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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伊塔罗·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对于那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ABC，上海是一个非常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在他们的心目中，“上海”这个词只有和那些遍布各地中国城的那些上海餐馆有所联系，而那些餐馆大都叫同一个名字：“上海三六九”。 上个月于公于私都不得不回中国大陆一趟的时候，我苦口婆心地说服安娜和丹尼和我一起去，以便让两个还未上学的小ABC，亲身经历一下他们只在地图仪上所触摸过的中国，也许会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一丝有关华夏的记忆。我把我们短促行程的第一站选定了上海。 不知为什么，我对上海一直怀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我也曾经检讨过这种情感的原因和由来，但毫无结果，直到第二天将要身临上海时，我还在捧读三十年代誉满上海滩的作家张爱玲的那本名著《到底是上海人》，她那一针见血的话好像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感受，却长久地说不出来：“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的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对于从没有认真地了解过上海的人来说，大都会有张爱玲所描绘的印像或感觉，他们甚至不清楚该如何描述这个城市？华丽欲望之都、颓靡记忆之城，还是新旧符号纷呈之处？见过或未见过，到过或未到过，我们的脑海中都各自有一座名之为上海的城市，用历史拼贴，用记忆架构，或者从文学家的作品中，也可以重现这样一座城市。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商埠，以及清末租借地的所在，正是中国近代史上中西交流的幅骤点。本土与异域、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异质文化丰富了这城市的内涵，作为西潮冲击的第一线，上海在漫漫岁月中一直保有其鲜明的城市个性，多元文化色彩与自由风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全盛的“上海时代”，召唤一代又一代的冒险家于此发展。 根据上海官方资料的介绍，上海市，简称沪，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缘，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黄金水道长江的入海口，地理位置优越。上海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6℃左右，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地势坦荡低平，平均海拔高度4m左右。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水资源丰富。全市面积6340．5km2，人口1304．4万人，设15个区、5个县。流经市区的黄浦江将上海分为浦东、浦西两大区域。 当上海作家协会负责接待我的陈贤迪主任，热情且专业地将这两天专门陪我游上海的机关车队周队长介绍给我时，我已从与他们的握手中，感受到上海人的热情。这位周队长是我这么多年往返大陆中，所遇到的最有水准和最专业的司机，其服务素质之高和对上海的了如指掌，使我们这次上海之行感受良多获益不浅。 上海著名的旅游点如人民公园、动物园、虹口公园、中山故居、鲁迅故居等等，我在来美前都去过，所以要求周队长带我们去新的景观。当我们乘电梯登上上海最高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时，环视整个上海，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上海的宏伟和壮观，其大都市的气势决不亚于香港和世界上的许多大城市。另一个很深的印像是上海的大街小巷；人如潮涌；大小商店，涌挤不堪，公园江畔，处处满人。上海本地生产的商品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世界各地名牌产品也充满上海市场，让人觉得上海真是人文、商品的汇集中心，是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的朋友用漩涡来比喻，说北京是一个大漩涡，所有的一切都在漩涡之中；而上海则是由一个个的小漩涡构成，在时代的洪流中冒险家可以在漩涡与漩涡之间的落差中发展，很多的可能性就在升落之间诞生。 