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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传真，信中错别字也加以保留。 每一封来信对我都是一个提醒： 我不是在黑暗中独白。 生气，有用吗？ 老师，说话小心点 怕怕 代沟 服从权威有何不好？ 难民意识 我是好训导 人有知的权利 梦魇 风车，有时就是魔鬼的化身 学生不该有自由 中华民族万岁 其思也“利”，其行也“险”！ 冷血的知识分子 从祖师爷开始吧！ 引蛇出洞 如果不能教育他们，只有不理他们 老一辈有话说 女人自轻 忘恩负义的年轻人 十五岁的迷惑 演讲现场 龙先生大安： 晚辈是在台北市开业之小儿科医师，屡见阁下大作登于时报人间副刊，针砭目前紊乱之社会现象，每次阅毕皆热泪盈眶，未能自已。生为这一代中国人是何等不幸，要忍受这些不正当、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实。阁下真是道出众人心愿，令人喝采！ 阁下曾说，“只要生气的人多一点就有效”，我们邻间一共八户联名检举地下汽车修车厂，还让我动用了两位议员，才在四个月之后，换取了一张还不见得会执行的罚单。我们生气的人，不可谓不多，请托、电话、陈情所花力量不可谓不大，然而换得是官员的姑息，请问阁下，“生气的人多就有用”，在台湾此种环境是否仍适用？ 对地下工厂，目前工务局建管处的态度是检举乃论，只要有人检举、催办，可能就开次罚单（万把元），不过仅限一次而已，有位科员曾经想配合民众，每检举一次就罚一次，但其科长认为罚太多次“会出人命”，因为没有人这么做。请问：政府官员为何如此保护违法的人？为何如此为坏人顾虑周到？这样做，地下工厂怎么可能消失？ 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日 龙先生： 今天再看您的文章，我忍不住快快给你写信，放弃摆在面前待改的试卷和休息，我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在报上看到你这样的人，敢写这种文章的人，而中国时报也敢登（心想，可能是你姓“龙”的关系）。 你太叫我感动了，你才是一位真的爱乡土、爱家的人；你是位有“爱心”的人，更富正义感，不是沽名钓誉的人，可是我替你捏把冷汗，活到今天对所见所闻，可以用“欲哭无泪”来形容，而今，你大胆地说出来，登出来，使我在被捏着脖子之余，露出一丝安慰的笑容。 从前也有像您这样的人：看他们的结果，使我对您有一丝隐忧，龙先生，但愿天保佑您长久，但愿您的呐喊有效，但愿您还有别的保障，不是赤手空拳而来。 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翠水清的地方，现在是被拿来当过客歇脚的处所，他们都不打算生根的，歇会儿气力足了，就走了。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叫他们去爱“土”爱“水”，只会搭些违章棚子暂遮风雨而已。这样的处境，除了悲哀无奈，还能做什么？但愿您的呐喊有效，但愿，但愿啊。 我把十一月二十日的报纸给孩子看，他说要影印起来，想贴到班上去又说不敢，怕训导处，我们一直活在怕怕中。 祝您 平安 一九八四、十二、六、午 龙应台先生安好！ 我也是位小人物，但却与您持相反的见解，同样身为中国人，同样有着无力感，而我却赞成“服从权威”。也就是因为中国人有这个习性，才能有五千年文化。在古代，帝王的话没有人敢不遵从。一个命令不合理：但百姓依旧听从。市并小民永远抱着逆来顺受的精神，减少了纠纷。周公制礼作乐，使国家有层次，也减少了国家的暴动。一百人有一百条心，没有权威政府该听何者。而且众人是盲目的，如果太强调，后果便……学生不听从老师教导，“我付钱于您，何要听从于您”那叫老师如何教导？只要讲课就好了吗？欧美文化并不适于我们台湾，但我还是赞同您的合法途径，有些见解令人佩服！我也曾想等学成便去美国，但谢谢您的：“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晚辈 冬烘先生 敬上 一九八五、二、十八 应台先生大鉴： 最近阅读了先生于六月廿六日中国时报刊载的一篇《机器人中学》的大作，心中有种愤愤不平的感觉，当然训导主任、管理组长、教官中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他们的做法确属不当，但终究是少部分的人，绝大多数的训导人员都在很辛苦地从事这种吃力又不讨好的“训导”工作。 你可见过学生发生车祸在医院急救，深夜在急诊室中忍着寒冷的时候，忧心如焚的训导主任？你可曾体会过当一个顽劣的学生被训导人员辅导而改过向上的那种成就感？很多以往被认为是不堪造化的人，当他到了某个年龄，有了某些成就的时候，他心里最常记起的就是这些最讨厌的“训导人员”。当他当了父母，他最希望的也就是学校的训导人员能把他的子女教养好。当他的子女有所成就，他心里最感谢的也就是训导人员。所以训导人员身上的责任最重，而受的责备也愈多。当然这也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成分在里面，可是也不能排除对训导人员先天就有敌视心理的成分在里面。有国中一口气罚了八十个头发过长的学生，你认为不对，可是能不处罚吗？如果你是训导主任、管理组长，当别的头发合格的学生对你说：“他们头发长都没有受到处罚，那我以后头发长的时候你也不能处罚我”。或者当你下次检查头发的时候，发现头发长的同学增多的时候，想要给予一些处罚，而这些同学对你说：“上次八十多位同学头发不及格你没有处罚，为什么我不及格你要处罚我？”的时候，请问你何言以对。当然有些训导人员的做法实在是不太对，需要改进！但是该处罚学生的时候，必须要处罚，重要的是训导人员要对他说明白，让他心服口服，了解处罚并非目的，而是帮助他改过的一项方法。同时也使其他同学有所警惕。最近几年各级学校也都注重心理辅导，学校也有专职心理辅导的老师，但是有种病态现象：犯过的学生为了逃避处罚，就会到心理老师那儿请求辅导。他的目的并不是请老师给予辅导帮助改过而是请求心理辅导老师向训导人员说情，希望免予处分或轻减处分。结果造成训导人员和心理辅导人员之间的摩擦。在这种情况之下某些著名的学者一定会为文用好大的道理批评训导人员一番。可是，你可知道，你溺爱了这些犯过的学生，会使其他守校规的学生怎么想呢？（老实说，一天到晚骂训导人员的人，他的本身也一定有问题，为了规避处分，希望把这些人给骂倒，才会高兴），如果学校给犯过同学适当的处分，那么学生的想法又不一样了，他们会说：“世界上还是有公理正义的。”“活该，谁叫你要那样。” 如有冒犯之处尚请见谅。说实在的你这篇文章我看了实在是不高兴。我从事训导工作这么多年，许多同学被我辅导过，在事业、品德上都有成就，本来我很有成就感的，被你这篇文章都给否定了，和我同样心理的人很多，希望阁下今后为文一定要三思而动笔。 一九八五、七、十一 龙教授您好： 自从拜读了您在人间副刊的《机器人中学》之后，不免觉得您有些少见多怪。不知您在台湾读过中学没有，如果有，你应当不会如此大惊小怪。如果没有，那么我愿将自己六年来的中学经验告诉您。 我今年虚岁二十二，没读过大学，现在某医院任职护士，工作还愉快，有固定一群朋友，家人均和睦相处。老实说，我的人生还算美满顺遂。若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没上过大学，好在上大学这码子事于我而言就像身上少了装饰品般可有可无。但是回顾这二十二年来，我的人生里还是有面阴影，这阴影偶尔还会出现在梦中，出现在走在马路上学子们的身上。如今我很庆幸自己脱离了学校生活，脱离了那种三更灯火五更鸡，读书像拼命一样地漫长梦魇…… 我想先描述一下这位我国中教数学的“恩师”。她很担心我班的数学，只要是音乐、美劳、体育课全让她抓来上数学课，考数学，某次本班数学竞试殿了最后，结果全班罚坐在椅上由她一人一个地左右开弓“拍拍”地打耳光，由第一号打到最后一号。犹记得我还作了最蠢的姿势，两手微交叉挡在脸前像作防护的样子，实在可笑。 这个老太婆更厉害的绝招是排座位。那是按照月考成绩单排出来的，最后一名坐最后一个座位。当全班坐定，由老太婆口中吐出最后一名的时候，那个同学总是双唇抖颤，脸色死白地坐在那个宝座上，以后各科老师来上课时总要看看那个“第一名”是谁。 