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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街被雪毯覆盖着，很冷。风在狂笑。街灯暗澹，景象寥落。我踏雪独行，怀着漂泊者的心情，想找一个热闹的所在去买点刺激。时近中宵，应该是熄灯就寝的时候了。我走进“伊甸”——一家有酒有歌有女人的夜总会，拣了一个黝暗处的座位坐下，倾饮威士忌，一杯，两杯，三杯……感性渐次麻痹。 二 当我的故事再一次“淡入”的时候：突然有一串夏威夷的手腕珠，像一支箭般飞到我的桌上。 乐队演奏的“拉康茄”遽然停止，舞池里的男男女女相继回到他们的座位。酒吧间的聚光灯集中着我，全场的绅士和淑女热烈鼓掌。我有点腼腆了；无法用理智去解释这过分陌生的际遇。这时候，一个全身热带装束的半裸的西洋舞女，从舞池里走到我面前，站在桌旁，凝视我。 全场更兴奋地鼓掌，夹杂着喊叫声。美丽的西洋舞女如同白玉雕像一般站在我的面前。 这个白种女子，有一对大眼睛，脸色黧黑，小嘴含情，头戴“千利达”的珍珠帽，腰间围着七彩的玻璃纸裙，上身是湖色的丝马夹，脚穿银色高跟鞋。 她对我微笑。 “站起来吻我，”她低声说。 “？”我有点莫名其妙。 “吻我！”她重复这个奇特的要求。 我站起，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有权这样做。但等不及我用理智来处理行动，她扑到我的身上，轻轻吻了我一下。 她逃往化妆室。 全场喧哗，一种调侃的喧哗。 四隅电灯熄灭，乐队开始演奏狐步舞曲《啄木鸟之歌》，绅士随着淑女走下舞池，一对又一对。 十分钟过后，她换了一套乳白而衣袋和油管镶着蓝绸的法兰绒便服，婀婀娜娜走到我面前。 “不邀我坐下？”她问。 “是的，”我站起，“请坐。” 她把手提包往桌上一放。我拉开凳子，请她坐下。她回过头来，以狐媚的笑容表示谢意。从她的发鬓间，我嗅到一阵香气。 “喝什么？”我问。 “寇拉莎，”她说。 我向侍者要了寇拉莎。 “抽烟？”我打开烟盒，摊在她面前。 “谢谢你。” 她取了一枝帕尔摩尔，我给她点上火。她吸一口，边吐烟雾边问： “不跳舞？” “厌倦了。” “厌倦了？”她陡然痴笑起来，笑得很媚。她说：“同我跳舞你永远不会厌倦，来吧！” 未经我同意，就稚气地拉我去跳圆舞曲。十几步圆舞后，在我的耳朵边，她悄悄地问：“刚才为什么不吻我？” “吻？”我想了一想，“我不一定有这个权利。” “为什么没有？” “你也许在做梦？” “也许。 她用她涂着粉红色蔻丹的手指点了我的嘴，仰起头，笑了。她说：“如果你不是装傻的话，让我告诉你：我是伊甸夜总会雇用的表演女郎，刚才所表演的节目叫做《午夜》，依照场主的意思，舞终时我必须将手腕珠丢去，哪一位男宾客取得，就有权吻我。” “这是你的职业？”我用挪揄的口吻问。 她低声答：“这是第一晚。” 《蓝色多瑙河》已在提琴上流过。 回到座位，我问她：“很想知道你的芳名？” “露薏莎，”她说。 三 露薏莎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当我继续同她跳了一阕《风流寡妇》和一阕《意大利花园》之后，我开始对她发生爱恋了。我自问不是一个轻浮的男人，那样迅速堕入情网，相信并不完全是由于她外表的美丽。 这时候已是午夜一点四十五分。露薏莎说她有“戒严派司”，一定要我伴她到沪西伊文泰或者帕薇苓花园去玩“Bingo” 我说：“沪西的日本宪兵讨厌得很。” “沪西”在太平洋战事尚未爆发的时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租界上的英美法军也没有军队驻防在那里。在名义上，它对“越界筑路”，既不是租界，也不是日军可以擅自驻扎的地方。它是一个特殊区，租界上的居民可以去；郊外日军占领区的居民也可以来，没有严格的封锁线，只有几个日本宪兵和伪兵站在路口，荷着枪，无端抓人，乘机敲诈。因此大多数居民是不大愿意去的，但是由于环境特殊，这地方却开设了几家情调非常别致的夜总会，赌钱，吸大烟，甚至女人赤裸了胴体公开表演舞蹈，都不受限制；而类似这样的夜总会在租界上是禁止开设的。所以每天晚上，总有一大批绅士淑女们甘冒被敲诈的危险去到那里享受几小时的荒唐。现在，纵然日军已经进入租界，越界筑路的特殊性并未消除。露薏莎很喜欢这地方，一定要我陪她去玩个痛快。她说： “你又不是‘抗日分子。’” 我说：“我是中国人。” 露薏莎不高兴了，她说自从上月八号日本兵攫夺租界以来，沪西越界筑路的地位同法租界很少有分别。 “你是一个懦弱者，”她说。 “难道你不曾听过虹口日本宪兵司令部因为要封锁思想，在一个月以内，杀害了三千多个中国知识分子？” “我不要听你讲这些血的故事！”露薏莎撅着嘴不说话了。 