早在北宋年间，上海就出现了各种海内外商贸活动，自1291年建立上海县开始，上海就由一个滨海渔村逐渐演变成世界重要港口和商贸都市。1949年以后，上海由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逐渐演变成单一功能的生产中心城市，使上海得天独厚的优资条件难以发展，而且长期的单一功能生产中心城市不能与国际商贸轨道相连，因而影响上海商贸自然与人文资源的合理开发，直接造成上海各类商品市场和非商业市场的故步自封。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方才得以改变，在1980年促成市场与商品的初步繁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上海在昔日历史舞台上的商贸集散中心的地位。进入九○年代后，特别是浦东的开发和开放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上海从此开始全面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国际大市场为目标。开始发展了股市、汇率、金属、石油等期货市场，逐步向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方向发展。 浦东新区东濒东海、西临黄浦江，含原川沙县及南市、黄浦、杨浦区临江地区，面积约518平方公里，距离市中心约15公里。浦东有深水良港的优越条件，是中国东部沿海少有而且可以大面积开发的土地。目前已经先行开发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陆家嘴与外滩仅有一江之隔，将全部划入市中心区，今年完工的海底隧道和地铁使其成为市中心区的延伸，现代化的银行大楼、办公大楼，以及商业、文化、娱乐设施临江而起，从外滩隔江望去，高楼林立，错落有致，犹如东方的曼哈顿。 我们当晚住在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最具历史意义和最佳地理位置的国际饭店，其装潢和管理均堪称一流，特别是内部装修，极似美国，以致于安娜一进房间就喊：“HILTON！”，对饭店旁边的麦当劳，两个孩子更是欢跳不已，由此可见上海正步入国际化的轨道。 晚上在安排好安娜和丹尼的节目后，我与上海《文学报》编辑，亦是作家的刘雪姬彻夜长谈，她以具有上海特色的散文掘起于文坛，多次获得大奖，而且人如其文，家学渊源，娇小儒雅，吴浓软语，是典型的上海才女。我们对于上海的文坛，中国的南北文化聊了许多许多……。无须遮遮掩掩，北京人和上海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无形的对立状态。当然，无论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他们在其他各省市人面前普遍存在着大城市人的天然优越感。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和金融中心——两市在全国的地位可谓不分伯仲、各有千秋，彼此不服气是在所难免的。其实，以同理来看福建的厦门与福州、山东的青岛与济南。辽宁的大连与沈阳等等，都是类似的感觉。尽管经济上北京对上海望尘莫及，但文化上北京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上海很出色的作家一旦到了北京就自动降了一级，而北京二流作家若去上海则自觉就是一个大腕儿。上海作家为此心理不能平衡，不断发出抱怨却无济于事。因为具有中心地位，北京作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主流，而上海只能屈居地方派系。由于北京的媒体具有辅射全国的威力，北京的作家自然也能有辅射全国的宣传；上海的一些媒体尽管在全国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终归没有北京媒体的群体力量大，在上海滩正走红的作家一旦离开华东土壤，可能就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虽然上海人对于王朔的京味小说不喜欢读也读不懂，但一提起王朔还是大姆指一竖称之为大作家。时常有些上海作家责备上海媒体不注重自己本地作家的宣传却热衷于报道北京的大腕儿们，然而即使是上海读者和观众，他们更关心的也首先是最具有知名度的人物。南北两地的作家圈子更是矛盾复杂。我在北京时一位身居要职的著名作家，在和我谈起上海文坛逸事时，当我提起一位在上海数一数二的名作家的名字时，他立刻用一种不屑一顾地口吻说：他写的那些东西也叫文学，整个是一堆上海嗲文化的垃圾！ 对于地方风情，人们已习惯于以“胡同文化”来称谓北京，为了与之对照，人们又称上海的地方民俗文化为“弄堂文化”，两者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上海传统市民生活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弄堂。