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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生的丁默邨本来是以陈立夫为首的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第三处撤销之后，失业了的丁处长就加入了汪精卫的阵营，在南京政府中历任要职。战争结束前，他是“伪浙江省省长”。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南京市档案馆中所存审讯汉奸的笔录、判决书、种种信件、电报等等，构成一个曲折的故事。1941年，陈立夫以旧时长宫的身分与丁氏联络，对他“晓以大义”，指示他若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的“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暗杀当时的特务头目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被救的情报人员，在公审中，也都具函作证，丁与重庆政府的合作毫无疑义。而在日本战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坐大以及新军阀的趁机而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戴笠在他给“默邨吾兄”的手书中，要求丁氏“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邮也确实一一实行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能接收浙江。 夜半读史，迷惑不已。 丁默邨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后的间谍。在战争中，默默无闻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他们所冒的危险往往更大。 而当重庆政府需要丁氏的合作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答应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国民政府为什么在胜利后杀他的“降将”、“间谍”？尤其在早巳给予不杀的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吗？ 于是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找到了线索。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 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 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 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他就被枪毙了！ 问题症结果然在“委座”。 难怪法院的判决书读起来令人觉得强辞夺理，完全漠视被告人所提出的有利证据。因为真正的判决者，不是法院，也不是法。 我庆幸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动乱残酷的时代里，可是，即使是动乱的时代，也不一定都是残酷的。唐朝萧华以安庆绪之乱，作了“伪魏州刺史”。王师（就是我们的中央部队吧！）到后，他与王师合作，安定魏州。情节与丁默邨几乎完全相同。结局呢？萧华功过相抵，论罪止于降官。他后来成为一代名臣。 掩卷叹息呢！ 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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