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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媛媛


  被称为华文网络作家第一人的少君,本名钱建军,1960年6月出生于京城的一个军人家庭。十六岁时,曾参加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1978年,少君就读于北京大学声学物理专业。毕业后曾任职中国《经济日报》记者和康华公司;参与过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的经济策划活动。撰写过《西部发展的若干问题》、《西部报告》与《现代启示录》等调查研究报告。1988年,他在“人生还在得意之时”,毅然抽身前往美国德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少君担任过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副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以及美国TII公司的副董事长等职。除此之外,少君还兼任中国华侨大学和厦门大学教授至今。
  在北美华人作家圈和数千万欧美、台港、东南亚网民中颇负盛名的少君,1991年4月在网上发表了,据有关研究者认为是第一篇中文网络小说的《奋斗与平等》(亦为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上的第一篇留学生小说)。从那时起,少君已经在网上发表了诗集《未名湖》、小说集《奋斗与平等》、《愿上帝保佑》、《大陆人生》、《活在美国》、《活在大陆》等,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美国结集出版。
  《未名湖》与少君魂牵梦绕的北大未名湖同名,既可看出少君对母校的一往情深,又是一部最能表现少君真诚情怀的诗歌作品集。其中对生命中的挚情,如亲情、友情、爱情的歌颂与咏叹,占据了诗集的主要部分。《去吧,我的孩子》,《答杜鹃<诉衷情>》,《金朝》等,就是属于这一部分的代表作。另外,《未名湖》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歌,表现了作家独到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情思。其中有《人生五步曲》,《一个病人的短语》等篇。而《生活》中,“一次毫无准备的远足,幸福和恶运随时都会血屠。一杯浓烈的醇酒,香甜中浸着辣苦。”表达了少君对人生深刻而富有哲理的认知。
  正如陈瑞琳在一篇题为《<网>上走来一“少君”》的评论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少君身上“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变迁的风云,而且是博采中西芳华,融现代科技资讯于一体,同时他的笔又是饱蘸着生活的源流。”厚实的知识积累,丰富的生活阅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活场景的变更,无论对于作为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作家,尤其是在读大学时,就喜欢写诗的少君来说,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负担”。可能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少君称其创作为“宣泄文学”的深层缘由了。少君现有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用自己所创造的“自白式的小说体”形式写成的“人生自白”系列。“人生自白”共有100篇小说,从1997年年初起在美国的华文报纸《达拉斯新闻》上发表,每周一整版,总计有50多万字。《人生自白》是最能体现少君“宣泄文学”初衷的代表作。除了少君自己声称的:“文学创作是其与母语联络的唯一形式。”因为“在公司与同事讲英语;回到家与ABC的太太孩子还是用英语交流。”“毕竟成长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中文文学创作从而成为他“消解工作和生活压力,塑造个人精神人格的工具”的原因之外,还有少君在《新移民。后记──-最后的自白》中所叙述的那个原因:一个“辛辛苦苦地当了几年记者,发现人间苦乐不平之事太多太难,”即使“又抱着眼不净心不烦的理念搞起了经济研究”,那些“苦乐不平之事”,毫无疑问地还是成为“将超人的机智与透彻的平实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心中不吐不快的块垒。儒家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文人社会理想的积淀,近现代中国文化中,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对每一个人的影响,作为曾经“行走中南海的年轻学者”,少君无疑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加之理性与形象思维的训练与兼备,《瘟州》,《康哥》,《嫖客》,《导演》等许多篇小说中,少君用冷静、客观而不动声色的笔调,让主人公娓娓到来。几乎是纤毫毕现地摩写出中国在社会经济体系的转型期,出现的部分丑恶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曾经叱咤宦海的少君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此外,横跨东西方时空及文化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使少君视野开阔,思想趋于深邃。在评论家称作“百鸟林”或“清明上河图”的“人生自白”系列中,作家表现的人物有大陆的导游、校长、歌星、保姆、商贩、记者、演员等等。同时,在美国生活的新移民中,画家、留学生、商人、学者等,也是作家不遗余力地予以表现的主要对象。少君在作品里,由其主人公叙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任其“宣泄”各人的内心秘密与感受。每个人物的故事与叙述,都有其社会身份与阶层特殊的印记。这样就使得他笔下的各类人物,有了一定的真实性,从而获得一种现实主义层面上的深刻和犀利。由这些人物的叙述而展开的社会场景,也因此带有广泛的普适性。在《晚恋》、《同志》、《情人》、《漂亮与爱》等篇中,读者则感受到另外一种对生命的独特感悟与理解。在少君的意识中,生命是平等的,活着就好:不论贫富,不论高低贵贱。每个人有每个人独立的生命形态与生存空间。既应尊重他们,还要鼓励人们鼓足勇气,在千般风险、万般无奈时,好好地活下去。如果同意少君本人所声称的那样,以为“人生自白”是一种“宣泄文学”,那么,借上百个书中人物淋漓尽致地宣泄他们的心中重负,少君既冷静地俯瞰了众生的生命历程的艰难,还同时把自己的郁闷和感受也宣泄了出来;读者在阅读少君的“人生自白”时,就能在拓宽社会生活的认知视野的同时,因为作家独到的人生体悟,获得了人生的智慧和勇气。这也是现代社会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下的人们,尤其是在异域身处不同文化的冲撞之下,活在主流社会以外的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这就是少君的网络小说在海外华人圈中反响强烈、获得很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少君还在海内外的报刊杂志及网上,发表了不少的游记和其他内容的散文。象《走近澳门》、《维也纳交响曲》、《台北记事》、《上海印象》等,熔历史、文化、思想于一炉,纪事、抒情、写景于一体。不仅有少君所说的“导游手册”的全面与细致,还能帮助读者增长知识、扩大视野、了解世界。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散文的文字,一改“人生自白”中那种有人认为“糙”的语言风格,语言精致、优美。尤其是在《凤凰城闲话》里,诗情、画境与雅致的文字交相辉映,颇得中国古典及近现代山水、游记散文精品之神髓。“雀噪沉落,蝉鸣升起。阳光自身后照来,山崖的岩石映成淡金色……。”“晴窗随笔,满架清风满架花。坐在二楼的书房里,听细风微雨在头顶褐红的石瓦上蹑足,猫一样脚步轻悄,……”。如此这般的诗一样的语言,在这篇散文中俯拾皆是。很难想象这些文采飞扬,才情斐然的句子,出自一个理科出身,曾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文学“玩票”(少君戏称)者之手。
  所谓网络文学,就是将文学作品发表在电脑网络上,使文学创作与科学技术联姻。少君在对先进科技的理解与把握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使他能超前一步,在大陆作家对电脑尚觉陌生的时候,已经将他的作品,发表在国际互联网上,供数千万的中文网络读者随意点击、上网阅读。目前,世界著名的雅虎、搜狐及新浪网站上,都刊有少君的作品。在国外,“中文电脑网络杂志已成为传播华文文学作品的最佳途径,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报纸和文学杂志的作用。”少君作为中文网络文学创作第一人,其贡献与成就有目共睹。在这同时,少君的网络文学创作,还引起了另一种争议。在1999年10月下旬召开的第十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网络文学的出现,为传统的文学创作的运行机制带来了冲击。文学作品通过互联网直接与读者见面。读者所要做的,就是进入国际互联网,点击一下有关作家的个人主页,然后便可以开始阅读。这样一来,就取消了出版、发行与销售等环节。作家的稿费怎么算?作家这个职业还能够存在吗?等等。总之,由少君开启的中文网络文学创作的这个魔瓶,必将使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界,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A,活着就好──────读小说集《愿上帝保佑》