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上海大多数市民居住的都是弄堂房子，每条弄堂里的住户都来自不同地方，社会阶层也不同，可谓三教九流、五方杂处。弄堂房子又叫石库门房子，其结构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房屋，但是比四合院占地少、造价低，这固然与其起源于居民和江浙的地主为躲避小刀会和太平军而躲进租界，从而造成租界地皮紧张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反映上海人讲求经济、实用的特点。一九二○年代后，上海有所谓新式弄堂出现，对传统弄堂房屋进行了一番改革，将石库门的高墙改为矮墙，天井改为小花园，增加卫生设备，但一幢幢毗连的房屋形成的弄堂结构并没有什么改变。目前上海的弄堂房子正日益被新式的住宅楼代替，现存的弄堂房子十分拥挤，这种产生于租界时代的居住形式，在今天显然已完全过时，但是对于“弄堂文化”的孕育，以及上海人地域性格的形成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石库门，小弄堂，老街坊，构成了上海人生活的风景线。下雨了，不要紧，邻家阿娘自会帮你将晾在外面的衣被收起来，孩子中午放学了没有饭吃不要紧，隔壁阿婆会帮你安排妥当，孩子们放学了可以在一起温课、做游戏，大人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左右邻居一商议，办法就有了……，这是上海人随和、合群的特性和互助的精神在申城的生动体现，他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私密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上海人在告别三代同堂的尴尬和和没有煤卫的无奈后，依然对那离自己久远的旧式弄堂魂牵梦绕！ 走在大街，你可从巨幅的楼市广告中，发现许多由钢筋水泥浇铸而成的楼宇被赋予了弄堂味的名字，如“新上海一家人”等，它的广告说：“华灯初上，夜幕四垂，又是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了。邻居在窗前打着招乎，妈妈在阳台上呼唤着孩子，爸爸在摇椅上看着报纸。”这里没有漂亮的效果图、没有明白的房型介绍，它诉求的是一种新生活的感觉、一种新生活的氛围，更多的是一种许多上海人对弄堂文化久远而珍惜的美丽回忆。 以“京味儿”著称的作家老舍在剧作《茶馆》中，成功地将北京的茶馆作为风土民情的集中展示，而上海的茶楼也一度是上海早年地方风情的浓缩表现。上海茶楼和北京茶楼一样，在清末民初达到繁荣的高潮，遍布大街小巷，较著名的有春江话雨楼、春申宝带楼等，豫园内更是布满了无数大小茶馆，其中以春风得意楼的厅堂最高大敞亮、生意最兴隆。每一个茶楼都是一个小世界，在那里有各色人等，茶客们也并非单纯为品茗或解渴，商人们即把这里作为交易所。茶楼还是民间文艺的舞台，每个大的茶楼同时都是一个说书场，说书艺人们常表演《三笑》、《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在江南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茶楼里过去还有一种人叫作“包打听”，即巡捕房的侦探，他们有时甚至在此办理案件，将茶楼当成巡捕分所。旧上海街头的一些露天职业也是弄堂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上海街头的露天职业种类繁多，价格低廉，服务对象主要是一般的上海市民，而成为旧上海市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缝穷婆”是那些走街串巷、替穷人缝衣的妇女，大多来自苏北，胳膊上挎着竹篮，里面装着针线和尺剪，还随身带着一个小凳子。类似的修理行业还有修理旧胶鞋和修理钢笔的。卖梨膏糖的小贩并不只在街巷走动或像北京那样靠吆喝，他们招徕顾客的方法是边拉手风琴边演唱迎合市民口味的小调。此外还有西洋镜摊、书报摊、理发摊、马路牙科医生等。 这些本来早已消失的街头职业，随着失业下岗工人的增加，又开始在上海滩复活。第二天由于时差的原因我起床很早，出来信步漫游上海街头，发现上海的早晨好热闹，商摊遍布，食客如蚁。上海街头的点心摊分为固定和流动的两种，固定点心摊有生煎馒头、大饼油条、葱油饼、荤素大包、粢饭、排骨年糕等，摊主一般支起一个布篷，在篷下放几条长木凳给顾客坐。流动点心摊所供应的风味小吃花样极多，有馄饨、面条、白糖莲心粥、牛筋百叶汤、桂花红豆汤、五香茶叶蛋、臭豆腐乾等。 另一位上海作家告诉我，逛上海大街小巷的另一种景观，是看行走于市的上海妇人。上海妇人在穿着打扮上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豁达，也许是她们年轻时候实在过于风光明媚了，所以到了中年穿什么都没有所谓。一条睡裙屋里屋外随便穿，甚至能够穿了去坐公共汽车和地铁，这要算大上海一景。不过穿睡裙逛百货公司的上海妇人是小看不得的，看看她们手里牵着的儿女，头是头脑是脑，个个穿得一丝不苟，不甘人后，他们的亲娘乍一眼瞧去，反倒像是老妈子了。