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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下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的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我问她：“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 “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的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是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实际上的国际笔会却与理想差距很远。1986年在纽约开的笔会，主办者因为政治原因而极力排挤、侮辱台湾的代表团，台湾（尤其是政府）本身要为自己的受辱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主办笔会的纽约文人却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识形态来打击“敌人”，制造另一种藩篱，与国际笔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今年的笔会，整体说来平淡无事。主办者是小国瑞士中的一个小镇，只有两万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连大陆与台湾的国旗都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讨好谁、排挤谁的政治意图。但是今年的笔会，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作家与边界文学”。出题的大概是说意大利语的人，“边界文学”一词译成英文时（Border Literature）根本令人难解。对于一个英国人，“边界文学”望文生义指的大概是苏格兰文学。对于一个美国人，“边界文学”根本不通，如果把border用frontier来取代，指的又是“垦荒文学”，美国开国早期的文学。 而这两种涵意又都不是出题者的原意。大会主席是瑞士意语与罗曼叙语笔会的会长，他所说的“边界”指的是“藩篱”，阻碍人与人沟通的疆界。在致词中他一再的强调：“只有文学能拆掉所有的疆界。” 以文学来拆除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围墙，这才是今年大会的主旨。有趣的是，人们嘴上呼吁的也许是围墙的撤除，实际做的，却是筑墙的工作。 语言是一道明显的大工程，由主办者本身筑起。在大会所发出的一切文件中，有意文、法文、英文，独缺德文。这是件稀奇的事：第一，德文是笔会正式列入的四大语文之一；第二，德语可以说是地主国瑞士的“国语”（百分之七十五德语，百分之二十法语，百分之四意语，百分之一罗曼叙语）。一个国际大会在瑞士举办而排除德语，这“故意”的痕迹就太明显了。 一位本地的意文作家说：“我们到苏黎世去开什么会时，都得讲德语。现在也让德语人尝尝这个‘听不懂’的滋味！” 这百分之四的意语人做得也真绝，不但所有公文上没有德文，大会头两天受邀的演讲人中，全部是讲法语和意语者，夹上几个说英语的英美作家。最后一天很重要的各国代表行政会议上，英、法、意的译员都在，德语译员却不知去向。东德代表不得已只好以英语发言。 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意语瑞士人其实并没有受到“虐待”与歧视。即使在德语区，所有的公共告示、货品标签、使用说明书等等，都印有德、法、意三种文字。意语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电视台，不受任何德语的干扰。中国人也许觉得奇怪：“只有百分之四，嚷嚷什么？”这是观念的问题，意语瑞士人觉得百分之四也得受到绝对的尊重，有嚷嚷的权利。 我问一个德语瑞士人是否对大会有所反感，他笑着说：“无所谓吧！为自己母语觉得骄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语人表现了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的紧张，这个德语人则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随和大度。令人莞尔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实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瑞士德语是德国人不太听得懂、经常加以取笑的一种方言。为了对抗人多势众的德国，瑞士德人也很紧张的保护自己的“土话”，努力强调他骄傲的母语。学校里教的、书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谓“标准德语”，在任何场合，讲的却是瑞士的“土语”。 语言的藩篱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对于语言，或许“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篱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则，强迫你用我的语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篱笆，学习去了解对方耕耘的方式。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Lugano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国际笔会的现任干部，从主席到财务秘书，全是白人。今年大会所邀请的七十二位特别来宾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会印出九十篇论文，得到安排上台去念论文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亚洲人中只有两个有上台机会，一是日本作家，当他出现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中国的罗洛是另一个；该轮到他时，主席却宣布“今天到此为止”。罗洛也莫名其妙，去问了主办人，主办人说没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为稿子早就印在书里，会员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听得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时候，主席才点罗洛的名，作为最后一个演讲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台下人心惶惶，骚动不安，都想吃饭去了。 白人演讲，当然讲的也是白人的问题。六场演讲会中，两场指定谈中欧文学与意大利文学，其他的四场也大致绕着欧洲文学打转。不管是讲哪一种欧洲语言，引喻时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属于欧洲一体的文学传统。相对的，当亚洲人用典故时，他却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日本作家谈的，是西方文学如何打开了日本的疆域。罗洛在提到鲁迅与巴金的同时，必须提到但丁、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余光中的论文中触及庄子，却也难免引用了歌德与雪莱。 情势非常清楚：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中，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无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情形就像多数美国人不会说外语，因为他觉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英语嘛。” 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不是由于它比其他语言优越，而是由于讲英语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势力而推销了他们的语言。欧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也不见得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超越其他文学；世界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学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涉猎，现代人对埃及、印度、中国的文学有多深的了解？但是欧洲国家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势力，对整个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学，也随着这个势力扩张它世界性的影响。 国际笔会的骨髓精神是反强权的，宗旨中强调：“文学是国际间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想抵抗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诗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讲中并不曾忘记这个问题。他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随之英文成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忧虑的现象。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小国家、小文化，也许出品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翻译成英文就没有人看，任其埋没。他担心世界文学的一元化、同质化。 今年的国际笔会，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现了这么一个同质化、一元化的现象。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注）。