  或许由于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擅自品尝了禁果的缘故,我们这些后代不得不承受失乐园的痛苦:一步一个磨难,一走一个血印。人类在茫茫苍穹中独自面对为人的艰辛,上帝没有伸手。于是,愿上帝保佑,几近于一种无奈的乞求,与无谓的安慰,这就是笔者读北美华文作家少君的报告体系列小说“人生自白”系列《愿上帝保佑》的第一印象。
  这是一个匆忙的世界。人们忙着赚钱,忙着发展;忙着做梦,忙着享受。国内忙不下了,再往国外忙;公开的事忙不过瘾了,就去地下忙。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世界,不管这世界是否有了裂痕,底下是否已有暗流。回忆是昨天的,人们都无怨无悔地活在今天,或者说是为今天而活。由此,少君的“人生自白”中,虽有太多太多的苦难,但他的人物,仍然个个底气十足,活得有滋有味。无论是《按摩女》,还是《送煤工》;无论是《囚徒》,还是《歌星》。强烈的生命意识,是少君《愿上帝保佑》中一道亮丽的底色。由于少君把人归依到生命本位上去观照体察,这样他的作品就有了浓郁的生命气息。以做祖母的年龄进入一段《晚恋》中的她,就因为“毕竟是个女人,无论有过怎样沧桑的经历,有过怎样苍老的容颜,”但因为爱,“我也许会重新年轻起来,我的脸颊会因了爱的温暖而再度乍现似花嫣红,我的眼睛,会因了它的到来立刻现出炽热光彩,……。”爱是生命特有的内容,读了少君以上的文字,谁还会想起来去谴责一个拥有生命最奇特、最宝贵财富的那一个老妇人呢?那是一个活生生的、鲜活乱跳的人,一个不甘于平庸和乏味的高贵的生命。读者只会为她动了真情的爱而鼓掌,为她的失落而扼腕叹息。少君的强烈的生命意识深深的打动了我们,使我们人生的激情也就此活泛起来。
  少君笔下的人物纷繁复杂。但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而平等的身份,那就是人。因为是人,就得担起自个的一爿天。不管是哭还是笑,不管是苦还是甜,都得独立地把属于自己的一段生命历程走完。少君在他的报告小说中,有一点与同类的大陆文学创作不一样的地方,他很少流露其情感趋向。可能正是基于他对生命和人生更加理性的认知。少君因此对笔下的人物少有褒贬。他给予了他的人物以最平实的尊重和关注。爱得痴迷、狂热的《同志》中的同性恋者;蹬三轮的“板儿爷”,倒腾廉价商品的“泡儿爷”;以及“摊儿爷”、“乞儿爷”(《爷们儿》),少君对他们一视同仁。“我就是我”,“我还是我”,“我就是这样,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摇滚歌手》中歌手的一席话,也是少君心底深处对人的认知和他写作“人生自白”的主旨和出发点。他懂得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是每个人的独一无二性。因此,他通过他的创作,传达了对平等意识的呼唤。或许因为少君本人曲折的生活经历和深刻的生命体验,经历了从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到美国的TII公司副董事长和华侨华人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的转变,所以他的认知视角可以超越国界和具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从而达到了一个较高和较广泛的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层面。
  作为从前《经济日报》的记者,少君有着新闻从业人员犀利的社会感知与新闻捕捉能力。在中国社会特殊的转型期,在横跨欧亚大陆、个人生活场景急剧变更的过程中,少君把他的视线准确地落在了一些新生的社会场景上。新出现的黑社会(《康哥》),经济特区的地下卖淫场所(《按摩女》、《舞女》),靠制造假货发达的城市(《瘟州》)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落入了少君的观照视野。有了新的社会场所,同时就会有新的职业。于是,《女秘书》有了别样的意义;《陪老女》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出现;《校长》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贫寒的从教人员;《完人》的集多种绝技于一身,却能安之若素于任何不堪的生活境地。少君饶有趣味地纳入描绘、表现着他们。社会的见识面不可谓不宽,表现的角度与捕捉的层面不可谓不广不新,作者的眼光不可谓不独到和不敏锐。也许这就如少君现在所热衷于网络文学创作的情形是同样的道理,他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使少君同他在《图兰朵》中所描摩的从前大陆著名的女歌手一样,“放着阳关大道不走”,宁愿“痛苦地”在美国“打工”,“面临着为保持学生身份必须注册上学”的两难处境,得“给人当牛做马兼做婊子”的磨难。但最后仍然没有“泯灭”“追求”,“而是越熬越深”。少君在“实在累得不想在写下去了”,“在发现人间苦乐不平之事太多太杂”后,还继续在北美耕耘着华文文学创作这件费力耗时耗钱之事。我们有理由相信,少君以其兢兢业业的拓荒精神和超前的创新意识,会为北美的华文创作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并为大陆的当代文学,提供来自异域的文学风景和文化意识的碰撞与革新的可贵的参照。
  就如同少君在其书中留给我们的印象那样,人们“活着就好”。而北美华人文学创作,因有了少君的耕耘,也更加生机勃勃。北美新华人文学创作缘自八十年代后大陆留学热潮而兴起。其作品有着来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裂后引起的独特的人文面貌。少君的文学创作至少部分地传达了这种特有的文化信息。笔者相信北美新华人文学创作中,蕴蓄着不可小视的文化美学内涵。少君在《愿上帝保佑》中,体现的生命意识,平等意识与超前意识,都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B,在欲望之网中沉迷──-谈小说集《大陆人生》

