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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橡黄牛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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