另外有个老师常罚那些考不好的学生站溜冰场，而溜冰四周均是男生教室，那些放牛班男生常隔了铁窗猛吹口哨，哗笑取闹着。那些被罚的女生总是低垂着头，有的还偷偷掉眼泪也不敢伸手去拭。（据姐姐说，她们那一届的学生均是用跪的，有的还端着考卷到男生大楼去逛一圈回来。三毛女士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高中阶段，最令我咬牙切齿的是搜书包。每天上朝会的时候，主任总是一边训话，一边张望教室大楼，迨实在没话讲了，又找不着藉口，才郑重其事般宣布，现在教官正一间一间搜书包，请某年级的学生留在原地，其余可回教室上课。那种好似被欺骗的感觉实在实在…… 某次正好端端地开班级会议，导师从教务处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搜”。那次好像是因为有人掉钱吧，每个人均把书包打开放在桌上受检。结果钱没怎么找着，倒搜出一些课外书籍和零碎的化妆品（口红）。搜完全班之后，她把那些“战利品”一件件拿出来加以取笑和讽刺。 高中时代，只要是有学生在书包上挂些不起眼的小铃铛或缀些小花朵马上被教官没收。有自称是哥哥表哥表弟的男生打电话或写信到学校的，那个被约的女生绝对有义务向那些“三姑六婆”们把身家仔仔细细交代清楚，把动机解释清楚，下次不予再犯。 若在街上与男生走在一起勾肩搭背者，一律予大过处分。 只要是穿着校服，就不可以去西门町逛街，去看电影，逛书店买书倒是可以啦！只要是身为学生身份的，该去什么地方和不该去什么地方，各位同学应当分野清楚。（结果部分同学很聪明，把便服放在袋子里，放学后马上换掉去赶场电影。结果不是被门口的纠察同学登记名字，便是在早晨朝会搜书包时被没收了去。） 龙教授，有时我好恨生为台湾的中国人，为什么我的父母不是留洋华侨？’我的宝贵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铁窗”里度过的，留了那么难看的西瓜皮，及膝的黑裙，看本《京华烟云》都是偷偷摸摸的。十五岁那年看到赫塞那句：“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初恋的青年；实践着伟大英雄的行为，却没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无聊乏趣功课”。我就泪眼汪汪。二十一岁看到《夜游》里的麦珂说的：年长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对年轻人嫉妒得要死。他们除了想尽办法折磨年轻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气的法子了。真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来。 我暗下立誓：将来绝不生小孩，要不，就把小孩弄到国外读书。我不能忍受我将来的孩子是生活在没有阳光，没有绿坪大树，没有河流，没有篮球、钓鱼竿的少年生活里。而且如果不幸让他碰上了那些性格怪异的、虚伪的、假道学的为人师者（老实告诉您，教师不正常的很多。只要有这种奇怪的教育制度在，就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人员助纣为虐），那么我倒是宁愿让自己的孩子休学在家自读。 龙教授，我们该怎么去拯救那些孩子，以及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孩子？ （注：最近看到某国小女生惨遭教师强暴案后，内心实在愤怒：可恶的教师，愚蠢的学生和家长，腐败的教育。） 一九八五、七、廿 龙应台女士， 《机器人中学》发表以后，深受同学欢迎、喝彩，但我认为您所说也并非完全合乎“中庸”。 首先文中提到校规问题。我认为学校并非“学店”能让我们任意胡来，现在规定短头发，学生就干方百计想使头发长。有朝一日规定可留长头发，同学更会有一些歪主意，想变换一下发型。到时候，披头、嬉皮整个学校都是，这如何教学呢？至于衣服卷袖的事情，我的学校也有人卷，教官训导也没有禁止，但卷的人五十人仅可找到一二人，难道夏天只热到他们一二人，其他四十八人全无感觉？这我可以大胆告诉你，这些人只想标新立异。学校又不是服装展示会，想要漂亮回家再耍，何必来学校花枝招展。而且有些乡下学校贫富相差并不太小，你一些较富有穿些较高级的，难不会造成穷学生的自卑？ 中学生没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如果不加以限制，难免会流于放纵。如果不以校规稍加框起来，您想会流于什么情况。如果没有教官训导加以管教，则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我们要怪只能怪那些执行错误的人员。 学生、军人、公务员是没有自由可言的，难不成规定短头发、穿制服，就会限制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同学发明新东西。笑话！天大的笑话！难不成遵从师训就是懦弱。那为什么还要念前人留下的东西？我想这个“框”只能把我们推入正道，并非限制我们的思想。我想创新大胆不是用在和校规对抗的，是用来改进我们的生活。 至于吻颊这件事，至今我仍然想不通，我们并非西方人，有吻颊这个必要吗？ 最后 祝万事如意 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 龙女士： 后辈乃一私立大学法律系的准毕业生，此时正忙于准备毕业考试。惟今日拜读大作：《“对立”又如何？》之后，顿感若有百万瓦电力之冲击，震撼之大，莫可言喻。故暂搁书本于案边，不忌文笔之拙劣，疾疾振笔，以表“支持”与“拥护”。 “对立”又如何？只要立于法律基础，即使是赤足的养猪农民，何惧于“霸道”的政府。惟中国台湾政府的权威由来已久，令老百姓惧怕，何敢轻言“对立”，今见贵君仗义直言，且又登载大报副刊之“义文”，直教后辈肃然起敬，老百姓们必然也竖起大拇指，敬称贵君为文学界之女侠。 地痞流氓似的政府事业单位，挟其“老大”地位，为所欲为。水、电、电信单位的附从契约，本就不合法律公平、平等之性质，其种种又为民生必需，老百姓能拒绝吗？老百姓埋怨又能如何？要“对立”，谁又戴得住“反支持”，“反拥护”，甚至“反政府”之帽子呢？近日中油公司又要抬高天然气之单位价格，其负面影响，岂不鼓励老百姓多用“定时炸弹”——瓦斯筒吗？唉！其思也“利”，其行也“险”啊！ “中医师考试泄题案”近日总困扰着后辈之心思，后辈虽不敢断言有无“贿赂”之事实，但“泄题”事实是存在的。题目如何在层层严密的关卡事先流出？补习班负责人的钱给了谁？这是社会大众想知道的，也是司法单位该给社会大众交代的，绝非一个“违反补习教育法”的判决，就能朦庇事实的真象，转移案件的焦点。社会大众不是好见高级“公仆”丢官受处罚，而是希望政府及司法单位共同维持考试的公正性，及保障大多数善良应考入合法（宪法赋予的）的，平等的应考权。社会大众只不过希望法律给予那些侵害考试公正性、公平性的违法人员适当的处罚。老百姓不是愚民，政府怎能“愚”民呢？！ 权利是争来的。惟贫弱（知识或力量）的老百姓何德何能去和政府争呢？有力量的人士又有多少想到人民权益去和政府“对立”呢？后辈乃一位本该“乖乖念书”之学生，惟素日于社会众人之事甚为关注，或有不平处，或有失望处（以上所指皆为政府之行为），终因欲诉无门而郁积心室，今读贵君之大作着实感动，故冒然书信，聊表敬佩之意。莽撞、不当之处尚祈见谅！伏乞，敬请 文安 五月十九日 龙老师：收信平安！ 常常拜读您的文章．每每心神大振。今日“人间副刊”又见———《不会“闹事”的一代》，于我心有戚戚焉，沉思良久。我对我这一代的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思想体系，心智人格的发展，有许多不满。今日，终于见到有人代我说出内心的话，（应该是代所有年轻人说出内心的话），谢谢您。 其实，不是我们“不会”闹事，而是我们“不敢”闹事。小时候，父母禁止我们“闹事”——小孩子懂什么，大人在说话，小孩子少噜嗦！入学后，接受“斯巴达”教育，大家行动一致，思想一致，朝着导师为我们设定好的“模式”去发展。