  少君的《大陆人生》,是一部描写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百态人生的系列小说。其中,他所作出的贡献之一,在于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个没有为政治意识形态拘囿的,由形形色色的本色人生构成的人物画廊。虽然这些人物的个性特征并非突出,鲜明,但由于他们处于特殊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与商品化和消费化的社会的形成和成长期短兵相接的遭遇中,其生命本能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大陆人生》突现了一个在欲望之网中浮沉的社会和芸芸众生。从这样的美学意义上去认知,把握少君的创作,我们就可以发现作家独到的人文思考,敏锐的社会感知能力与历史使命感。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个性结构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而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M。E。斯皮罗在一篇名为《文化与人性》的论文中指出,“本我──-包括各种希望和欲望,这些希望和欲望中有许多经常甚至不断与文化发生冲突。”“社会行动者不仅仅是他们文化的创造物,”“而且反映他们文化的价值”通过分析和解读少君的《大陆人生》,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化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时期,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激烈冲击之下,已经呈现出与传统文化迥异的面貌。虽然中国文化尚处于变动与整合的过程之中,但从“创造者”与“反映者”的中国公众的总体面貌上看,已经不容置疑地指示出传统文化的解体,现当代中国文化需要进行新的构建,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1,文化规范失语──-无力的超我

  在少君的《大陆人生》中,规范性文化惯例系统或超我呈现软弱无力和失控的局面。具体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摒弃,和社会舆论体系的整体性失语。《康哥》用坑蒙拐骗的手法,从一个小商贩一跃成为“企业家,青联委员”,在他讲述自己的发迹史时,全然没有羞愧与反悔之意,反而充满了“成者王”的得意与自豪。《嫖客》中的个体户,出租汽车司机与记者,对自己的“嫖史”,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不遮掩,不躲藏。《假画》和《鬼市》两篇,对其传统观念认为是不正当,有失厚道的经营生财之道,同样毫不避讳,津津乐道。歌厅,舞厅与按摩院,不仅公开营业,而且公然成为异性求欢的场所。以出卖色相换取财富的女性,对自己的职业没有羞于启口。《导游》,《记者》们为聚敛钱财,不择手段,全然不顾应有的职业要求与品德。正如《囚徒》中的那位六十四岁的退休干部所说,“从前我还挺顾名誉,这原则那原则”,可后来发现“现在的干部,住好房子坐好车,一年到底,就他们拿的钱最多,还落了一个正确,我们倒是不革命的了。”中国社会从前的做人,从业与为官之道,已从当代社会生活中,无声无息地被淘汰出局。道德人伦也在社会进程和与外来文化的遭遇战中,落荒而逃。于是,曾被树为中国经济改革一种先进模式的温州,变成为公开造假,偷盗,赌博,逼良为娼,无法无天的《瘟州》。这种非常态的社会现状,清楚地揭示出当下的中国文化规范的一般状况。
  与道德伦理的摒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舆论的沉默不语与缺席。道德伦理是依靠人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及社会舆论等非强制力量予以维系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等客观历史原因,造成中国国民普遍的精神理性的脆弱与奴化。在面对社会经济改革大潮提出的全新的现代人格建构命题时,人们表现出空前的恐慌与迷茫。于是,由于政治干扰的减弱,使习惯于服从与听命的中国人,人生信念崩溃并倒塌。在一种价值真空的状态中,传统习惯既已在商品经济社会的面前被迫缴械,又在人们放弃内心信念的追寻的过程中,丧失存身的根基。于是,社会舆论的失声与无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陆人生》体现出社会舆论这种疲软与缺席的状态。
  《演员》中,男性导演,编剧,制片主任和摄影,“都是一帮色鬼”。“在摄制组里,女演员在导演面前争宠,如同过去去皇宫里的妃子在皇帝面前争'幸'一样。”女演员与男导演或制片主任等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人体艺术的交换。”“导演床上出明星,已是中国影视界的一条规律。”法律无力涉足其间,“谁来管?”制片主任不会管,开始进剧组,他们往往会宣布:“只要把片子拍好,我一不堵弟兄们的财路,二不堵弟兄们的色路。”管的人,只等着被奚落为“多管闲事,没学好历史。”是“旧道德的卫道士。”当年被“五四”文化先驱用来反抗压制人性的封建思想的批判话语,如今成为人们为寻欢作乐,恣意妄为寻找的辩护词。这不知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还是对历史的一种嘲讽。社会舆论因此消失得无声无息。如此,“有很多女演员嫌跟导演上床赚得不够多,干脆下海做买卖去了。”
  在社会传统习惯失去权威,人们内心信念尚未重新建立,社会舆论的沉默与退席是必然的。于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解体,现代文化规范的姗姗来迟,使当下中国文化规范呈现总体失语状态。遵循“至善原则”的超我,就失去了可以参照的基础。人性中的超我,因而不可避免地失去权利:它既不能发现本我的非理性冲动,监督自我的调控本我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平衡的职能,又抑制,控制不了本我和自我的恣意泛滥。

