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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冬天，清晨五点，我们的车子在漫天冰雪中小心地摸索，赶往法兰克福机场。落了一晚的雪，清晨才停，整个世界一片蒙蒙的灰白。松树支撑着厚厚一层白雪，沉甸甸地低垂下来， 用僵硬的冰手抹抹结霜的玻璃，看得清楚一点。古老的小镇在雪的覆盖下沉睡。人行道上却有一个孤单的人正在铲雪；很用劲的，弯腰铲起一把雪，抛在小路的两边，一铲又一铲，他的鼻子前一股白气。 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我想着。他的脚前是几寸高的白雪，他的脚后却是一段干净的路面，窄窄的，刚好让一个人走路。 绿灯亮了，我们的车子就沿着他背后已经铲过的小路前进；一直到远离了小镇，进入了荒野，再回头，我突然醒悟到那条铲过的人行道有多么长，从红绿灯处一直绵延到小镇与荒野的交界。一铲又一铲的白雪，那么，我不禁问自己：那个人从几点钟开始工作的呢？ 这个铲雪的人，用中国话来说，是个“清道夫”。没有人要求他提早三个小时上工，但是昨晚落了一场大雪，他如果不三更半夜就开始铲雪，第二天清晨上班的人们、上学的小孩，就必须在极深的雪中跋涉。 清晨六点，他已经清出了很长的一条干净的小路。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有多高的收入？是什么信念使他在天寒地冻的凌晨时刻做他分外的苦工？或者，他认为他只是在尽力把分内的工作做得完美？ 高速公路上堵车。大概又是车祸。讲究秩序与条理的德国人在公路上却追求自由放任；因为没有时速限制，一辆比一辆开得快，赛车似的，但是一撞，也就一辆撞进一辆。一两百公里的速度下肇成的车祸，不是死亡就是严重的残废。 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慢得令人不耐，但是没有任何车子脱队超前。近乎平行的交流道上也塞满了车，也是一寸一寸地移动。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车熬到了与交流道交会的路口，我才猛然发觉这两条路上的车子是怎么样一寸一寸移动的：在交口的地方，主线前进一辆，交流道接着吐进一辆，然后又轮到主线的车，然后是交流道的车……像拉练似地缝合，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而后所有的车都开始奔驰起来。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不需要警察的监视，不需要罚规的恐吓，不需要红绿灯的指示，每一个人都遵守着同一个“你先我后”的原则，而这又是非常简单的原则：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很简单的原则，很基本的默契，但是这种个人与群体的默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巴伐利亚匹兹堡的一万四千个居民决定“罢视”；整整一星期不打开电视。镇公所安排了露天音乐会、爬山、晚会等等，让人们消遣。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有。首先，小镇居民表现了对大众文化反省批判的能力；电视，就许多方面来说，和尼古丁、酒精、大麻烟一样控制人的心智。更难得的，是居民竟然能够将这种批判诉诸行动，集体来封锁电视。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台湾的电视观众在咒骂之余，有没有这一万四千个人的果决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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