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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历史轮子转得很快，香港文坛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有过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大批文艺工作者离开香港返回大陆；另一批文艺工作者离开大陆来到香港。 香港是个工商业社会，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关心文艺，甚至消极排斥文艺。文坛纵然发生这样大的变动，竟连涟漪也没有出现。但事实告诉我们：从那时起，香港文学的本质有了相当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如此的显著，使我们必须将一九四九年视作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分水线。 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之后的香港文学，精神与面貌都有很大的区别。两个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不但写作动机互异；思想倾向也不同。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都认定文学应为政治服务；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文坛的面貌转换了，写作人多数视写作为谋生的手段。当生活的担子过重时或“绿背”的引诱太大时，他们都会放弃必须坚守的防线，大量生产低级趣味的“商品”或将文章当作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这种情形当然是可忧的，有人甚至担忧香港的写作人会因为无法负担工商业社会的压力而放弃原有的理想。其实无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或之后，在这个轻视文艺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文学作品也是有的。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虽然得不到鼓励和报酬，有些文艺工作者仍在倔强地做着文艺工作，连少数职业写作人在卖文之余也写了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些文艺工作者，有的来自国内，有的土生土长，有的未能跳出三四十年代文学的投影，有的则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较深，所写的作品明显地有别于“商品”或政治宣传品，即使创新意图不太强烈，写作诚意却是足够的。这类产于五十和六十年代（亦即是文学爱好者被大部分香港人视作傻瓜的年代）的文学作品是应该受到重视的，竟没有受到重视。 企图弥补此一缺憾的有心人很少，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几位年轻人用果敢的力量克服了不易克服的困难，决心要做好总结五十和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创作的工作，为未来的香港文学研究者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料。 五十和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说是很多的，但好的创作却不常出现。报章杂志刊登的小说，多数是“商品”和政治宜传品。在众多的商品和政治宣传品中寻找具有文学价值的创作等于在河床沙石中寻找金砂粒，不是容易做的工作。虽说文章贵同金玉，那也只是指好的文章而言。问题是：黄金可以放在天秤上掂估其分量，而艺术纯度却是可以意会而不能称量的。选辑者所持尺度并非唯一的尺度，以作品所含艺术纯度的高低来鉴别优劣，取舍之间必有主观成分，引起不同的意见，看来难以避免。再说，在长达二十年的时期中选取二十篇创作，数量实在不能算多。唯其不多，说不定有人会因此怀疑它的代表性。不过，这些作品既是经过仔细考虑后选定的，汇编成集，纵有缺点，由于选辑者态度认真，不会取不到成绩。认真的态度是公正的保证，而公正是好选集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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