  2,在世俗中沉沦──-自在的自我

  由于超我的缺席,作为在现实的需要与本我的非理性冲动之间充当调节和控制阀的自我,就处在了一种完全的自在的状态。自在是“顺从和满足”,也是“支撑和苟延”。在现实状态下,作为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大陆人生》中的自我,遵循着“现实原则”,从容地摆脱了超我的约束,表现出对自我的需要和本我的欲望的顺从和满足,在人生信念和理想等更高精神追求被放逐的情形下,支撑,苟延着动物般的人生。
  我们看到,《歌厅老板》中,“老爸送女儿,哥哥送妹妹”,“还有丈夫送妻子”去歌厅上班的“壮观场面”,是由于赚了钱,可以使这些人“挤入现代多金的'上流社会'”,“换来超乎常人的高级物质生活”。有了钱的男人,就可以为女色一掷千金。他们就如“公鸡展翅和打鸣一样,意在母鸡的屁股”。《歌厅老板》的一席话,可谓一针见血。“金钱使男人寻花问柳,金钱也使女人神魂颠倒。”于是,在现实的需要和心底深处的欲求的驱使下,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了自我的辨识力和所有的理性原则,与这个拜金的社会时尚及人群一同沉迷并疯狂。“一大批女孩子舍身下海,以比女侍们更迷人的微笑,比野妓们更有情调的服务,成为遍布京城的招惹'嗅蜜者'的花蝴蝶。”中国人摆脱贫困的理想,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及有钱之后由精神的空虚引发的对于酒林肉池近乎病态的追逐,使逐渐成熟的消费社会的温床上,发酵出当下畸形的生命形态。人们安然地享受不知今夕何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糜烂人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训,不仅为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作了一种描述,还又一次导引着这个社会的人文气候,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轨道。
  就在这一种动物式的生存状态中,人们苟延,支撑着他们的生命。没有对理性与精神的任何欲求,现实的自我伴随着本我得到肆意喷发的岩浆,纵容生命尽情释放力比多。
  跟鲁迅的未庄所不同的是,少君笔下呈现的当下的中国社会,绝对不是水波不兴的沉寂与单调。人们活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的脉搏上。没有传统文化理念的规范,没有新的社会生活运作规则的节制与束缚,人性自由舒展与焕发在物质生活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社会基础之上。可是,在个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张扬的时代,他们没有担负起社会及个人的精神救赎和重建的使命,却在物质奴役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人生的不自由到肉身的肆无忌惮。人们没有历史,没有未来,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眼前的现实,他们在世俗生命的平庸中麻木不仁地活着。
  《女人》中的邹金莲,在“其夫因殴斗打死人被枪决”后,“没有丝毫的痛苦,却显出一副轻松得意的样子。”在情夫与丈夫的争斗中,她那么自得其乐,象一头母兽,听认男人们为争夺自己,去决斗,去死。没有苦恼,也没有感知,她是如此平静地等待着打赢了的男人,将她归为己有。这本来是我们通过电视中的《动物世界》才能看到的场景,然而,却发生在人类社会。少君的描述,形象地刻画出一副现代人失却精神寄托以后,在后现代文化时期的一种存在状态:无心无肺,无情无义,他们只能感知到的只有自己。
  这种状态就是少君在《嫖客》中意味深长地运用的一个非常恰当的意象:“麻木专车”。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所说得那样,“麻木专车”的两大好处:一是给嫖客带来更多的“刺激性”,“还能听着城市交响曲,多浪漫”;二是“省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吗”;除此而外,还不怕“公安和打劫的”,“安全舒适省时”。当代社会的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不就是这样吗?既在紧张的经济社会中,只争朝夕地赚取钱财,又毫无节制地去尝试和感受感观刺激。人们置身于现代社会的一辆“麻木专车”上,丧失了人生的深层精神追求和询问,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平庸,孤寂,热闹,无知无觉地冷落。

  3,喧嚣登场的欲望──-自由的本我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曾把人类主要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生理需要即自然需要,这其中非理性的需要部分,处在人格结构的本我之中。
  无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进步,本我中的非理性欲望,将发生质的意义上的变更。这意味着在一个时代中被认为非理性的欲望,将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可能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是一种完全的倒退。如果在某一个社会,人们完全摒弃了人类的精神和文化,成为原欲的奴隶,这个社会的未来将是令人担忧的。少君在《大陆人生》中,把一幅使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原欲大爆发的图画,揭示在人们面前。
  超我失控,自我膨胀,本我就自由地流泻出来。原欲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如打开了的潘多拉的魔盒,泛滥成灾,使社会运作呈现无序状态。

  a.肉欲横流

  中国文化历来对“性”忌讳莫深。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扼杀和禁锢了两性关系的自由。贞女,节妇,就是这种文化理念下诞生的怪胎。这种文化理念的根深蒂固,即使在“五四”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都未能撼动其根基,成为文化先驱者们的一项未竞事业。然而,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的解体最前锋,最鲜明的体现,是人们对“性”的观念的更新与打破。
  《导演》与《演员》中,写出了演艺界男女关系的随便与非常。《舞女》,《按摩女》,《嫖客》中,性成为待价而沽的交易。《歌厅老板》介绍了大陆的款爷们的玩法,无非是“噢蜜”,即“寻求女性的刺激味”。中国人性中被压抑多年的欲望,竟然是在“肉欲”上的汪洋滋肆。或许正因为传统文化的长期防范,导致中国社会在旧的社会文化规范被打破的过程中,把“性”当作首要的颠覆目标。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于精神失范,价值混乱的状态下,急于寻求心灵的寄托;而后现代文化以为人生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这样,当下中国社会的“性”泛滥,就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学意义:它是人们在现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时期,感受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作家少君越用直露而详细的笔触予以描写,就越能显现中国社会文化现状的无序和无常,也越能显示他的焦灼与痛楚。这是基于一个富于激情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母国社会的深情关注和思考。建立健康而有序的中国当代文化规范,健全社会的精神指向,是少君透过字里行间的呼唤和呐喊。

