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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叶紫组织的“无名文学会”，大概是一九三三年春天的事。我说“大概”，因为我已记不清正确的日期。我只记得《无名文艺》月刊是在“无名文学会”成立之后出版的。 “无名文学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团体；不过，对研究叶紫的人，这个团体的重要性，不应忽视。 关于叶紫的生平，从《叶紫创作集》的作者小传中、从卢国庆、余起芬等人编写的《左联时期文艺界烈士传略》中、从鲁迅写给叶紫与汤咏兰的信中、从各家的文章（如夏明的“叶紫之死”、满红的“悼《丰收》的作者——叶紫、洛凡的一个战士的死——叶紫”、谷寒的“悼叶紫”等）中、从叶紫自己写的文章（如“夜雨飘流的回忆”、“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中，我们多少总还可以知道一些。可是，关于他组织“无名文学会”的资料，孤陋而寡闻的我，就没有看到过。这件事，要是没有人提的话，将来恐怕更少人会加以注意。 叶紫组织“无名文学会”，距今已有四十五年。在追记四十五年前的旧事时，我发现我的记忆力衰退得非常厉害，有些应该记得的事情居然记不清楚了。不说别的，单是“无名文学会”这个名称，我也不敢肯定没有错。它可能叫“无名文艺社”；也可能叫“无名文艺会”，总之，我已记不完全。多年来，我一直在留意有关此事的资料，始终没有找到。在我见到的有关叶紫的资料中，不少人提到《无名文艺》月刊，却没有人提到过“无名文学会”。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将它写作“无名文学会”，只有一个根据：出版《狂流文艺》月刊的团体叫做“狂流文学会”。当时，“狂流文学会”是与“无名文学会”唱对台的。 《无名文艺》是一本月刊，由叶紫等人编辑，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该刊由现代书局发行，印刷成本，似乎是从“无名文学会”的会员费中提出来的。《无名文艺》出版之前，叶紫组织了“无名文学会”。参加该会的人数有几十个，不足一百。所有的会员都很年轻。 我参加“无名文学会”时，只有十四岁。那时，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读的是初中。我常在壁报上写些短文。 有一天，在校园里散步时，一位高班的同学忽然走来跟我打招呼。我记得他姓葛，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们那一班的算术老师。他喜欢结红领带，比我大三四岁。他问我：“想不想参加文学会？”我点点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份入会书，要我填妥后交给他。 我依照他的吩咐做了。过了半个月左右，接到开会的通知。 那一次会员大会，记得是在“静安专”举行的。静安寺是地名，也确有一坐寺院坐落在那里。这寺院虽然位于沪西最热闹地区，香火并不旺盛。直到现在，当我追忆这件事时，仍不明白“无名文学会”的会员大会为什么在庙宇里举行。 所谓会员大会，其实并不“大”，几十个年轻人挤在寺院的客堂里，情形与上课倒也十分相似。 开会前，有一个年轻人拿了一堆油印的文件分发给大家。 大会由叶紫主持。他很瘦，脸色也不大好看。我不记得大会是否举行过选举，不过，我清楚记得：“无名文学会”的会长是叶紫；副会长是陈企霞。 叶紫在会员们嘁嘁喳喳的谈话声中讲述“无名文学会”的宗旨。 讨论会章时，有些年纪比我大的会员先后站起，好像演讲似的，发表意见。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因为那时我年纪太轻，没有勇气站起来讲话，见别人讲得头头是道，难免有些钦羡。 就我记忆所及，当时讨论最热烈的条款是“会刊”。事实上，这也是会员们最关心的事。根据草案，“无名文学会”成立后，每月刊印会刊一本，定名《无名文艺》。讨论这个问题时，会员们的意见特别多。有人提议出三十二开，有人提议出二十四开。有人提议出半月刊，有人提议出双月刊。有人提议减少篇幅改出周刊，俾能多登有时间性的稿件；有人提议增加篇幅改出季刊，俾能容纳字数较多的作品。总之，竟见纷纭，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看法，七嘴八舌，声浪刺耳，像茶馆。但在表决时，还是通过了最先的提议：十六开，定名《无名文艺》，形式与当时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差不多。（我记忆中的情形大致这样。不过，事情距今已有四十多年，此刻记述的，可能与实际情形有出入。） 除此之外，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叶紫与陈企霞一再鼓励会员们多写，要大家将写好的作品寄到《无名文艺》编辑部；并一再保证，编辑部同人对会员们的稿件必定优先处理。 散会后，叶紫与陈企霞非常热情地与会员们握手，鼓励大家多写稿子寄交编辑部。 走出寺院，我必须赶去南市。我是住在沪西的。学校则在南市的南火车站附近。从我家到学校，路程相当远，要经过公共租界、法租界、然后进入南市，通常转三次车。由于住处较远，我是在学校寄宿的，每星期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傍晚回校。 那一天，开过会出来，就在静安寺搭乘电车到“新世界”；然后在“新世界”转搭无轨电车，经法租界到老西门；进入南市，转车前往学校。老西门是法租界与南市的交界处，平时畅通无阻，那一天却架起铁丝网，有几个南市的警察站在铁丝网边“抄靶子”（搜身）。这种事情虽不经常发生；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遇见过。 气氛相当紧张，每一个从法租界进入华界的人都要接受警察搜身检查。警察见我年纪小，通过“关口”时，不耐烦地挥挥手，毋须检查，就让我通过了。我走去乘搭黄包车，吩咐车夫拉去南火车站。 到了学校，哥哥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但将开会的经过情形告诉他，还将那份油印的文件拿给他看。