老师惟恐学生“闹事”，若有“见解独特”、“思想突出”者，视为“大逆不道”，将“闹事”学生称为“问题学生”。 您说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试问，又有几个老师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老师们也是接受“师祖”设定好的“模式”发展，将师祖们那一套一成不变地灌注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可惜，师祖们本身也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我师大数学系毕业后，实习一年，现入伍军中。实习期间担任国中管理组长一职，深深体会到所谓“师道尊严”的威力。校长的话就是圣旨，导师的话就是校规。学生从不考虑这种规定是否合理，若有学生敢“反应”便视为问题学生，若有以身试“法”者，立刻记过处分。学生个个惟命是从，不敢妄加“蠢动”。 某师解题时，明明是计算错误，答案与“标准答案”不符，某师一声令下，全班立刻“修正”标准答案。学生提出一难题请教，老师明朋不会做，却总是不慌不忙地说：这题是高中范围，以后高中老师自然会教你们！或是修改题目：这题缺少××条件……。老师们从不“认错”从不“服输”。学生们也从不“思考”。 我个人觉得不应责怪一般年轻人，他们从小到大，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权利）。要怪就怪师大的教授们吧！台湾的教育“失败”，他们要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把我们这群“教育尖兵”教好！您不妨调查师大学生有几人能独立思考！师大学生的唯一休闲活动是家教。 大四时，导师要求我们的教学方法解题型式必须与他一模一样，不从者冠以“拒绝学习”的罪名，“驱逐出境”，“明年再来”，学生敢“造反”吗？ 原谅我“毁诋”母校，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诚心盼望我们能教育出“会闹事”的下一代。 诚心盼望师大的教授们能教育出有独立思考的老师，至于如何改进台湾当前教育缺失，那是李部长的事，我只知道以后（退伍后）做好老师的“本分”。 祝您 常常闹事 九月三日 龙小姐， 您好：对不起，我想应该称呼您龙教授。看了您的“自白”，我也深感讶异。本来我以为轻视“女性”，只在知识层次较低的地方才会发生的（我是工厂作业员），没想到所谓的知识分子也有这种观念，真是叫人遗憾。 知识是没有性别的，知识的获取也应该不分性别而只是理解能力的差异吧了！也许有些人还忘不了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习惯。龙教授您大可不必为了那些没跨出过象牙塔的人生气。对那些无知的人。如果不能教育他们，只有不理他们了。希望您继续努力，为我们女生出口气。 谢谢您看完这封信，耽误您宝贵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一小时值二十多元，您一定无法想象的，我相信只要多一些像您有独到见解的女斗士，那女生的地位就可提高一点。再一次抱歉，我没念什么书，只想说说一点心意。 一九八五、九、廿二 龙教授： 今天我在中国时报的副刊上看到您的文章——自白，心中感到十分惭愧，您说的都是实情，更何况我也是“女的”。 以前，我不知您也是女性，常把您想成一名威武的男士，有一天，我从报上得知你的演讲会吸引了很多人，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女人绑了一个马尾，我怀疑那是“龙教授”，看来自古人们轻视女子，连我也不例外，自轻，我羞愧极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还是从“有人”就开始，大家的观念中“女人”应该待在家里，做好妈妈、好太大、好媳妇等等，贤妻良母世所公认，“每一位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种种说明“女人”是不宜露面的，适合默默耕耘…… 别人加诸于您的种种，让我深深感到惋惜，一样是人，为何不能坦然接受他人的成就，我得知您是“女性”，使我对您更加佩服，同样的工作，由女性来作，往往能力要超出男性更多才行，否则，根本没有机会来争取，您是够坚强的了，在此，我为你加油，迎接更多的挑战。 祝 健康快乐 一九八五、九、廿四 龙教授：您好！ 我很急迫地、着急地、想请教您一些问题，希望您不吝指教。我今年初三，虽联考将至，却还是忍不住地想问、想说。利用模拟考后的小暇片刻，附上这些疑惑、着急。 历史老师告诉我们，“左派”“右派”的由来典故，是因为法国的议会在开会时，较保守的议员总是聚坐于右边，较激进的则聚坐于左边。我老觉得执政党太右，反对党太左了。我对于太多事不懂，像什么是“保钓”“绿化”等。我生于一九七一年，十五岁的我有太多、太大的疑惑。同龄的同学，课余时并不对这些感兴趣，有些甚至一点也没概念。我对这方面较感兴趣，有志于社会工作，在看完《不会闹事的一代》后，更是急迫地去涉猎一些平常不看的社论、时势政局评析之类的文章，愈觉台湾原来这么孤立、政局这么坏，还有那么多我没概念的东西。 在上次选举县市长时，在课堂上，导师向我们进行传导。虽然，我们没有投票权，但是家长有，尤其班上同学的家长有四分之三强，是属于知识水准较低的蓝领阶级。所以在选举之前，实行“选情方针”，主题是：“党内的都可以、党外的都不可以”。我当时楞住了，这不是拉票吗？在我的观念中，党太过腐败不振、问题丛生，不知改革；党外则太缺乏“反对党的水准、忠诚、方法、手段”。我不知道要向谁请教这些问题。学校里，一大堆保守派的老师，连公民课都不忘教我们容忍、息事宁人。而父母呢？他们虽任教职，却属“太左”，党外书刊看不少，但是主观的性格，已被杂志刊物所左右。报上说您已创造了一个“龙应台时代”，杂志上说您已成为“青年导师”，所以我想问您：中国人的水准太低，所以才会搞成这样，对不？ 我实在有沉沉的无力感，自身的安全，大家的权益，都面临危机。十五岁的我，是否太早蒙上这灰暗的丑陋。我一直希望中国人也能像日本人一般，有强烈的羞耻心，奋发不懈，也希望像北欧有先进的社会福利，更是希望能有那英国的政治环境，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是不是遥远的梦想？会迟到或是永远不到？症结是什么？ 读者敬上五月三十一日 龙阿姨： 请容我这样称呼你，因为我是如此尊敬你。 日前看到你在报上所登的《容忍我的火把》一文，对于“赵先生”所做的行动以至造成对你的屈辱，深深的为你抱不平。你发挥勇气与毅力，用行动来表示你爱这个社会，却需忍受一些无知人士的无聊举动及流言毁谤。 而就我所知，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像“赵先生”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如我有一位老师，他在补习班教课，有一回他在上课时表示中国时报有一些文章实在非常好，能够正确指出我们社会的缺失以及病痛，而座下竟有同学立刻大呼“中学生只读中央日报”，表情严肃且愤怒，再加以这位老师，平日即同你一般，对一切事物就事论事，只认理而不认人，上课时即不断的向学生灌输为人处事所应有的客观态度，所以这位学生在数日后同他的父亲一起到补习班，而这位家长竟冒充自己是“有关单位”的人，要这位老师说话小心点。 我想这位学生以及他的家长乃至于“赵先生”和建议美术馆“避红”的某先生，他们的心绝对是好的，只是他的行为和意识形态是如此的幼稚昏泯，令人不禁摇头叹息！我认为教育制度的僵化，对于这种情形是有责任的。 龙阿姨，诚如你所说的，“他们”代表的是少数，所以请你千万不能灰心。喜欢、支持这把“野火”的人还是非常多的，你的“野火”只烧野草，我们丝毫不以为忤，且感到温暖，在这个道德勇气冷淡鲜见的环境中。 读者敬上 龙教授，您好： 我是一个补习班的学生，我很喜欢您的文章，您的文章给我很大的启示和感触。虽然面对巨大的学业压力，但我从不错过每天在人间副刊中扫视。 很久以前就想写信告诉您，远在南部乡下也有人对您所写的认真去感受。