  b.物欲横流

  “君子固贫守志”的古人文价值观,在消费社会中,分崩离析。“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现实,使中国人长期被压抑在心底深处的物欲,极度膨胀。
  由于人们意识到金钱成为消费社会衡量人的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是带来物质享受的媒介时,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也就到了疯狂的地步。
  《康哥》之所以能够飞扬跋扈,社会正常运行机制的封锁线被他打破,还在于他用金钱收买了一批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一个留法硕士”在内的三个女人,自觉地充当了社会底层出身的康哥的情妇,在于他手中握有无法计数的金钱。《鬼市》中,金钱的魅力,使得一向以拥有土地为快乐的农民,发现了商品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则,他们不但终于懂得了把卖出去的文物从“城里人”手上重新买回去,大嫂们懂得了三五成群地在翡翠摊上砍价,而且“男女老少齐出动”,抛置了肥沃的耕地,靠着一张地图,远走他乡收古董去了。还有急红了眼的亡命之徒,为了金钱杀人越货。有钱人家的孩子被绑架,被撕票;大六幸运地得到了一只罕见的翡翠球,却在某一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地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少君的《大陆人生》把握住了中国社会被前所未有地物化了的现实,提示出中国社会已从底层发生了质的变化。
  本我是以“快乐原则”作为自己的操作规程的。人们的肉欲与物欲极度张扬,体现出一个只注重享乐和即时主义的中国风格的消费社会的存在状态。在一个文化建构不完善的社会,没有规范控制的本我原欲的泛滥,给这个社会的未来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少君的忧心忡忡并非杞人忧天。
  “由于本我只是个性的一个结构,由于个性的另一个结构-超我-还包含着内在化的文化价值,所以社会行动者的许多希望不仅与他们群体的文化要求发生冲突(外部冲突),而且他们个性的一部分经常与另一部分发生冲突(内部冲突)。”然而,从《大陆人生》中,我们不仅没有发现当下社会存在外部冲突,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规范尚不能对人们的行为形成约束;而且由于超我的无力和自我的自在,人们的个性结构中也不存在内部冲突。社会文化规范对其成员,以及人们对个我的纵容,已经造成当前社会令人担忧的状况。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化?如何于促进生活富庶的同时,健全人们的心灵与精神?如何使社会文化规范与人格体系成为有序而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少君通过《大陆人生》提醒我们要去深入思考和解决的。

  C,面的社会,线的人────评《人生自白》的小说构架

  作为“博采中西芳华,融现代资讯于一体的,”当过学生,工人,工程师,记者,研究员,教授,“以至”跨国公司的经理,总裁“的少君,是他这一代人中少见的在国内,国外都取得成功的人士。如此丰富的人生角色与经历,使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就拥有为别人所羡慕的不尽的创作素材,广泛的社会认知层面,和创作时的从容心态。由此,他才能在其由一百篇系列小说构成的《人生自白》中,始终保持”不失分寸地将自己摆得与人物高出半个头的样子。“在小说构架上,少君主要将其”百鸟林“建构在以下两大场景上:

  一,转型期中以钱为中心的准后现代社会

  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紧急转轨的社会,必然会面对体制转型之下带来的阵痛与混乱。少君的《人生自白》对这种状况有形象的表现:

  (1)市场机制的不健全

  《康哥》能从一个”卖水果,摆茶水摊,倒腾衣服,翻制黄色录像带“的小商贩,成为”北京的海关,天津,秦皇岛,大连等地的海关”“都横着行“的,”名震京城的企业家。还被选入青联常委等等“,是因为他钻了制度不健全的海关管理体系的空子。他在报关单上大做手脚,因而暴富。《棚儿爷》的”少年得志“,在于大陆音像制品管理体系混乱给他创造了发财的机会。大陆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不重视,不健全,带来了制作盗版录音带和碟片的盛行,以至于”假CD假磁带顶了真光蝶真带子的市场,毁了原版带的名誉“。曾被树立为经济改革成功典型的温州,制假成风,进而行骗,偷盗,赌博,放贷成风,成为人见人怕的《瘟州》,其市场的经济运作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梦断天涯》里形象地表现出”关系“依然在中国社会的运行中,举足轻重,连市场经济的大潮,都未能动摇它的牢固的根基。等等。少君以一针见血的把握,指出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依旧残存着的社会固陋。从而表现出他对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建构的体察与思考。

  (2)金钱成为社会的真正的主人

  由于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金钱作为市场经济运作的重要媒介,为人们竞相追逐,以至于成为由穷变富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主人。《人生自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和认识。
  是钱,使”大陆导游“成为”人上之人“,”北京话叫'吃主',吃满汉全席,吃山珍海味,吃美元黄金。“钱也把导游,商店和专门制作伪劣艺术品的个体商贩,串在了一条线上,使”不明底细的宾客大上其当“,使台胞变成了”呆胞“。并且在炎热的夏日,和司机合谋,关掉了旅游车上的冷气设备,迫使游客走进导游的关系商店购物。钱的巨大魔力,致使一些从事高尚职业的人,大行不高尚之道。《记者》也就有了”灰色“与”黑色“两种收入。有的记者不惜”用新闻的良心去换钱,让神圣的报纸上沾满铜臭“。他们为伪劣商品在报纸上大吹大擂,甚至为了拉到赞助,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许多从前已经绝迹的地下行当,再次复活。做《舞女》,妓女,变相情人的《女秘书》的女性大有人在。