你怎么能够相信那蓬头黄脸，冰棒儿都舍不得吃一根的妇人曾经是个迷得死人的“上海小姐”？ 上海妇人的娱乐一个世纪没有变过，搓麻将，听绍兴戏，现在改成看港台长篇电视连续剧，夏天握把葵扇，冬天捂只热水袋，哭哭笑笑，笑笑哭哭，那是一天里最享受的时光。看完电视朗声打个哈欠，坐到灯下记流水账，鸡毛菜几角，猪蹄膀几块，股票还值多少，在丈夫的鼾声里又猛然想起炒菜的油所剩不多了，把一堆烂糟糟的钞票点来点去，再去翻一翻丈夫的裤子口袋，检查有没有私存了零用钿…… 六、七十年前，上海妇人和上海小姐曾经是一样迷人的，她们是一群鬟髻乌亮，衣襟整齐，相夫教子游刃有余的少奶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海妇人沦落成了今天的不拘小节的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们不再是水作的，而是钢铁或者其它材料铸成的呢？这是一个问不得的问题，大概没有人曾经计算过，大陆的历次革命，文化大革命或者经济大革命中，都有一笔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上海妇人的优雅。 在与上海文化界的朋友或聚饮或神聊时，他们都提到举凡经历过些风雨的老上海家庭，都与两样物件有些感情。这两样物件一是“袖套”，电影里小老板小伙计手臂上套的那个保护衣服袖口的东西；二是“假领头”，就是只有挺刮的衬衣领没有袖子和衣身的那种“服饰”。当年，最讲面子的上海人出门做事，总不忘记在洗成蓝灰色的中山装里换一换通常是白“的确凉”的“假领头”，用一两块钱的领子达到干净和文明的最低标准，重新抖擞精神去面对发窘的生活。这种生活的艺术，很多人看不懂，豪爽的北方人对此尤其不齿：“没衣服就没衣服，弄什么假的！”标准骂名是“抠门”，客气地说是“精明”。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对上海人来说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当年的上海支撑了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上海人却无钱为自己买得一身整个的衬衣。 当然，今天的上海已今非昔比，北京人见面问“吃了吗？”上海人见面则问“买房了吗？”朋友说了个我们都熟悉的上海作家买房故事。别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些着意刻画上海人精明本性的情节：她想买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半年多好不容易相中了一套房。天晴去看，阳光充足，下雨去看，滴水不漏。看复又看，一日晚上再去，陪同者对这套8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房只卖30万元大表赞赏，几人席地而坐，忽一人想起开窗通风。这一开窗，附近高架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和废气就都被那些特敏感的心灵感觉到了。她的好友立刻忿忿然：“你写文章品茶道，这样的环境怎么住？”只一句话，她这套订金都交了的房子算是白看了。尽管有这么挑剔的购房者，可是上海的房产市场近几年却无比火爆：房改以来售出公房数十万套，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一百多亿元，去年商品房实现销售超过1000万平方米，个人购房占其中的83％。 说起来，上海曾是全国个人住房最差的城市。记得当年我在做记者时，曾到上海就住房问题做过采访，180多万住户中，住房困难户竟有近90万户，其中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的21．6万户，人均居住面积还不到两平方米的特困户就有二万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商机下，许多外商大举投资上海的房地产，而且发了大财。我在上海还见到了一个当年在达拉斯市中心摆摊卖杂货的华人，几年前提着一只皮箱去上海滩寻找机会，现在则是上海富人圈中的名流之一，其投资兴建的比达拉斯任何一栋大楼都大的办公大厦已近完工，已进入上海的亿万富翁行列。 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不久前在一份报告中坦言：尽管中国经济问题很多，但未来中国住宅市场仍可能形成新的热点，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判断，显然不是针对“一个家庭从组成到消亡的全过程中，至少有6次以上涉及住房需求的重大变动”一类的简单统计而言。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新贫与新富同时出现，失业更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根据大陆官方数字，失业率只有二．