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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写过两篇文章，题目相同，都是《鲁迅先生的小说》。 第一篇《鲁迅先生的小说》，刊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宇宙凤》，与《民间》半月刊同时登载，副题是“谈《药》”，三千五百字左右，只讨论《药》，未及其他。 第二篇《鲁迅先生的小说》，长一万两千多字，全面地讨论鲁迅小说，见解精辟，堪称权威之作。这篇论文，是我从上海带到香港来的，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连沈鹏年辑的《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也没有列入。 现在，我将这件事的经过情形，约略讲一讲。 二十多年前，姚雪垠与我计划出版一种刊物，叫做《小说杂志》，专刊小说与有关小说的论文。在筹备的时候，我们决定请伏老写一篇文章，登在创刊号上，以壮声势。信由姚雪垠执笔，寄出不到一个月，伏老就寄了一篇论文来，题目是：《鲁迅先生的小说》。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使我们得到极大的鼓励。我们对计划中的刊物，信心大增。可惜，稿子没有约齐，大局陷于极度的混乱，通货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白报纸印成书，卖不出，不印书，反而可以成为可靠的保值物品。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完全失去实现的可能。事实上，战区逐渐扩大，战火到处蔓延，出版社的业务根本无法展开。出版社陷于停顿状态后，我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怀着一个希望，只要环境许可，出版社便在香港复业，并出版《小说杂志》。有了这种打算，虽在匆促间，也将《小说杂志》约来的稿件带来了。抵港后，住了一个时期，鉴于客观条件太差，只好取消这个计划。一九五一年，我进《星岛日报》参加《星岛周报》编务，由于佳作难求，便将伏老的论文登在《星岛周报》上。文章由我发排，篇首的“编者按”也是我写的。 文章刊出，以为会受到重视的，竟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反应虽冷淡，文章本身所具的重要性仍应予以肯定。伏老评论鲁迅小说，自有其独到之处。 评论小说，与吃金山橙不同。当我们吃金山橙时，我们说：“这只金山橙太酸！”或者，“这只金山橙很甜。”当我们读完一篇小说时，我们不能单以“好”或一坏一两个字来评。我们必须说出“好在什么地方”或者“坏在什么地方”。 伏老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在这篇论文中，他清楚指出鲁迅小说的内容主流，为别人所没有看到的。看不到这些内容主流，任何一个研究鲁迅小说的人，都无法获得深刻了解与正确的认识。 此外，伏老对中国小说史的分界，也有他的看法。他说： ……鲁迅先生以前的中国小说史是“中国”的小说 史，鲁迅先生以后的中国小说史是“新中国”的小说史。 鲁迅先生以后的小说，和以前的中国小说大不同了。所 以在小说之国，鲁迅先生实为“国父”。鲁迅先生著中国 小说史，起于神话与传说，而讫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中 国小说，己成一完整的段落。自鲁迅先生以后，另起一 新局面，是新中国的小说史了。 以鲁迅为中心，将中国小说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孙伏园的创见，而事实也确是如此。 近年，评论鲁迅小说的文章，很多很多；能够像伏老那样评得鞭辟近里的，少之又少。 伏老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阅读鲁迅小说时，看到了别人未能看到的东西。别人分析阿Q，只看到“阿Q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艾芜），或者，“阿Q性有三：（一）逃避现实；（二）创造第二现实；（三）欺骗现实。”（端木蕻良），或者，“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里。”（冶秋），或者，“阿Q之成其为阿Q，就是不能从他的糊涂和怯弱之中自拔。”（张天翼）……。孙伏园评论《阿Q正传》时，清楚地说出了鲁迅在小说艺术上达致的成就。他说： 我所谓“轻淡的幽默”，里面包含着“轻淡的讽刺” 与“轻淡的诙谐”。诙谐而不轻淡，便近乎油滑。讽刺而 不轻淡，便近乎谴责。鲁迅先生小说中全没有这些。 《阿Q正传》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品，这是主要的理由。 不过，鲁迅的小说虽好，未必没有缺点，孙伏园在谈论鲁迅的小说时，没有说过一句坏话。 好恶之偏，每个人都有。孙伏园当然不是例外。他是鲁迅的学生，与鲁迅的关系至深。这种关系容易产生偏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可以对作品所具的价值看得比别人清楚，也是事实。根据偏见所下的断语，不会公正，甚至难逃标榜之嫌。但是，精辟的见解必定来自透彻的鉴识。我们不能也不应为了这一点而否定这篇论文的价值。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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