  (3)准后现代社会的精神缺席

  萨特曾以”解真实性“(derealization)解释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他将里面被掏空,外表依旧的人称作”空心人“。
  由于金钱成为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人,不健全的经济运作机制,给社会转型期的国人,创造了机会。人们在社会改革最初所面对的恐慌,悲观,无所适从的绝望之后,开始大”觉醒“。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然放弃对精神,理想的追寻,而转向对物质化生活的狂热投入。从社会层面上看,中国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精神理性的奴化,与传统文化及”五四“文化的隔膜,使其心灵极度脆弱,精神世界几近于一片荒芜。当中国为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意无意间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用几十年的发展,渐进的过渡才完成的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生长和交接时,饥不择食而又缺乏免疫力的国人,就不可避免地把”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成为中国特色的”空心人“。
  地下舞厅,培养出”此道高手“,《嫖客》们什么社会阶层的人都有。他们来地下舞厅泡舞女,玩妓女,寡廉鲜耻,自得其乐。出租汽车司机还灵机一动,,发明了”麻木专车“。〈〈导演〉〉”在选演员期间一夜一个,甚至两个地换女孩睡觉“。摄制组的演员们,用”大把赞助来的钱“,”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过着”神仙过的日子“。虽然”一旦处境畸变,不同的人可以采取不同对策来适应,因此抑制个人自由等于阻遏生命的实验与进化。“但少君笔下所揭示的这一群”空心人“,完全失去了对精神与心灵的依附与寻求。少君不动声色的描写,正是想启示人们:如果都象动物一样地实验生命,人和社会的发展与存在,都将是畸形的。

  二,落差巨大的人生境遇

  如果说少君在描写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场景时,是着重于宏阔而广泛的面的把握的话,那么在描摩大陆留学生或新移民的生活变迁时,他则注重用线来贯穿其反差巨大的人生境遇。
  中国在全球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后,中国人普遍的贫困,使七九年以后走出国门的留学生或新移民,在异国他乡饱尝痛苦和酸辛。生存的苦难,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大厨》中的大吴,虽说出国以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但当他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因为没钱,就面对着”头两个周末,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就不吃任何东西“,而且”很多周末都是”“没有吃东西“地”昏睡着过去的“困境。肉体上的饥饿,精神上的孤单,使他差点死在了异乡。在这种情形下,他最终只好完全放弃了学业,做了休斯敦一家著名中餐馆的大厨。仅仅为了有饭吃,有地方住,”原在上海徐汇商科职业学校做英文老师“的那个”满漂亮的“上海姑娘,不得不在下雨,”衣服全淋透,像只落汤鸡“,或”骄阳似火,烤得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还得”咬牙地“遍地找工作。在富庶的澳洲土地上,她体会到的是”比安徽保姆到上海打工还苦“的,好象”十几年前在农村插队“的生活艰难。(《洋插队》)《歌星》在大陆的家,有”曾引起周围许多人的羡慕“的房子。”可在美国,住的地方却只能称为贫民窟。“少君真实地表现了这种”生活差距大得你完全无法想象“的留学生,移民的生活境况,。放弃了国内稳定,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异国为求温饱而卑微,辛酸地奔波。作家的意图不全在”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式的宣教,而是就中国人的出国热进行自己的思考,提出问题去促使人们深入地探讨。
  在衣食不足的情况下,爱情的变迁与失落,使留学生,新移民的人生雪上加霜。《人生自白》中,有不少篇小说叙述了留学生与新移民因为生存处境,地理或心理距离,造成夫妻反面,情人分手的故事。
  《奋斗与平等》中,”我”“经过两年多和美国驻沪领事馆的精神和体力的较量“,”终于拿到了那张无数人渴望的F2签证“。”身揣三块美金走下飞机“,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妻子那不祥的淡淡微笑和那双冰冷的手“。”一个月后,”“我”“终于接到了妻子的来信“。”我“这时才知道,妻子已在两年前,在”一个人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接受了别人”给予“的”关怀,体贴,温存和金钱“。少君看到过”很多留学生家庭解体“,”许多无情人对有情人的残酷“。于是,在《婚变》中,他既描写了令人羡慕的一对:强强和孙明,不知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使人的感情发生转移“,还是由孙明的出国导致了他们婚姻的解体的故事。还有”我“与陈刚的婚姻,在”我“不愿意”结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后,不得不”作为出国留学所付出的代价“破裂的叙述。”人物之三“,则由于签证等问题难以解决,只得策略性地决定离婚,去争取得到”被法律分开之后”“重新获得法律认可的幸福“。对他们的未来,作家的感觉是,”我总觉得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少君在这种题材的小说中,着重于表现爱情或婚姻,在面对异国他乡生活的变迁与颠簸时所呈现出的脆弱和无力。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沉重与惋惜,显示出作家悲悯的人文主义的情怀,和他对新移民情感世界的关注和思索。
  除了经济上的差距之外,留学生和新移民所要跨越的不仅仅是欧亚大陆地理上的距离,更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鸿沟。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家,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作家少君有着独到的认识。
  摆脱最初的物质贫穷的状况之后,大陆新移民的社会定位。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未来命运。”任何一代人的社会系统主要是从它的文化遗产,从上一代人那里获得的,角色的扮演所实现的目标是得到认可的或规定的。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角色也是规定的。“人类学家的这番话,同样适用与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群人。当这群已经在一种文化的培育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的人群,踏进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社会以后,如果想清楚地把握自己的文化身份,最后融入这个社会的主流的话,必然得经过脱胎换骨的过程。
  《洋插队》中的那个上海女子,挣扎在澳洲的社会底层,因为没能顺利地完成自己文化身份的转移与定位,她的人生信念只剩下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着“,以支持她未来在异乡的漫漫人生。
  而《奋斗与平等》中的”我“,却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任何人都有机会奋斗起来“。因此,”我“不愿意像”绝大多数留学生“那样,”生活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发达,最自由的社会中的最底层“,”日复一日地在餐馆中端盘子,送外卖,在图书馆扫地,在仓库当壮工。”“我“忍受着生活上的艰难与贫困,”以最短的时间读完了博士课程,又靠学生贷款和奖学金完成了博士论文“。而在”我“接到”GE公司的面谈通知书“后,”“破例向导师借了六百块美金,买了一身高级西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能融进美国社会的学者样子。”以此为开端,“我”不仅为GE公司顺利地录用,而且很快地站住了脚跟。成为拿着高薪,开着高级轿车,有了高级住宅,享受带薪假期的美国社会中的高级白领阶层中的一员。“我”的奋斗与实力,是进入美国社会的基础;“我”购买高级西装,则显示了一种自信与对异国文化的适应和接纳和文化身份的再认识。少君通过“我”的成功故事,告诉读者:执着的追求,不屈不挠的奋斗,没有偏见的自信,清醒的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是新移民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每个时代都该有自己的忠实记录者,就象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那样,用《人间喜剧为十九世纪的法国贵族阶层的衰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作结。少君的创作背景是: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正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在落后的位置上,奋起直追。于是,精华与糟粕一起涌入国门,社会也在转型的当中呈现出纷乱与复杂。而同时也有大批学人涌出过门,背负着历史文化的重负,在陌生的异乡,经受人生的历练。少君抓住了面的社会,和线的人生,分别考察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在与西方文化的短兵相接中的遭遇。因而使我们能够洞见一个社会和一个人,在文化,经济地位处在劣势的状况下,所可能呈现的态势。《人生自白》的构假虽非完满,但却足以为一段变动不居的中国历史,提供极有认识和审美价值的形象的阐释与说明。

