挣钱的工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根本无所谓失业者遭受的生活上和心理上的痛苦。报刊上常常登一些文章，说失业者之所以被解雇是他们没有本事。事实上，造成失业的原因十有八九是企业管理不善或者资本家为了榨取更高的剩余价值。也有是经营战略改变的缘故。例如我以前工作的那家公司，由于老板的儿子，一个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当家，起用一批自己的亲朋好友，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股票下跌。这本是经营管理者的错，结果是员工承担后果。这与被解雇者的表现和专业水准毫无关系。在那些被解雇的同事中，三人是从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好的工学院，如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和博士后，水平应该是第一流的。要解雇照样解雇。 有人说，失业者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他们只会干一种工作。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是万金油。怎能要求一个车工去修计算机？又怎能要求一个编程序的专家去开拖拉机？本来，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不是说要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么？殊不知，越是现代企业，分工越细。只能要求一个人干一行专一行。一个公司经理，是愿意公司的职工个个不务正业，还是愿意他们专心做好本职工作？答案只能是后者。更何况许多决策者，也是造成他人失业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一句话，不要落井下石，把失业的责任推给失业者。 裁员的理由是能提高效率。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不见得。狭义上的效率往往是指企业的效率。但对一个国家而言，要考虑的是社会总体效率。人和物不同之处在于，人不是商品，不能象物那样用完了就扔。被企业解雇职工，每天都得吃饭，总得让他们活着。给失业金也好，救济金也罢，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再说高失业率和巨大的贫富悬殊，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高犯罪率使得人人自危。就是富起来的人生活也不愉快。比如说，在去年的圣诞、新年期间不到一个月内，就有加州影星考斯比的儿子被枪杀。在洛杉矶光天化日之下还上演了一场三百警察和几个银行劫匪大枪战，警察的手枪自然不敌劫匪的冲锋枪，造成十几人伤亡。因此还得雇更多警察以更好的装备去加强治安。监狱里人满为患。美国在押犯的人数从十一年前的七十四万增加到今年的一百六十三万。光关那么多人这一项每年就得花去至少七百亿美元。而这种在不安全的环境中生活的恐惧所造成的对人们心理上的伤害，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的。这不就是今天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吗？如果一个企业能雇尽量多的人，虽然表面上看来企业利润少了，但从社会总体来看，则是利远大于弊的事。所以，政府为了社会稳定，也是主要关心就业率。至于哪个资本家挣了几个钱，这不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我昨晚想了很多很多，我都有恨不得拿把枪，去街上杀几个资本家的冲动。 还是马克思他老人家看得透彻，对资本家来说，提高效率是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代名词。社会总体效率并非他们的兴趣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维持一支失业大军来压低工资，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失业。美国的股市随失业率的波动就很能说明问题。比如说，政府的统计数据报告说就业率上升，华尔街的股市就下跌，原因正是股东们认为企业雇了太多人，花了太多的钱付工资。能榨取的剩余价值就低了。相反，去年波音公司一宣布裁员，并要求留下的雇员必须超时工作。股民们认为更有利可图，它的股票顿时就升值。所以许多美国公司为了取悦股东，即使在盈利的情况下也裁员。使得失业成了美国人的家常便饭。另据报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裁为了给自己加工资（几千万美元的年薪），一下子裁掉一大批雇员。望着电视中被采访的失业者，其中不乏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那副欲哭无泪，痛苦万分的样子，着实让人心酸。他们中许多人被搞得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我那些被解雇的同事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目前也差不多了。 尽管业主解雇人主观上也许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益。但往往会事与愿违。解雇了一批人，对剩下的人而言是一个不祥的讯号。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下一个被解雇的目标。这样，这些人只要有机会就要跳槽。人心思走，企业里的士气就全垮了。根本谈不上工作效率。这正是我在爱立信公司所见到的。前几天，我在广播里还听到一个故事，说是一家日本公司在美国的汽车厂在公司经营情况不好时，坚持不解雇工人，而是让多余的人员轮流培训。一个职工的家属就写信给公司，说他为自己家人能在这样的公司工作感到自豪。这样的事在美国公司是极为鲜见的。我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美国生产的日本车也比美国车的质量高得多的原因之一。企业若是任意解雇职工，职工又为何要关心企业呢？要提高效率，只能通过发挥广大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精神，而不是相反。 许多人认为提高效益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是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什么？没有人能否认，资本主义也发展生产力，然而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比较没有良心的发展。它是为了让富人赚得更多，哪怕穷人更穷。例如，新技术的发明也许使资本家和股东们的腰包更鼓，但同时使更多的人失业。对失业者而言，这种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是贫困和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可能导致社会退步。如果效益的提高要以人民失业为代价，那就失去了这个社会和政府存在的真正目的。 虽然我来美国十年了，但我对大陆目前的高失业率很有看法。有一种论调称，今日的中国，许多国营企业的职工失业，是由于“旧体制”下雇了太多人之故。但对上海一下解雇几十万纺织工人，有计划地消灭全国第一的上海国营纺织系统又作如何解释？我妹妹和妹夫在上纺一厂工作了十多年，下岗后俩口子的失业金不到四百元，连她儿子的学费都不够，更别说吃饭了，如果没有我这个海外亲戚，早就去喝西北风了。现在的“下岗”，往往是全企业性的，以减少冗员为由缺乏说服力。还有经济学家说，失业人群剧增是人口过多之故。这也是无稽之谈。人口的增长不是跳跃性的，与当前这种短期内大规模失业不能同步。在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营企业的全面崩溃。这是经济改革以来国家对国企歧视性政策的恶果，也是太多蛀虫在里面侵蚀的缘故。在西方的指挥棒下，经济改革把原来生机勃勃的国营工业一步步逼向深渊，就像今天的俄国一样，真可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如果企业不解雇职工，那不就是成了铁饭碗了吗？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铁饭碗把人养懒养笨。这与事实不符。列宁说“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我曾经在国内当过电工，也算是捧过铁饭碗的人。余以为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的职工工作是非常勤奋的。也是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共产党再不好，但它通过这些端着铁饭碗的工人养活了全中国数以亿计的人。包括那些今天让他们下岗的人。没有这些工人和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卫星能上天吗？油田能冒油吗？这些“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出大力流大汗的劳动者现在反被诬为懒人笨人。相反，那些不称职的企业管理者，剥削人的资本家，侵吞人民财产的大款、大腕倒成了能人。更有甚者，堂堂的国家级天文台居然以倒爷李晓华的名字命名小行星，这在金钱至上的美国都罕见。是非之颠倒真是令人震惊。 当然，在美国也有铁饭碗，既是很稀罕也是很吃香的。教授算是一个例子。一旦拿到终身职位就算是捧上了铁饭碗。但这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这铁饭碗是经过奋斗得来的。当年在麦卡锡主义时期，迫害进步人士，有许多教授亦受牵连，被停职查办。以致发展到以反共为借口随意整人的地步。这以后，由于广大教职工的斗争，学校建立了终身职位体制，这样方能保证学术自由，教授不会由于学术观点或政治观点不同而被解雇。这也是为什么教授的薪水虽比在公司工作低很多，往往还是有多达几百人去争一个位子。 我现在非常后悔，当时没有选择去学校任职，以后再有多好的公司愿意高薪聘请我，我也不去了，我宁肯选择去大学从助理教授做起，而今迈步从头儿越。当然，在拿到终身教职以前，虽然还不是铁饭碗，但至少不会被突然解雇。好了，跟你聊了这么久，你我都该回家了，只是我不知道，我回到家里，还能不能再看到我老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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