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前，我从来不看社论之类的文章，新闻也只扫过大标题，但这篇彻底改变了我的“阅报观”。在此之前，我对台湾的社会的一些行为的认识都很零碎，在我心中“台湾本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想不到看了这篇之后，开始去关心社会。从那时起，从不放过人间副刊中有关这类检讨社会得失性的文章，这都是您笔所带来的。 在与“生气”有关的行为，我也曾有过，但很惭愧，我表现得很懦弱。在乡下，晚上大家都较早睡觉，虽然我家门前那条路是全乡最主要的道路，但大家差不多在十点多就关门睡觉了。在接近联考之际，在大家都熄灯后正是我读书的最佳时刻。但就在我家对面一间三角窗房屋之骑楼下，每天晚上总是听到很大的喧哗声，我好几次想去叫他们小声一点，但都鼓不起勇气。我的口才不好，找不到适当的话去说，且那些声音听起来似乎是几个“老伙仔”在喝酒，而那些人正是最难理喻的。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无法在那种情况下将书咽下，又想起《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就毅然地走出去。结果，却是十几个约二三十来岁的人，他们不和善的脸色来判断，是十足混混型的工人。那时我真的有些后悔，心跳急速增加，不过没有表现出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只好向他们和气地说：“拜托你们讲话小声一点，人家都在睡觉了，我也要看书。”其中一人只露出一副冷笑的样子，另外一人则以讥讽的口吻说：“人家叫你小声一点。”我讲完就走，连头都不敢转回，因为一转回，可能就会遭殃。等到我回到家里，就听到更高的喧嚣声，“干××，他叫我闭嘴， ※ ※ ※，连一个娱乐的时间都没有，高雄的歌厅开到半夜都没人说怎样， ※ ※ ※，在那一家，去叫他出来， ※ ※ ※。”并且一直重复这些话和 ※ ※ ※。我虽然“躲”在家里，但还是紧张得要命，生怕他们来敲我家的铁门，直到十二点多他们散去后，我才稍微平静下来，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懦弱。 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家人，说出采不被骂死才怪。我家人就像龙教授所写的一样，只叫我用功读书，做个“好”孩子，什么事都不要管，但我却无法这样，因为我讨厌思想受别人左右。从小祖父母、父母都只叫我认真读，将来才不会继承水果园去过苦日子。“人家××都考上国立大学；看看××家的孩子大学毕业，现在做××；你看你的××都到美国留学。现在甚至连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考不上大学，你又算什么，像你这种样子也不是做粗重的料子。你弟弟头脑不好，不喜欢念书，以后就让他去种水果。从小大家都说你很聪明，你一定要考上大学，才会有比较轻松的好职业。”我的天啊！我读书是为了将来有安定的好职业，是为了赚钱？小时候做书的奴隶，长大后还要做钱的奴隶！这难道是台湾人的一生吗？我养小鸟，是因为我需要纯洁的朋友；我看电视，因为有很多节目能观察到许多内心与内心、人与人的冲突，这对我有启发的作用；我常把东西拆开看一看，再装回去，因为那带给我满足……。但这些都被视为是成绩退步的祸害，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除了读书外没有一样是我应当做的，我还是个“人”吗？我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就这样养成我的怕事、懦弱、依赖，不过我很庆幸的是我很坚持我的独立思想，我一直视它为我最珍贵的东西，于是造成了我和家人的观念冲突。我起初很纳闷为什么我总是表达不出我意见的理由，后来我在一个叫做JOHN COUGAR的摇滚歌手，他的专辑UH，HUH中的几首歌曲得到了答案，某中Authority Song的一段更让我顿悟： I fight authority,anthority always wins. I've been doing it since，I was a young kid．…… So I called up my preacher. I said:"Give me strength for round 5." He said:"You don't need no strength,you need to grow up son." I said:"Growing upleads to growing old and then to dying.And dying to me don't sound like all that much fun." 我将authority比做我的长辈，而且那preacher所说的话更和我家人不谋而合。“你现在读书苦一点，将来才会好过一点。”我常将这种譬喻告诉同学，只要是肯听我说的，不是赞同我，就是无辞以对，只是不知道是发自内心，还是不好意思反驳我？或者根本听不懂。龙教授，您同意我这种比方吗？不过我从未说给家人听，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尝试解释许多我所说的话的意思。但都遭到误解，这个当然就更难让他们接受，因为“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例如，我祖母就不懂绝对和相对的意思。我爸爸常常告诉我：“你无法改变环境，你就必须适应环境。”我很不以为然，尤其是看了您那篇提到苏格拉底的文章，更是不向那句话低头。他也常常告诉我，台湾现在很不好，要考上大学，才能到美国去，但他却没想到自己不能改变它，就去适应它，这不是很矛盾吗？我不能反驳他，因为“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又有一次我们看一个电视节目介绍到一个无人小岛，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能住在那里真好，没有人强制我，没有人压迫我，更没有人要求我。”您绝对猜不到我爸爸的回答：“不努力用功，只在那里空思梦想将来要做什么，是没有用的。”我的天啊！想要逃避竟然得先努力去面对，那叫做逃避吗？我不能告诉他，因为“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您想这两相径庭的思想能不产生代沟吗？不过它存在于无形，只有冲突发生时才会显现出来。 我家人常叫我将自己管好就行了，不要多管闲事，自我麻烦。他们常说：“要不是你是我们家的孩子，我管他谁去死！”这种自扫门前雪的观念乡下最多。就拿以前我家正对面的一件事来说，一天晚上两个混混骑一辆50CC撞倒一位骑脚踏车的老先生，这时有一位路过的机车骑士下车将那老先生扶起，并问那两个说：“你们是谁的孩子？”不问则已，一问之下，其中一个就翻脸了，“你问阮是谁的子昧用哪？”并出拳打那中年骑士，旁边围观的人不少，却没有人去制止。不久，恰有一辆警车开过，里面坐四个刑警，停车下来问，但那人被打却不敢告诉他们，其他的人也没有说，刑警见没有下文，就匆匆忙忙开车走了，可能是要去捉逃犯。我当时也没有挺身出来，因为我很懦弱，而且那时我是看了不少人围在对面才出去看的，就算我想告诉他们，也说不出原委。另外一件事，我邻居的先生被卡车撞死，结果警察不但不拍照，有人拍，还叫他不要拍，我想那些条子和开卡车的一定有来往，尤其是收红包。事后，我邻居要求在场的人去做证，准备申诉，但却没有人要去，大家都生怕惹上麻烦，尤其那些开卡车的大多是混混。其实还有很多，这些都只因为大家怕事。人家都说乡下人人情味较浓，但我成长的过程中所看到的乡下人都只关心收成而已。 我是个自然组的学生，但依照我的思想、个性应该读社会组，但我不明白我终究都不改读社会组，或许是读自然组在先，受您文章的影响在后吧！我真羡慕您能将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我真恨自己不能。 