非欧洲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有着一条万丈深沟，还看不见搭桥的可能。 “国际笔会主张思想的自由传播。会员将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经济程序，国际笔会深信对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绝对的必要……” 国际笔会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浓重的政治气息，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如果纯粹为了讨论文学，世界各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学会议，为文学而开会。国际笔会的宗旨却只有一个核心：为全世界的作家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一旦有了这个目标，就不得不与许多政权敌对，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国际笔会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国际作家人权组织”。 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第一天演讲的George Steiner语调高昂的说： “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祖国’——如果那个‘祖国’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离弃”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Vladimir Maximov对于他极权的“祖国”更有着“汉贼不两立”的愤慨。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法西斯’！ “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与极权者划清界限也不是单纯的事。有人认为不划清界限就是为虎作伥，却也有人认为划清界限还不如“渗透颠覆”，从内部去改造它比较有效。此外，如何将极权国中的政府与人民分开，是另外一个难题。 西方各国用经济抵制的方式来制裁南非，目标当然是实施种族歧视的白人政府。反对抵制的人说，经济抵制伤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贫困黑人老百姓！这是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如何惩罚一个政府而不伤到它所控制的无辜百姓？ 这个难题是今年笔会的主题之一；南韩，是主角。 今年的南韩代表团人数最多，在会场摆了一个摊子为明年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作宣传预告。表面上的谦虚客气遮不住他们心里的紧张。美国、东德、瑞典及芬兰的代表准备抨击汉城会议，用来表示对全斗焕高压政府的制裁。 南韩代表的处境大概是最困难的了。他如果为政府辩护，笔会的人会把他当作全斗焕的走狗、帮凶，而否决汉城会议。基本上，大家心里也有数：那些来自共产党国家或半民主国家的所谓代表，都不可能是强烈批评政府的谔谔之士，是的话，他们不会成为代表。与会人士看南韩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满怀疑的。 然而，尽管希望赢得笔会的信任，南韩代表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毕竟还得回国去交代。在这两难之中，南韩代表采取了低姿态，争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焕对文人的控制，一方面发出弱者呼救的声音。 “现在情况已经改进了。我们去狱中探望了两位作家，”韩国代表发言时说，“这两位作家都说狱中情况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们很满意、很愉快……” 我听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语表达有问题吗？还是这个代表真的认为政府给狱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奖？“有一位作家被关在牢里，”南韩代表继续发言：“是因为他参与了纵火美国领事馆的暴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 美国代表引用了一段新闻报导，指出韩国代表完全采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个作家的“纵火”根本没有证据。东德代表更指责韩国代表有心掩护全斗焕的罪行。他取出一张表说： “根据北韩给我的资料，在南韩因文字而入狱的作家有十六名，为什么南韩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韩国代表紧接着开始争取同情： “国际笔会来汉城开，会给我们的作家带来希望……我不久前在狱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笔会将来汉城，他的眼中马上闪出希望的光芒……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来救救我们！” 作家大概都感情丰富又带点虚荣心的吧？韩国的示弱激起了各国代表济弱扶倾的英雄感。红头发的加拿大法语区代表情感冲动的说：“我本来是想投反对票的，但听了韩国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去汉城吧！” 当过驻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是民主的卫士、先锋。现在南韩的兄弟们需要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台湾的代表殷张兰熙也说了话：“东方人讲面子。笔会给韩国作家面子，会增加他们应付政府的筹码。” 大会中情绪高昂，有点马上要出兵，拯救韩国同胞的架式。南韩赢了这场外交仗。在场外偷偷活动的北韩人默默的离去。下一届的国际笔会，将由汉城作主人，刚好连着汉城奥林匹克的盛会。明年的南韩，在国际舞台上将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着南韩的代表们兴奋的握手、道谢，不禁想起他们勇敢的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与强权对抗。到最后，国际笔会到不到汉城开会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手势罢了；真正能使韩国免于奴役、免于极权的，恐怕还是韩国百姓自己的觉醒。 东德代表考夫曼对南韩的人权问题表现得义正严辞，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难道东德，会没有箝制言论的问题？如果他对全斗焕的政府如此谴责，他对自己的政府又将如何？“东德有没有言论控制？”我直截了当的问他。 他也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 “你是说，任何一本批评政府的书都可以出版？”我有点惊讶了。 “不，政府并没有任何条文来检查言论。批判政府的书无法出版，不是由于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张不肯出。”他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 “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一样的情形。” 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人，当我是第三世界来的白痴吗？忍着心里好笑，我说：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出版社不肯出某一本书，通常是以市场取向，钱的考虑，而不是思想内容的检查。东德的出版社不敢出一本书，或者编辑不敢登一篇文章，当然是政治考虑，这不叫变相的言论控制吗？” 我想说的是，我很熟悉这种变相的、隐藏式的言论控制，台湾教了我。 “你还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写了一本小说，叫《逃亡》，描写一家东德人逃过柏林围墙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却答应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东德不能出的书，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于还是出了书。” 会议重新开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却有点愕然：他一方面描述东德言论的限制，一方面却眼也不眨的说东德没有言论控制。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会后碰到一个西德大报的记者，我转述了东德作家代表的话，他摇摇头说： “这个人我很尊敬，是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他没说真话。东德确实有法令给予政府检查、控制言论的权利。他可能不方便说。你也得想想，”西德记者喷口烟，“什么样的人会让政府派出国来呢？” 我似乎能够体谅东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浓重的自卫情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就某个程度而言，他的说法并没有错。美国这个大资本国家一向以言论自由的堡垒自居，但是在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卫并不能掩饰东德政府对自由思想的限制。当他指责南韩的时候，是否也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注：我必须强调这只是今年笔会给我的印象。以往的笔会是否也是如此，因为个人不曾参与，不敢作评。今年笔会由于在欧洲召开，欧洲代表较多，因而造成偏势，也有可能。或许明年在韩国开的笔会会有不同的特色。 198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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