  D,丰盛的平面快餐──────论《人生自白》的艺术性

  阿尔温。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中认为:我们生活在“瞬息即变”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以网络信息为代表的。“电子信箱,互联网络在人类生活中构成了重要的范式改变,”“后现代传媒和高科技网络,将整个世界整合在同一频率和文化神经元上,时间空间的彻底转换使得后现代人的心性价值发生了根本的改型。”被称为中国网络文学第一人的北美著名华文作家少君,陆续在互联网上发表了由一百篇系列小说组成的《人生自白》。在这样的网络时代的背景下,他的小说引起了上千万的华人读者竞相上网点击阅读,究其原因,除了少君的小说以“特定的百态人生,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民族由穷变富转变过程中泥沙俱下,不择手段的畸形精神轨迹,”表现了“当代中国的'百鸟图'”之外,还由于他在网络世界中,以平面化的世俗人生,丰富的信息和“真实地虚构冷漠地抒情”手法的运用,使得“傲慢,冷漠,矜持,孤独的当代人”的,“羸弱的,在高度敏感和无感觉之间骚动不安的神经兴奋起来。”少君的《人生自白》是一部平面世界中的快餐佳品。

  1,平面化的世俗人生

  根据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理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化区别的最主要表征存在于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性的丧失和距离感的消逝几方面。《人生自白》体现并表述出后现代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打下的深刻烙印。呈现的是一幅人们没有过去,未来,只有当下;没有精神的深度追求和思考,只有物化的生命;没有主体的发言,只有被欲望和物质肢解的空心人的“清明上河图”。
  《嫖客》们坐在“麻木专车”上,熏熏然地陶醉在肉林酒池,骄奢淫逸的肉身体验中,享受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即时快乐”;《导演》,《演员》们拿着“大把赞助来的钱”,舒适地“享受”自由的人生:导演在挑选演员期间,“一天一个甚至两个地换女孩睡”,男女演员只要有“性”趣,就随意组合在一起。歌厅,舞厅和按摩院应社会变动而生,成为有钱的男人们公开求欢,“噢蜜”──-“寻求女性的刺激味”的场所。《洋插队》中的上海女青年,茫然地奔波在异国他乡,仅为了活着而活着;《离婚者说》,道出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乏味,平庸,不知所终的茫然。在一个文化规范混乱,价值真空的社会中,人们被捆缚在欲望与物质化生活之上,沉湎于感官生活的直白浅显的享受之中,表现出后现代文化孵化出的“空心人”苍白,模糊的面目。
  少君有意识地剥去了人物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将他们放置在社会转型期的疯狂与绝望共存的大背景下。人们消蚀了激情,消蚀了理想,消蚀了尊严和精神指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现实的巨灵之掌的拨弄下,象个无头苍蝇地在欲望和物质世界中,漠然的逐臭而居。他们是后现代文化土壤中出生的零散的机件,幻游在当下时空里,琐碎地活,零乱地活。《女人》中的邹金莲,在其丈夫与其情夫斗殴致死后,随了情夫;情夫逃逸后,她又被老公公迎回家。如果情夫从此消失,她就准备和老公公过到一起。面对着这样残酷和复杂的人生境遇和未来,她却“一脸轻松”,一句“谁让我是个女人呢,活该!”便消解了一切人生的不平与苦难。历史意识在个体层面上的表现,是以记忆为标记的。然而从邹金莲身上,我们无法发现过去与未来,甚至目前的任何印记。于是,激烈的情感与他们无缘,他们只是一些没根的后现代社会中的浮萍。
  《鬼市》中那一群午夜时分,影影憧憧出现的买卖古旧文物的人,被金钱和发财的欲望驱使着,成为拜金主义大潮中失去自主和自由的心性的鬼魅。人的主体已经在不真实的物的世界的裹挟下,完全丢失。