罗罗嗦嗦写了一大堆，如能看完，真是万分感谢，措辞用语有许多幼稚之处，尚请一笑置之。 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龙先生，您好： 看了您的《容忍我的火把》，我想我有义务写信为您声援，同时表达我个人对您的敬意。 很可惜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为您打气，可是似乎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如果直接投给报社，别家不会登；时报为了避嫌，或同类意见太多，恐亦无见报的机会。 我课余在一家报社兼职，某日下午在社里看外电稿，听到女社长不太大声地向某位干部说：“听说有个叫龙应台的……”接着听到那个干部说：“啊！她很早就被党外利用了。” 我们的社会所以这样一团糟，主要虽然是由一群深具“难民意识形态”的人主政（多数在幕后，我想）把我们的教育搞得僵化不堪，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使得贪渎特权横行，社会百病丛生。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老百姓”（他们甚至伯看到人民两字）也有责任，因为我们不敢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说挺身而出，似乎准备跟人家大打一架，或竟慷慨就义的味道，也许有强人所难之处。但是适当表达我们的正义感和对同胞的关心，应该是经常有机会做的。 可是台北人（也许是绝大多数在台湾的中国人）这样冷漠，只有在作秀时才表现他们的热情，只有对外国人才表现“中国人浓厚的人情味”，至于自己的社会同胞，管他去死！我这人也许比较情绪化，看到周遭环境不合理的事物，常要愤慨不已，想到台湾的未来，总是感到绝望伤心，可是平常无意领受周围人们（亲朋或陌生人）无条件的好意时，又感动莫名，心头十分温暖，觉得台湾也许尚有可为。 读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 龙教授： 我想每一个人都深爱着这个生活的地方或生长的地方，只不过也许是用着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我想只要在出发点上是本着一种真心的喜爱这个地方的话，纵使无法苟同他的行为，也应该可以以一种谅解的眼光来对待。 以我一位在服役中军人的立场而言，这是一件较忌讳的事情，但我想人有知的权利，要求改革的权利。您的书及中国时报在我们单位已经算是被“禁”掉了。虽然我并不赞同这个作法，但军队之所以构成，就是必须懂得服从命令。 这是一份政战部门所下的文，属于“密”件的，也就是对外流传便算违反了规定，所以我并不希望让人家知道我是谁，因为结果是如何，也没有一定的尺寸，反正自我保护一下便是。 中国时报被禁是因为《野火集》的文章，我相当赞同您的说法，我甚至向朋友们推荐，很有趣的是我曾经在努力地让别人接受后，再来宣布大家不要拥有这本书，他们会如何想我并不清楚，我是觉得人应该拥有自己判断的一种能力。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让您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更希望它不会影响到您一贯理性及执着的态度，事情总是须不断地检讨才能进步，真理应该是愈说愈明的，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站在不同的立场来观察这个社会，老一辈人经过许多的奋斗才维持到今日的局面，这也难怪在心态上保持着较保守的立场，虽然有些时候构成进步的阻力，却也是维持这个局面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非常支持您的努力，这是需要勇气的，也盼望您在“容忍”这件事情之余，能继续让这社会仍旧拥有那“力求改进”的呼声，我们这社会上欢呼的声音已经够多了，我想敢指责出有缺失的一面是我们所更须要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这个社会进步，都有权利要求您尽一份能为社会贡献出一个国民所能尽的努力，我们当然是包含卖蚵仔煎的妇人，忙碌的上班族及许许多多坚守着自己岗位的军人。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八 龙老师： 自从入伍后，很少再半夜冲动地提起笔来写信。可是今天看到了你对informer 的辩白，激起我心中积郁已久的不平。能够知道校园中有你这样一位敢于直言的牧者，无疑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也更庆幸我们的报界能刊登直言不讳如您的文章。曾经把你的文章念给我连上的弟兄听，读完之后接下去的就是一阵掌声，我说：“那不是排长写的。该感谢中时有这份雅量刊登这样率真的文章。”你知道，我的兵有70％以上是国中以下程度，大专兵那时在场的没几个。平常，他们只被允许看几份党报，我只有利用读报（一天三次）或教室课的时间念一些非八股的东西给他们听，否则，我会觉得他们的日子太空洞、单调。 不知几时发表过“过当言论”。全师的预官只有我被打下连队干排长（自然没入党），并且常受上面责难，尤其是管政战的，将我列入营区重点考核人员之一。为了这一个小报告，我不知已挨了多少黑枪。可是，我并没有放弃神所赐与我的职务。我依然在各面要求我的兵，并且不时地开导他们，期盼他们退伍后都能作个有用的人。我的目标与上面的要求相去不远，可是手段却不为他们所苟同。我所受过的教育不允许我用权威式的leadership style去带领部属。我宁可相信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假定却不是科班出身的军官所能接受。 常觉得，当完这个兵，就再也不亏欠台湾了。因为她拒绝了太多人的关怀与拥抱。我个人这一点小小的挫折与其他人比起来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是也实在有些心灰意冷。我并不是那种领导社团的意见领袖，充其量不过在seminar中与老师，同学辩论，偏偏有些议题就是非常敏感，老师的引导往往不是下结论，而是澄清问题的本质。汇集一些feasible solutions而已。如果就因为这样被摆上一道，我那真是心有末甘！ 也许，我不是个好军官。可是，我对自己连上弟兄的一份责任感，却没有因为自己个人的遭遇，而有所消灭。我这个人一点也不是雄才大略，只能为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四周有限的人奉献出一点力量。我关心我的兵不是因为我的军服或阶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可爱的弟兄。如果我有学成归国的一天，那也不是响应什么号召，而是我认为我已有能力为更多的人做更多的服务。 与王津平老师有一面之缘；也曾在会议厅见过陈鼓应老师。我为他们今日的处境感到悲哀；我自己的老师因为党籍问题而始终无法升任研究所所长。这些遭遇对于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而言已是司空见惯。我热切地希望你的子弟兵都能青出于蓝，也盼望你有时不要太唐吉诃德。风车，有时就是魔鬼的化身。 龙小姐应台教授： 什么是“是”，是“非”，你能告诉我吗？什么是“对”，是“错”，你真能分别吗？什么是“好”，是“坏”，你敢确定吗？ 我没有替任何人说话，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小单位，我讨厌西洋文化，我不相信它们优于我们，凭什么必须事事处于低姿态，以它们为对，我们为错？试想，是谁害得台湾至今如此“落后”（它们眼中的落后）？是谁传给我们“疱疹”与“爱死病”？是谁发明了色情书刊与电影，来加害我们青少年？是那个混蛋民族流行一些乱七八糟的舞，然后再说：“会导致头发掉落、筋骨拉伤”呢？