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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刊出四天之内，《新民报》称已收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封应征信，其中一名“王斯善君”还附上一首歌词，《祝汉口陷落歌》： 一、武汉三镇空豪言呀，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 二、汉口陷落蒋府崩呀，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咦呀哩，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 三、庆祝汉口早陷落呀，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报》宣布得奖名单。标准答案是，日军在“二十六日午后三时十分”踏人汉口日本租界。总共有58627个人参加了征答活动，颁奖仪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参加。得奖者都是“英气勃勃，一望而知为有为之新民青年”。 报纸纸张陈旧发黄，好像世事漫随流水，全已淘尽，我却觉得毛骨耸然。当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盛大进行的时候，汉口的中国人正在被异族屠杀。一个叫晓东的人这样描写战时的汉口： 有一次敌人利用汉奸的活动，致警报发出不久，敌机已经临空。我空军人员驾机截杀不及，只得让敌机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天空任意投弹，结果炸毁房屋无数，死伤人民达一千以上……（《学生月刊》） 也许根本没有“王斯善君”这个人，尤其根本没有什么56000封应征信，但有没有并不重要，《新民报》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祝汉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报》内部编辑的创作，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为《新民报》这种明显卖国的机构效劳？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民族的灾难而摇旗呐喊新民主义呢？这些人对所谓忠奸之辨是否有过内心的辩论？ 台湾人刘捷的自传为这些时代的问题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书名很长：《我的忏悔录——一个历经日据时代，中日战争，台湾光复，反共戒严时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记》。今年八十四岁的刘捷和多数日据时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历；日本留学，回台服务。青年刘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也叫《新民报》，和北京的《新民报》却南辕北辙）。与多数台湾青年不同的，刘捷在1937年来到北京。《新民报》举办“汉口陷落有奖征答”的时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么呢？ 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进行电影和出版品的检查，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警察，言论箝制。他们需要一个精通日语和汉文的人，台湾青年刘捷正好胜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要问刘捷：你怎么会为日本人作控制中国人的事？ 就法来说，刘捷根本不必理睬这样的问题；刘捷其时毕竟是所谓日本国民！可是，刘捷没有像赖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民族情感了吗？这么一问，问题就复杂了。青年刘捷是怎么变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准尉，此人“为人忠厚对台湾人旧知有一份亲密的友情。”准尉推荐刘作这个工作。第二个考虑：刘的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使刘的北京话更进步。刘捷的感觉更单纯——“我离开台湾，经大连天津终于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职业……此年次女刘爱玲出生……。” 刘捷在沦陷后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虑以及接受工作的动机，却极端的缺乏政治。他后来甚至变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长，和苏北特别行政区长官郝鹏举的贴身秘书，都是政治性相当“严重”的职位，刘捷的理由却极简单：因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这些工作，全属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鹏举在战后以汉奸罪名被枪毙。如果刘捷不是台湾人，很难说他不会受到波及。 刘捷的忏悔录是个宝贵的资料，因为它很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命运。刘捷没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虑政治方向的改变而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仍旧认为郝鹏举是“中国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对自己进行“政治正确”的检讨。回顾波涛汹涌的一生，他只叹息“我不是英雄豪杰，长期在现实社会的对立，相克，争斗，摩擦中挣扎”。那是个“很显明又悲哀的时期时代”。 也许没有56000个人参加了“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定有。在大时代的浪涛里，有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为自己留下洗不掉的污点。你能怪他吗？你能不怪他吗？ 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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