  2,纷涌而至的信息

  作为一个“才子型智慧型”的网络作家,少君曾学过物理,写过诗,读过经济学博士。他还做过学生,记者,学者,跨国公司副总裁等职。在现代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化时代,少君象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彼特拉克等人文主义作家那样,属于得风气之先的既得利益者:他的知识与经历的积累,为他作为网络作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们“从不满足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吞阅大量信息”,和为了“能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个人和组织不断地渴求更多的信息”的时代。少君的创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人生积累,把《人生自白》写成了一部有着丰富的社会,人生与知识信息的作品集,使读者的对信息的需求得以满足。
  以一个曾经的记者和学者的见多识广和深思熟虑,少君将一个鲜为人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生自白》中有对从前被目为从事高尚职业的《导演》与《记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的所作所为的描绘;有对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现象的描述,如《陪老女》,《玩儿主》和《第三者》等;还有对从前已经消失,而在新时期重新复活的地下行业的涉猎:歌厅,舞厅,按摩院集中体现了社会中人欲,物欲横流的丑恶状况。另加,少君还将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畸形现象,予以暴露:《瘟州》揭示出温州在经济改革与腾飞过程中的非常态,制度与法律的不健全,是社会毒瘤滋长的温床。〈〈梦断天堂〉〉则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社会文化系统的滞后状况。少君为人们揭示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认知层面。
  〈〈人生自白〉〉中还有大量的小说,是讲述留美学生或移民的旖旎的人生故事的。〈〈奋斗与平等〉〉讲述的是一个从大陆赴美的中国留学生,在他带着仅剩下的三美元,踏上美国的土地后,不断地面临在国内想都没有想过的生活磨难:妻子弃他而去;生存在孤独与贫困中。但他没有被苦难压垮,而是顽强地完成学业,最终经过拼搏,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故事。〈〈大厨〉〉则讲述了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如何在饥寒交迫与孤苦无依中,被迫放弃学业,碾转成为休斯敦一家著名中餐馆的大厨的辛酸往事。〈〈图兰朵〉〉告诉读者的是一个原大陆知名歌唱演员,在美国不屈不挠地与逆境抗争,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念与追求,最终登上国际歌剧最高舞台的过程。而〈歌手〉与〈洋插队〉则摩写出一些留美学生在出国前后所经历的巨大的人生变迁与反差。少君通过自己的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人生故事与经验。
  〈〈经济学家〉〉,〈〈美丽的研究〉〉与《破车》,《开餐馆的老板》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小说。这些小说集中体现了少君的智慧与学养。《经济学家》的侃侃而谈,其实是经济学博士少君所发表的,对于世界经济的现状,发展与未来的认识和思考,充满了真知灼见。《开餐馆的老板》一边讲述一个台湾商人的成功故事,一边介绍了北京独特的人文环境。同时,少君还把自己对发展事业的认识与经验,毫无保留地通过主人公的口,传达给读者,使读者既能了解餐饮业的相关知识,又能获取事业上的启迪。而谐趣横生的《美丽的研究》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作家对人性的深入体认,和他那超人的机智及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能力。无论从信息量的获取,还是从人生智慧的影响方面上看,少君都把握住了“瞬息即变的文化”环境中的网络读者的阅读心理。

  3,“我”虚构,“我”抒情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艺术中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真实地虚构冷漠地抒情”。《人生自白》体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人生自白》中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写在前边的“引子”。如在《ABC》中,少君在“引子”中首先煞有介事地介绍主人公“曾经在北大读过三年中文”,是一个“在达拉斯长大的ABC”(笔者注:当时少君正居住在达拉斯,小说也预备发表在《达拉斯新闻》上)。她因为“看过我的文章,很想跟我谈谈”。“她走进我的办公室,自我介绍”,“在喝过一杯冰水后,她用ABC们所特有的英文句夹中文词的方式,开始述说她们的苦恼……”。这样的“引子”,既让小说主人公顺理成章开始他们的讲述,又使作者超然于故事之外,和读者处在相同的位置:真与假之间的界限不经意地被消解。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紧张与加快,被后现代文化“肢解”了的肢离破碎的人们,习惯于消费平面化的,无深度的文化产品。包括互联网上的阅读,一旦一部文学作品使他们的精神感到紧张,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操动鼠标跳过去。真实的虚构还同时消除了由作家的“灵魂工程师”的身份带给阅读的压力。
  根据后现代主义张扬感性肉身,以人的肢体而非面部为主要表现对象时的特性,网络作品只有“具有最超然的形式,和最粗陋的内容,最微妙的欲望和最平淡无奇的叙事”时,才能挽留住读者。少君采纳的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小说叙事结构,由第一人称“我”,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情感。故事是平常人的人生体验。他们的那些由肉身欲望带来的感受,只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口才能表达出来。叙述是冷静而粗疏的,符合各人身份的本真语言,传达出人们在一个摒弃精神深度的时代中的生存现状:感性,浅薄,零散而不真实。读者在阅读《人生自白》时,也体会着他们自己飘忽不定的生命感受。他们与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一起,体验,宣泄人生的困惑与无奈。但不去寻找任何答案和解决的方法。因为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包括人生,包括转瞬即逝的快乐与苦痛。在冷寂的叙述中,虚构故事的“我”,被虚构出的“我”,以及消费作品后,必将随看随忘地,一起共谋出一个虚无的艺术世界,进一步加强现实人生的虚幻和荒诞感。
  综上所述,少君的《人生自白》获得网络读者的认可与首肯,在于他的创作抓住了后现代主义特有的文化精神特点,反映出当下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境遇。并且,以丰富的信息,平面化的故事演绎,和独到的叙事手段,最终制作出一道诱人的文化快餐。少君以其强烈的社会人生使命感,感知着眼下的社会人生的剧烈变迁。并以入世的精神与态势,企图在无我的物化世界中,和后现代主义消解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寻求时,努力为幽暗着明灭的精神薪火吹一口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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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原载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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