我恨自己不是电影中的李小龙，我恨自己没有一身武功来多打一些洋鬼子，我恨…… 洋人的政治制度好吗？他们才行多久，一大堆又一堆的问题，让他们穷于应付；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该学它们？何况背景、习惯、风俗完全不同于它们蛮漠之邦，你说呢？凭什么以它们为“是”，我们全“非”？！笑话！ 你是否认为孔、孟全是放屁，只是所谓“进步”、“现代化”的绊脚石？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该有自己的一套，当我们全成了“洋奴”（好比一些女孩，心甘情愿地给洋鬼子玩弄，只是为了一张卡，他妈的，恶心！）全被洋鬼子吃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我敢保证，没人能再找到回头的路，中国，中华民族便完了，乐于见到吧？！教授啊！ 我可能会被你教到，我敢写，是受你的影响，感谢你，使我不怕被你“砍”，教授，请别失望，我是不会念英文的——永远！！哈！哈！哈！去你的蛮文，横行霸道的文字，哈！哈！哈！中华民族精神万岁 学生蔡○○上 附记：什么狗屁笔记簿都有洋文，去他妈的！ 龙教授： 连夜风雨，快速地读完大作。书中立论绝大多数极为肯切，对这个浑身是病的社会，痛下针砭，那种可贵的道德勇气与权利意识，确实令人感动，而且激赏！如果这些观念能够尽快在社会中传布，那么，弊端必可减少，可怜的升斗小民，应可以活得更愉快，更有尊荣。 不过，大作中有若干地方姿态摆得太高，个人觉得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一、曾经有一阵子，报上的文字极为愤怒地指责杀虎是野蛮行为，大呼要保护虎权虎命，言词激烈，声势可畏。然而我却觉得，这只是一种诗酒文人自命清高的无聊举动，实在荒唐得有点可笑。 个人也读过几年书，虽然学业不成，却沾染了不少多愁善感的书生习气，每走过市场的鸡笼，或者看着村民养的猪只，总要为他们的命在旦夕而悲憾不已！然而，我知道我不能说什么，毕竟我不能全不吃肉，绝大多数民众也不能不吃肉啊！而且鸡与猪长大不宰杀，谁有精神去养它们？又那来这许多饲料？而我疑惑的是：这些文人对于台湾，每天成千上万地宰杀牛、羊、鸡、猪，可以一声不吭，并喝酒吃肉，却对几只老虎的命运大呼小叫，难道老虎的命高于鸡猪？老虎的命需要保护，为什么鸡猪的命就不需要保护？为什么我们必须每天宰杀鸡猪来养活老虎呢？而且就台湾的生态观点论，老虎的重要性会高于鸡猪或青蛙吗？不杀虎，从外国买虎放到山中，难道就有助于生态复原？而以台湾人口的稠密，虎可以放归山林吗？虎不可以放入山中，又不准杀，那到底谁来喂呢？不让杀虎又不出钱喂虎，为了满足诗酒文入的一点清高心态，硬是要别人养虎至死，硬是要小民倾家荡产每日买肉喂虎，这算那门子人道主义呢？ 今天，我又看到你以“稀有动物”、“人道”、“生态”的理由反对杀虎，我想问的是：你既主张禁止杀虎，可连带准备了买虎养虎的经费？要小民凭空负担养虎至死的义务，总不合权利观念吧？！ 二、你在九三页上写：一位计程车司机开车撞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骂了一句“操国民党”，你说“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然而，我却对他的骂发出会心的微笑。我想假使你肯比较客观地理解台湾的党政关系，理解每一表象背后的结构因素，理解一个良民所受到党政军警税特众多衙门的长久欺压，你也会发出会心微笑的，或者你会感慨地沉默了。因为这根本不是仅仅在咒骂，有没有行路无坑的权利而已！而是在长期非宪暴力的压迫下，在无数重税，无数过桥、过路费、停车费、行政规费的盘剥下，最无奈而可伶的泄恨方式啊！说他无奈是因为根本无法无理可争，遑论什么管道不管道！而之所以可怜是指，在我们台湾，只准讲反话，不准讲真话，挨打你要说不痛，被关你要说感激德政，好要说不好，不好要说好。否则，就像去年的一位计程车司机——老兵余新民一样，向乘客吐露不满政府，思念大陆亲人的心声，遭乘客检举，结果以“为大陆宣传”的罪名；送到绿岛，小小夜曲凄凄唱了！ 试问：小老百姓虽然知道个人至少拥有那些权利，但眼见“合法”武力，肆无忌惮地侵入个人权利及私有财产的范围，占地为王，个人既无能自卫，法律又站在强权的一方，你说那位司机不这样骂，又能如何？ 三、请恕我犯了爱抬杠的毛病，在《以“沉默”为耻——为高雅市民喝彩》一文中，我觉得你下笔似乎太快了！你说：“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脓包下刀。”我倒觉得这话有点矛盾在，那就是：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被“派任”为高雄市长，而他又是有魄力，有勇气的人，那么，他绝不会就任高雄市长；如果他就任，他就不是有魄力有勇气的人。因为依据宪法，他只能被选，不能被“派”。再依据中央法规标准法，他之就任不是合法，勉强只可说合令。请问一个口念三民主义，动机以法以权强制人民，而自己却可以为了升官发财，漠视“总理遗训”，不管法律，不讲道理的人，可以称为“有魄力”“有勇气”么？ 在这篇文章中，你把摊贩比为“脓包”“坏人”，而为高雄市民（或者线民）喝彩。我知道你身处上流社会，可以出国留学，可以出有轿车、住民洋房，可以不必为了生活去沐风沐雨，可以不必见到警察就逃，在街头奔命……然而，身为下流社会的一员，我希望你正视贫困小民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权利。 你可知道在邦交断绝，外贸疲弱，地小人多，工商不发达的海岛台湾，升斗小民是怎么求生的？你可知道在农村破产，农产品被低压中，农民辛苦经年，收入不敌一个工厂工人时，农民是如何活下去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税，不管失业救济，劳动法令残缺，闭只眼睛执行的情况下，劳工受伤，劳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决每日开门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矿灾工人死亡，成为植物人，政府及劳保给付如杯水车薪，民间捐款被台北县政府留下一半，矿工子女是如何过活的？……台北、高雄及其他城镇的妓女、乞丐、摊贩之所以存在，绝大部分不是这些人天生下贱，不知廉耻，甘愿在街头淋雨吃尘砂，而是有很多很多原因，逼着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试问：人心都是肉长的，人都知道追求富裕、舒适与尊荣，若不是万不得已，谁愿如此生活在阴暗角落，面对卑微而悲惨的人生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知识分子如果可以无视于酒肉臭之当前事实，而独责冻死骨的碍眼，这也冷酷的近乎没有人性了！ 当然，都市应该现代化，应该整洁，摊贩应该有一个适当的管理。然而读过现代西方理论的你，应该知道都市现代化不能孤立的看，要求都市整洁也不能单单苛责摊贩。你为什么不问问北高二市府，征收了天文数字的捐税、规费及罚款，到底有多少钱用在为市民谋福的项目上？台北市十六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只有人事及行政费，没有活动及服务费，市政府如此漠视社服，却可以胡乱设计工程，设计了不算，白花三千万设计费，更不必论许多工程做了挖，挖了做，到底浪费多少民之膏血？在多如牛毛的市府法规上，绝大多数都只知道禁止、不准、罚款、拘留、没入、强制征收（以市价四五成），在这群贪权成性的官僚眼中，政治就是管理，法令就是管制，却很少人知道：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发展负起责任，才是政治与法令的积极目的啊！ 想一想：社会上一职难求，一枝难觅，升斗小民除了用最原始的商业行为养家活口之外，又能如何？难道要他们去偷去抢？市政府有钱、有权、有人，却不负起养民的义务，又在市政上乱搞，知识分子不敢指责也就罢了，怎可反过头来，落井下石，指骂摊贩呢？ 