他看了，问我经过老西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抄靶子”；我说他们没有搜我。哥哥叫我以后不要将这一类的文件带在身上，最好不要再去开会。 话虽如此，第二次接到通知后，我还是走去开会了。这一次，参加的人数似乎没有第一次多。 这一次会员大会讨论的问题，我已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件事，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个伶牙俐齿的会员邀我参加他组织的“狂流文学会”。这个会员姓盛，名叫马良。 盛马良为什么另组文学会？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既然对文学的兴趣这样浓，多参加一个文学会，多结交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没有什么不好。我答应了。 “狂流文学会”的第一次会员大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蓬莱市场”举行的。蓬莱市场在南市，大同大学也在南市，所以我走去参加了。开会前，能说会道的盛马良在我们面前讲了几句破坏“无名文学会”的话。我年纪轻，头脑简单，不知道盛马良为什么这样讲。那时候，别的会员对盛马良的印象如何，我不清楚。我只觉得他有点油滑。作为一个小团体的领导人，他有他的小聪明。不过，与叶紫相比，差得太远。叶紫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狂流文学会”的会员，大部分都是“无名文学会”的会员。我们同时参加两个文学会，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是，两个团体的主持人似乎从此处于敌对的地位了。这种情形应该有个解释，我却不知道。现在，追记这件旧事时，我依旧不明白当年盛马良为什么要脱离“无名文学会”，另起炉灶。 《无名文艺》月刊，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的。出版后，盛马良与他的那班朋友就在我们面前讲叶紫的坏话，说叶紫自私，在“创刊号”刊登自己的《丰收》。这篇《丰收》，字数在三万五千以上，一次登完，将“创刊号”的篇幅几乎占了三分之一。 盛马良这样讲，无非想给大家一个印象：“狂流文艺”的园地是属于会员的，与“无名文学会”的作风不同。 《狂流文艺》月刊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比“无名文艺”迟一个月，形式差不多，也是十六开；不过，内容非常贫乏，像《丰收》那样有份量的创作，根本没有。杂志出版后，盛马良与他的朋友在我们面前夸耀《狂流》的内容充实；但是，我们都在称赞《丰收》。 《丰收》虽然受到广泛的注意，刊载《丰收》的《无名文艺》，并未受到读者欢迎。不受欢迎，可能因为杂志选刊的都是无名作者的作品，缺乏号召力。 至于《无名文艺》出了几期；《狂流文艺》又出了几期，我都记不清了。甚至“无名文学会”维持多久；“狂流文学会”维持多久，也记不清。印象中，两种刊物好像都只出了一两期。 当我读高中时，这两个团体已不存在。叶紫常有作品发表在其他的刊物上，后来还出版了《丰收》、《星》与《山村一夜》。除了他，两个团体的会员，包括盛马良，在那个时期，都没有什么表现。 抗日战争期间，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新闻”里读到两篇文章，才知道叶紫在贫病交迫中死于湖南益阳。 之后，与这两个文学团体有关的人与事，一点也没有听到。 战争结束，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在一家报馆编副刊。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报馆多了一个编辑，姓盛，名马良。我不相信这个盛马良就是当年组织“狂流文学会”与叶紫唱对台的盛马良。后来，在编辑会议上见面，果然就是他。他已不认识我了，因为我参加“无名文学会”与“狂流文学会”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不过，我是认识他的。他曾经是“狂流文学会”的会长。 我与盛马良虽然同在一家报馆做事，见面的机会却少。他在夜间上班，我的工作是在白天做的。后来，因为自己要办出版社，分身乏术，只好辞去那家报馆的工作。这样一来，对盛马良的情形更加不清楚。在我的心目中，盛马良善于投机取巧，不是一个真正爱好文学的人，无法与叶紫相比。 叶紫在《无名文艺》发表《丰收》之前，也是无名的；《丰收》发表后，有名了。那时候，他不过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意义深长的、有力的小说，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必然的。他的小说写得好，主要因为生活经验丰富。在“夜雨飘流的回忆”中，他说：“什么苦都愿意吃；什么祸都不怕……”。这种倔强，使他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写出了像《丰收》那样优秀的作品。 叶紫死得太早，留给我们的作品并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叶紫创作集”几乎包括了他的全部创作。数量虽少，每一篇都很结实，有份量，极富战斗性。《丰收》英译本对叶紫的作品说了这样几句中肯的评语： “在传达时代的脉动时，在反映当时的现实时，叶紫小说的逼真是极其可信的。” 尽管叶紫自谦“没有技巧，没有修词，没有合拍的艺术的手法”，他的小说，无疑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收获。 截至目前为止，只有刘西渭、曾祖荫、凌冰研究与剖析过叶紫的作品。这方面的工作，显然做得还不够。叶紫的作品要是没有研究价值的话，鲁迅也不会在《丰收》的序文中予以那么高的评价。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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