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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同学会是在狮头山开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错的同学表示，他要请三桌素席。几部宾士、富豪名牌车浩浩荡荡地杀上了半山的一座禅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着这群施主，说着：“那么年轻的人，又没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那么轻易地，就推掉了近万元的收入。天气微暗时，我们被安排吃他们日常的素斋饭，简易的四莱一汤，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庙中没有养猪，碗中不要剩饭。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气地对我说：“小姐，你们坐那几桌，这一桌是特别修行的，他们吃‘剩菜’的！”一会儿，坐下了几位刚念完经的太大们，看他们穿戴，经济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他们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饴地吃着别人的剩菜。 ※ ※ ※ 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龙应台替《烟幕》一书写的序文《弱国，你会说“不”吗？》六三禁烟节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时，弱国两个字被编辑拿掉了。《天下》杂志的殷允凡看过这篇文章后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太像龙应台过去的文章，后半部简直是像我在说话。 我把这段话告诉龙应台后，我们两人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开始在时报“人间”副刊上，写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年半后的中国人，很多人真的生气了。特别是环境问题从核能电厂失火、牡蛎、文蛤被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气的大题目。台中大里乡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长期忍受三晃农药厂排放出来的毒气，自组了“公害防治协会”。鹿港有十万零六千人签名连署，拒绝杜邦化工设二氧化钛厂。到车诺比尔核电厂发生熔炉意外，反对再兴建核四厂的声音升至最高。 当一种社会运动变得十分热门，或是竟然成为主流时，参与者的心态与组成分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搭便车”的人，在任何社会运动草创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气候之后他倒也摇身一变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专业知识丰足，谈环境问题只是想出出风头，倒也罢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讨论环境问题，或有些人纯粹以关心或爱心为出发点，却不愿意支持专家呼吁的保护方法，甚而错听了非专家的理论，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恶果。这两类的人最容易被对立的利益团体丑化与攻击。 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变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时，环境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者，在他提出其他社会改革口号，过于空洞而引不起群众关注时，所剩下来最大的本钱。也有些人，以阶级仇恨的心理来看利益团体。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这几种人反对的力量可能最为猛烈，但他们反对的效果却不一定卓越，有时他们的反对，反而造成一种反效果。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们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觉得自己像斗鱼，也许是好斗成性使我们仍坚持立场，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恶如仇外，一定还有些什么，除了做斗鱼之外，一定应该还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标。 我也尝试看在想，什么才是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呢？我把龙应台为《烟幕》所写的序文再拿出来看，前半部是一个六岁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事，一开始拉吉夫已经被永备化工的氰酸毒气毒死，他身为洗槽工人的父亲，在泄气的当时，已先拉吉夫而亡。这样的故事与相同的感动，我曾在读《野火集》时感受到，特别是读到《不会“闹事”的一代》。这篇文章刊出时，我并不在台湾，几乎是同时，我也经历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引述自《纽约客》上的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则发生在旧金山，站在渔夫码头附近的戏院前，挣扎着该不该进去看那部叫《龙年》的电影，看看电影的海报，中国人的形象已经有改善，不再是福满州或陈查礼之类的妖怪，然而骨子中应该仍是一部辱华电影，脑中闪过的是昨天电视新闻，此间华人抗议的画面，不看是敌忾同仇，看呢？回台湾后多一个吹牛话题，因为台湾势必是会被禁演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不看。 我很庆幸我的决定，而后我看到《不会“闹事”的一代》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有学生一次又一次花钱买票进场去抗议，在纽约抗议南非的种族歧视，一次又一次被观众嘘，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结尾最为感人： “观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她全身在颤抖。” 虽然龙应台在后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会基于自由自主的原则而反对这些学生强迫向别人推销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可以做出这样行为的人，至少先具备了关心此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不然他们大可拿这买票的五块钱去溜冰或吃掉。 现在想来这一番文字用来形容龙应台也是颇为恰当，她关心世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否则她一定是吃撑了，她何不挟着她现有的优越条件，和和稀泥在纽约安享荣华富贵。 我也曾经问过她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她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有些事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一天，这些东西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声势浩大。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抽样调查，知识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惧，很可能都是不愿意生活在如欧威尔所描写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龙应台写下了《欧威尔的台湾？》期盼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希望有理性及面对事实的勇气。这是《野火集》中唯一一篇没有刊登过的文章，显然现实与她所期盼的理想之间，还是有距离，这个距离本质上即是一种危机。 生态学上一个故事，正可以来说明这种危机： 假设布袋莲生长的速度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会在三十天内长满。那么在第什五天时，布袋莲还只占了整个池塘的三十二分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根本不觉得池塘中生长着布袋莲，即使到了第二十九天，还有半池塘的水面，只是再过一天，就完全没有水面，全是布袋莲了。 极权的势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莲，无声无息地在那里滋长，如果没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这种恶势力铲除，它就会像布袋莲那样突然之间，不声不响满布着整个池塘。 龙应台回台湾后没多久，我们就在一个饭桌上碰面，她正好坐在我的旁边，瘦瘦地，也不大说话。没有几个月，就看到她以胡美丽为笔名所写的文章，金恒炜说我可能是台北最后一个知道胡美丽就是龙应台的人。接着《野火集》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第一篇的题目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文章从一个反对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立法委员，在电视中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令龙应台觉得恶心开始。 看到了摊贩占据骑楼，半夜的喧哗吵闹、垃圾往淡水河中倒，道路上车辆争先恐后，塞成一团，瘦小的龙博士真的生气了，她还大声地问别人，为什么不一起来生气，大家一起争取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这把野火烧得的确声势浩大，据说《中国时报》刊出《野火集》的当天，报纸的零售可以增加数万份，学生把文章剪下来张贴，也有人影印了分送给大家。去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就卖了十四版，到现在，发行总数已超过十万本了。龙应台受到的支持是空前的，然而她所受到的压力却也相当巨大。 其实她是我看过最婉约的一位反对者，她之所以能引起广大的共鸣，除了她文字平铺直述，条理分明外，她关心的题材是非常非常生活层面的，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想更重要的是，她文章的里面，包藏了一颗救赎的心，也只有这种“真”心，才能感动所有的人。 如果没有关心，她大可以高高在上地继续当她的博士、教授，她有美好的家庭，与她一般聪明杰出的丈夫，可爱活泼的儿子，高收入而安定的工作，她为什么要来趟这趟浑水，遭受这么多恶毒的漫骂。 ※ ※ ※ 我又想起在禅寺中吃着剩菜的老太太们，她们曾经令我感动，而她们的救赎行为却是消极的，她们可能并不贪恋尘世的荣华富贵，却无补于尘世的苦难。 庆幸的是每个时代，总有些傻子，关心世界，有判断的能力，且有批判的道德勇气，不愿安享荣华富贵，却愿以自己做代价，谋求全体人类更多的幸福快乐。不论你同不同意这些人的价值观，他们都值得我们最高的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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