老实说，台湾的文人特别会自命清高，也特别低贱，缺乏民胞物与的精神，更不知何谓“知识良知”？何谓“爱人敬人”？对稼穑之艰难充分无知，歌德献丑却唯恐后人。报纸上“英明伟大”、“感激德政”、“自由安定”是他们不经大脑的口头禅。为虎请命，为墙为日本神社请命，就是他们最英勇的事迹了！然而，许多小老百姓被非法拘留，拘留几天后暴死，人权人命受到最目无法纪的践踏（如不信我可举证）。却从未见到这些文人，用其为虎请命的言词，关怀一下死难的可怜同胞！难道所谓的文人良心，就是“只问畜牲，不问苍生”？所谓文人道德观，就是虎命重于人命，虎权重于人权？ 你——龙教授，不但是个大学教授，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但有知识，还有爱心，不愿关在象牙塔中，吟哦现代歪诗，而以可贵的洞察力，关怀我们的社会，这是我特别钦仰你，愿意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但我也殷盼你，不要被纸面资料框住，不要被自我成见蒙蔽，更不要向这些低俗文人看齐。多走出校园门墙，到各处看看，在民生乐利，进步繁荣的背后，是些什么景象。但愿经过了现实的磨洗，你会对这片大地人民，做出更伟大的贡献！ 读者敬上二月二十二日 龙小姐： 我真想不通中常委办的报纸怎会容许你在那里撒野放火？尤其是在这选举前夕？你们不会是在玩什么“引蛇出洞”的把戏吧？ 如果你是在“玩真的”，我倒觉得你们这些学院派的人物（区区在下是个“跑江湖”的，所谓太平洋上的腓利斯坦人是也）实在天真得可爱。人家说我们没有信心危机，你居然那么气愤，真是笑死贫道。你难道没听说过慧能的禅宗公案？“贫僧本无信，施主亦无稽。本来无信心，何来心危机？”废话！我们当然没有信心危机。 在下并不怀疑你的智商，只不过担心像你这样天真烂漫（假如你是真的），恐伯很快就会灰头土脸。 首先，你有没有看清楚，你所谓的那一伙“默默播种、耕耘的有心人”，那些要出版“人间”的“理想主义者”和出资人当中，有没有达官贵人的媳妇和嗲声嗲气的女作家？有没有装出一脸“理性、公正”之像的apologist和whitewasher？有没有奉御命出来唱黑脸做陪衬的？有几个是真正的、良心的，社会工作者？你们的出资人经得起吓吗？ 其次，你有没有弄清楚权力的本质？有没有搞清楚对象？你知不知道“清君侧”事实上就是在“清君”？（东林儿就是一群在身首异处的时候仍然相信皇上圣明万岁的蠢蛋，There are only two kinds of believers for Confucianism-masochistic believers and make-believers！） 你晓得不晓得，凡是能够提高社会意识的东西——从草根性的社会运动，到精致的文学、艺术活动——都不利于需要依赖愚民来维持统治的儒家式政权。（你只要看看这个社会庞大的迷信势力，以及令人感到羞耻的电视节目，便会了解，“愚民”的指控绝非诬赖）你能搞得清一些问题的真正本质和根源吗？ 举例来说，你能了解你那个“每天骑机车上班”“血液沸腾”‘恨不得去……撞得他头壳破裂……”的朋友，以及那些“疯狂的人潮”和那一部“狠狠插在我前面的”机车的主人的心理背景？你以为那只是交通问题，或者是国民道德问题吗？你能了解那个对你大吼“阮是会宰人”的小贩所受到的压力吗？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西斯社会心理”的说法？ 你能了解那些为公理。正义、进步、良心、慈爱人士所反对的人是不堪再与邪恶、冷漠、残酷的人为敌吗？（巴勒维就是因为这样腹背受敌才垮的。）你了解传统中国儒家统御官僚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强盗帮会集团所运用的裹胁方式吗？（所以庄子才会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在下绝对不是但丁所说的那种“在严重道德危机关头仍然保持中立”的人（地狱里面最炙热的地方是为他们而保留的）。我诚然乐于见到我们有社会运动，然而社会运动若只是涟漪性的、象征性的，搞错目标的（譬如提倡国民道德，譬如海山爱心捐款等）只不过徒然为这个社会制造一些进步的假像而已，无助于基本问题的解决。长远下去反而使我们的社会完全丧失生机。 最后，我也想问“台湾是谁的家？”。老实讲，我也很迷惑。报上看到的小说文章，不是讲新大陆，就是讲旧大陆。这里是谁的家？或者说谁当家？应该是很清楚的。祝 野火烧不尽 读者敬上 一九八五、一○、廿八 P．S．我又看到你说的“……民众本身的缺乏动力……”你应该知道，在台湾，国营事业总资本额（党营也算民营）占台湾总资本额的百分之卅五的以上。你再把它加上公教人员、军警、党营、待权事业、小贩、还有不得不逃税的商人，全台湾不看执政者脸色吃饭，敢惹麻烦的（像你一样）能剩下多少？执政者（既然如你所说）不喜欢社会自觉运动．看他们脸色吃饭的人，又不是吃撑了，怎么敢公然支持各种运动？其余的人（像我），抱歉，谋衣食都来不及了，那来闲情雅致。还有你举的例子，要人家看到卡车盗砂时，通知警察局。这大概是信笔的推理（或者是制式化的）。你以为警察光领一份薪水就肯过日子吗？结果“无效”，算你祖上有德。 应台小姐：你好。 看完《野火现象》其中“上一代”一段，觉得有点不妥，个人就是你所指较多的人群之一，也有你举例被认为“传播叛逆”者相同身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罢。 以一个耳顺之年，坐领退休金生活的人，对一切事物，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来面对社会，读野火集初版时，内心举个多次的手。喝个多次的彩，自娱已足，何必锦上添花，赞许一番呢！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人，可能为数不少，再者我辈读书不够多的人，不善于书写，看一篇文章，也许能找出路疵（当然不是你评小说的功力），但是，要写一篇什么的，就到处都是瑕疵，所以就形成了你所说的较多的一群了。 老一辈的并非不祈求更高层次的福，更不会天真得民主、自由、人权都不要，俗话说：“起家犹于针挑土，败家犹于浪淘沙”这两句话，非经过体验，是难以深切了解的，你能想象一个老佃农，胼手胝足（不是现在机械耕作）以其一身辛劳，造就的小康局面，再倾其所有变卖后，去投资一个电脑公司？他们不是反对你，是怕你一竿子，把这竟有的一只船打翻了，因为他们都穷怕了啊！！你为什么不用更具说服力的文章，使人心悦诚服呢？！祝 撰安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龙应台教授青鉴： 你的大作自去年在中国时报“人间”陆续发表后确实令人振奋与赞誉不已，你能不辞辛劳替读者精挑细选，以勇者姿态替知识分子（写与读）导引至正途可喜可贵。但是近日中国时报一篇《野火现象》细读之后实在感触良多，我们先避开大文中所提的民主自由人权不谈，因为这问题太大而且谈这些都离不了权势。而权势的得来（自古中外）一是世袭一是血汗换来，而且谈这问题可能会被有心人乱加帽子（大作中也已提到）。我只想就你所写的“上一代”“这一代”寥叙一下我的心声（因为我恐怕看不到下一代心智成熟之时所以不谈），你所说的都很对，但你似乎太“讨好”了这一代的年轻人，而且你似乎在鼓吹他们违反家庭背叛父母，走向自私自利弃天伦与不顾的生活（对不起也许我说重了一些）。我现在就说一个实例来证明他们之中有些已经如此（请不要向我要证据那是隐私权对不对），我有一位朋友夫妇俩年均已经身近六旬且健康不佳，且仅有一子，由其自由发展留学国外获PHD，回台湾后在一所大学任职。由于学业婚姻蹉跎岁月前方于一位辅仁大学毕业之女孩成婚（该夫妇说其子求学阶段所受之物质精神压力与折磨聪慧如你当可思知）。由于两家生活环境不同而且家庭教育宽严殊异，再加上年轻人自由成性，老人家百般忍耐对待媳妇可说较对自己好过千倍。但仍不为其谅解动辄怒目相向，弃二老与不顾迫使老人返回老窝渡其孤寂生活，固然每人都有自由与独立。但这一代有没有替上一代想想所谓“权利”与“义务”相等，虽然有人说“夫妻冤家儿女债”，即使离开“感恩与报答”不谈，单以生存问题总该顾到对不对。难道年轻人自顾自由就可弃孤寂父母于不顾，何况现在的“这一代”就是未来的“上一代”。