八％，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一般中国城市失业状况是一六％。许多失业是隐藏性的，企业已经维持不下去，却用停工待料、优化组合等名义让工人回家等待重回工作岗位的机会，但这些人真正回到工作的机会微乎其微。上海失业情况最严重的是纺织业，我的一个在复旦大学做教授的同学指出，上海轻纺业百万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失业，“这些四、五十岁的人，当年上山下乡，现在又从工作岗位上下岗。他们教育程度都不高，也很难转业。”社会学家估计整个上海下岗人数仅去年就不少于一百万人。上海的产业政策与国际都市发展政策，已使得上海已经不再是工人的天堂，现在急遽向服务业都市转向。纺织工厂的女工变成商场的店员，酒吧的三陪女。钢铁工人变成出租车司机，摆摊的小烟贩。 要了解这个新形成的巨大社会差距，只要到上海西边的古北新区住宅群，与东边南市附近的老旧里弄走一回就清楚了。大部份的新贵都住在古北新区，附近是虹桥开发区的观光饭店群、办公大楼、经贸大厦、友谊商店、充斥洋货的超级市场，一桌上万元的餐厅夜夜爆满。但在大楼周围更多的地方是窄小的巷弄，几家人共用厕所，有些住房空间太小，洗菜、烧饭、刷牙、晒衣服都在巷子里。晚上经过有些人家，不大的客厅里面黑呼呼的，只点一盏小灯泡，整个客厅被电视萤光幕的闪光完全占据。当然还有更多人因为都市开发，房子被拆迁，每个月领房屋津贴到处寻觅栖身之处，甚至住到街头地铁站。这也许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问题，是必需？还是必然？我无法回答自己。 在遍逛上海各处之后，我们如约来到豫园，接受上海名作家《蹉砣岁月》的作者，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兼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徐俊西等的宴请。豫园是上海最著名的景点，其热闹和繁华众所周知，安娜和丹尼满园奔跑，既坐轿子又买小吃，好像发现新大陆，欢喜无比。叶辛等请我们在园内的上海名楼“绿波廊”吃上海菜，此“廊”邻水而建，古色古香，亭台阁楼，幽雅不凡，但见厅堂内名人照片满墙，既有周恩来、江泽民、朱容基等中共要人，亦有克林顿、戈尔巴乔夫、布什等外国首脑，均来此吃过饭，由此可以领会叶辛兄的热情和好客，但料想此顿饭也让他破费了。 上海人的饮食既有本地的特色，同时又集中了国内及各地的精华。上海既以“本帮菜”亦即上海菜浓油赤酱、醇厚鲜美、保持原味的菜，尤其是糟香浓味的加糟菜而闻名，同时又有京帮菜、广帮菜、川帮菜、扬帮菜、苏帮菜、无锡菜、杭帮菜、甬帮菜、徽帮菜、闽帮菜、潮帮菜、湘帮菜、豫帮菜、素菜等。同时，在上海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西菜也成为上海饮食中的重要部分。上海的大型宾馆和饭店中均设有西餐厅和酒吧，上海的西菜还在保持西菜特色的前提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被誉为上海西菜。此外，有的地方还设立了小吃街，例如沙市街和海宁路小吃街。老城隍庙即豫园商场，更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吃城。上海著名的小吃有小绍兴白斩鸡、乔家栅点心、王家沙点心、沈大成油汆馒头、沧浪亭点心、凤尾烧麦、南翔馒头、开洋葱油饼、鲜得来排骨年糕、江夏三鲜豆皮、生煎馒头等……。 作家余秋雨曾这样描写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闹，形成巨澜。”十里洋场的风华，彷佛早已随着上海滩的浪头远远漂去，如今，随着亚太经济崛起，资本主义达达的马蹄，已再度踏入这个东方大城。红男绿女再度交织在上海街头，蓬勃的消费能力诱惑全世界的企业。上海风华再现，说的不仅是一个传奇故事，而且是一个信号：一场跨世纪的城市竞争已经开跑。雄心万丈的大上海规划，一个个出炉；一大片一大片让人看得惊讶的开发建设，转眼落成；上海，如苏醒的浪头，急奔世界的航道。 五十年的共产主义统治，不但没有改变上海的本性，却使得今天的上海呈现出资本主义的最新风貌。二○○一年，一栋一千五百英尺，世界最高的建筑将出现在上海浦东。而美国财星杂志前五百大公司已有近百家在上海有子公司，几十家跨国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毫无疑问，上海是九○年代的明星，真正开始成为世界大都市的候选人。当我们在与主人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时，对上海及上海人都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和新的印像，就像安娜和丹尼最后对这个城市挥别时而忘情大喊的那样：上海，再见！SEE YOU TOMOR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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