也许他们会说“不要等到那时我们不要求”，但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目前上一代要求的，他们为何不结（上一代已经付出要求回报也都不对？）况且台湾之社会福利还没有达到欧美之水准，否则老年人谁愿意忍辱负重似地受其折磨似地要这一代来养活，也许你会说这是“个案”特例甚至会说“也没有什么不对”。不错！但问题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将自己的游乐时间与精力分享一点给其亲属，而有些竟烂用“同情”的一窝蜂的（请原谅我这样说，就像他们买你的书一样，只是在赶时髦，究竟影响他们多少你也清楚是吧。）助长歪风我长而使投机取巧得势。而真需要帮助的人寂寞无助，我们不说恩，单讲“义”年轻人总该有吧。我再举个年轻人自由不当的例子，若你在假日到一些游乐场所看一下（包括餐饮店）。挤在那里的多半都是年轻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们多半都不是生产者，换句话说，都是拿父母的辛苦钱（说不定也像那卖菜的欧巴桑一粒粒剥来的。）这叫不叫“公平”，当然依有些年轻学者的逻辑来说“他们父母乐意你管不着”，不错，但你有没有想到若有些父母不乐意如此又该如何！事实上多数家庭中孩子已经是其主宰，尤其是你所说的那些“自以为是青出于蓝”自大无知以叛逆为进步者，有些已到了强行掠夺之地步，家庭结构与伦理已到破碎边沿（说到这里请容我对家庭不成熟的见解，就以“家”而来看“家”（是包括了老、中、少）上面“宀”即有庇荫之意，就以洋文home来看Hold-Old-Middle-Eppemiancy都离不了承先启后）耳闻目睹矫纵惯了的年轻人的事例太多，请不要再“风助火威火乘风势”的烧毁了家庭，毁坏了伦理（我知道你没有这些意思，但恐那些意念末泯、好歹不分、心智未开瞎者胡闹）。所以我觉得你更该运用你的才华发挥学者之良知良能，以及“龙应台风”之影响力巧妙地感情地来劝导那些心智不开、好逸恶劳、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同上一代争自由，争权威的年轻人，少做不义之事（即是争也要公平对不对），你可能不知道有不少的家庭，父母受子媳的气，已经欲哭无泪投诉无门（你也许会说“活该”）。但人都有老的一天也不能与禽兽相比对不对！你在国外求学一定很久，见多识广，他们年轻人在家之用钱与享乐自由如何。当然我们都不要“以偏概全”的方式来衡量，你要鼓吹向权势争自由，民主人权，这是时代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更不会有人去“扭断他的胳膀”，但你在大文中意味着对父母（上一代）再争什么，恐怕“这一代”将来会尝其恶果。而且也会失掉炎黄子孙特有的风格（真正走上四海一家，但就怕别人不肯）时代的悲剧与太多的无奈已经够多。 有人说聪明与智慧不同，你是智者，若你是想投其（年轻人）所好想“名利”双收（由你大文中已经显示），你已得到请你再落笔之时，设法善尽言责，使有些年轻人不要一味地反对家庭（上一代），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要你违背你说过的重入“框框”之中，“独立思考”甚之顶撞父母都（说辩驳好啦）在所不计，但请不要助长与父母作对与反对家庭之势才好。你说“嚷嚷”而我这是哀求，请不要将此家看成那“枷”，那“枷”的家在五四之后，就已打破了真的。我想向你说的太多，我很同意你所说不要两走极端，水火不融，是请权势放手而非让无辜受害。教授先生再次地向你表示，由于我脑昏眼花思维迟钝，言不及意及字草词乱之处甚多，若有无意而你觉得有冒犯之处尚请海涵 耑此祝 教安 一匹夫敬笔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灯下 龙小姐： 今天下班后，抽空前往耕莘6：45PM就已经站满人潮，有几个位置被书本压着，要是以前，我就会把书本丢到一旁去。 站在后排，人愈来愈挤，从正立变成侧肩时，我开始怀疑有必要再等五○分钟吗？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面孔上，想从他们的眼神中，去找出他们来听你演讲的动机，但是愈看愈茫然，因为，我以为我是在一场演唱会上。 PM：7：08我决定放弃，因为这种焦躁的环境根本不适合去听下去。没想到从最后一排走出大门也是一场挣扎的过程，因为我要不断推开正想往里面挤的人群。在一五～二○公分的近距离中，脸孔和眼神正急剧地变化，几乎是在一种厌恶的心情下离开会场。 回家的途中，想不出你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找到什么？从照片中看你，还蛮清秀，那些正徘徊在场外的年青人，是否把你当成一种偶像呢？是否这样的摄影，使你的姿态重现一种“自信”的魅力，导致那些憧憬和迷恋你的年青人，产生向往呢？因为我在会场就听到有人说“很迷她”这类的词汇。 尤其是你所要讲那样的主题，真的会有那么多的现象有兴趣吗？还是你的文章一直在满足他们脑中想象有关“闹事、反叛”的乐趣呢？ 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差不多在三年前，我就肯定群众与非群众的类属。近代的社会及心理学的发展，更证实这种性格也兴趣的偏向差别，所以，我觉得这场演讲会这么轰动是否异常呢？以及近来文艺演讲的盛行。又是否是异常现象呢？尤其是像今天这种非常严肃的文学批评的演讲，观众怎么会这么多呢？ 事实上，我一直怀疑这些现象都是一些表面情绪的反应，跟台湾的经济形态有关，都是暴起暴落的模式。或者是海岛性的人文气息，缺乏一种平稳的个性去沉静面对事物的变化，经常莫名卷入一窝蜂的狂热中。 过去，有一阵子，都是靠上述的方法来调整心情。因为几千年的中国人，难免积习太多代代相传的尾病。大学生也不过是人，过去的科学，也还是有那么多类似的地方，而历史上数得出来的人也不过那几个，今天又怎么去要求呢？最后只是问自己靠那边站的问题而已，日子过久了，没办法去积存那么多的责任、道德和勇气。我能猜的是一千八百万分之一或二三而已。骂群众，久了，又能怎样，校园美女还不是照选。买卖式的情感还不是一样存在，只不过是一次付清或者分期付款而已（或者零买）。 做人也没什么好骄傲，也没什么好自卑。要尊严就得付出生命和利益。田纳西威廉不也在“玻璃珠动物圈”，把现代人性的缺憾勾勒出来吗？ 在台湾这种环境里；还能作多少呢？自己的经验，绕了一圈，又退回到存在主义的阔海里，太多的观点就是在激进的改革行动派与冷眼旁观的侧视党，两极间摆荡，相信你也有冷的时候。焦雄屏不也由热到冷，消极了一阵子。 我只看经验和意志，一个是现象，一个是理想，人最后的表现，就是这二个，前面一个看得见，后面一个说得出。而我只是想最后呢？ 当我在上历史哲学时，一下克罗齐、一下黑格尔，我想写却是史记与司马迁，可是我们的历史课本把人简化成伟人，这一个空洞的概念，连司马迁都接不着。而今，以台湾的现实环境，该怎么做，你也很清楚，是否要像司马迁赔进去，去证明一件事，我想司马迁的自叙已提到了。 一度你在骂人时，我以为我站在你那边，后来想想又好像不是，不晓得你是否感受到另外一群人的存在，在过去，在现在他们却不曾被提到，但是他们一生很清楚地活着。有一天，我发觉到我是属于那一群，渐渐我也感染到他们的生活态度——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等待着。 你的演讲，就现实而言，算是成功，也算是一种希望，只是观众本身似乎真的自觉到“什么”那就很难说。 最后，我想说，是有机会时，别忘了留一些刺痛给观众，尤其是面对面。有点伤痕或是疤痕，人才会记住一些事情也才会去想些“为什么？”因为现场的观众，很容易被“新论”“新释”的过滤冲昏了头。这是今天会场的印象之后的想法。 至于台湾的远景，就要问自己是否有足够能力无比的冷静，与坚强的理智来应对，什么时候挺身接棒？什么时候退身交棒？这些都是现阶段试着去要求自己或责问朋友的地方。提供你作再接再励的慰勉。 祝福你 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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