沉默。有意无意地听了两只勃罗斯。 过了一会，我说：“你看，外面下大雪了。” 我拉开窗帘邀她看，她不看。 “怕不怕冷？”我问。 “不怕。” “那么，”我说，“到帕薇苓花园去。” 露薏莎听这句话，噗哧笑了起来。我付了酒账为她披上大衣，朝外走去。她挽着我的手臂走下大理石楼梯。 外边漫天雪羽。银色的霞飞路，美丽得好像圣诞节的祝福画片。阒寂，寒冷，除了偶尔传来一二声安南巡捕的咳嗽外，什么声响都没有。露薏莎一边嘱咐印度门警雇“银色出差汽车”；一边敷脂抹粉。两三分钟后，印度门警撑着雨伞来迎我们上车。 在车厢里，我问。 “不觉得疲倦？” 她摇摇头。 我笑了。我说：“我是一个夜游神。” “不是所有夜出活动的人都是坏的，”她说。 “你喜欢夜？” “我不是坏人。” “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我不算愚蠢，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环境逼我失去聪明。” “环境也曾逼你失去过聪明吗？” 她点点头，向我要了一支香烟，我替她点上火，我说：“很想知道一点你的过去？” 顿了一下，她坦白叙述往事。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一个帝俄时代的男爵，曾经在歌剧院唱过歌。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如同其他的帝俄贵族，被流放到荒瘠的西伯利亚，最后，又逃亡到满州里，在哈尔滨同一个中国女子结婚。这个诚笃的女人，养育了一男一女，男的叫卢钦茨基；女的就是露薏莎。当露薏莎九岁的时候，日本人侵占沈阳；侵占全部东北。在极度困难的状况下，母亲因为拒绝日本兵的无理要求而牺牲在侵略者的刺刀下。 说到这里，车子已驰过愚园路到达帕薇苓花园。付钱，下车，我挽着露薏莎走进这上海夜生活的游憩场所。 露薏莎要我为她买“热狗”。 然后，我们就坐到一苹果摊上。 我们一共买了四张“卡特”，输了。第二次，我们又买了四张，露薏莎竟中了Bingo。她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我接过奖金，露薏莎提议去打考尔夫。 “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玩意，”她说。 “是吗？” 她眯着眼睛向我一瞅：“它象征生命。” “为什么？” “生命不就是机会和运气的产物吗？”她反问。 “露薏莎，”我说，“你们的遭遇太惨了。” “但是，”她说，“卢钦茨基更惨……。” 提到卢钦茨基，她忽然失口地不再说下去了。我猜想她的哥哥正在遭遇恶运。对于这件事，我有点好奇，因此追问一句： “卢钦茨基怎么样？” “哦，没有什么。”她耸耸肩。 “你必须告诉我，露薏莎。” 露薏莎倏然改变容色，露出忧虑的神情。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后，终于说出了卢钦茨基的不幸的遭遇。 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日本人派特工人员去和卢钦茨基接洽“白俄侨民问题”。卢钦茨基是白俄侨民联合协会的秘书，日本人知道他在会里的地位，便以种种可能加在他身上的危险要挟他，要他设法使所有在沪的白俄侨民“赤诚地与日本当局合作”。卢钦茨基是生长在东北的，对日本人的“合作”相当熟习。他懂得日本话“合作”的意义，更懂得“合作”后会怎样迅速地断送这一群流民的幸福。因此卢钦茨基决然拒绝了，就在这天晚上，当卢钦茨基在亨利路天主教堂做了夜褥出来，被几个不知国籍的暴徒枪杀了。 说到这里，露薏莎眼眶噙着热泪。我取出手帕递给她。 露薏莎是一个非常直率的女性，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男人，第一次见面，就肯将这些不必要告诉人的事情全告诉我了，我感到意外，事实上，我可以相信她对我有好感，但是我不敢相信她会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对我付出真挚的感情。如果不是这样，她决不可能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说出她的心事；尤其是当时局演变得如此复杂的时候。我直觉地感到这传奇式的邂逅不是偶然的。 她擦干泪水后，陡地抬起头来，用手将垂下来的头发往后一掠，舒一口气说：“别提了！我们不要辜负这宝贵的周末。” 喝了两杯浓烈的马推尔后，我们离开帕薇苓花园。街上依旧飘着无休止的雪花；我把我的雨衣遮在我俩头上，露薏莎好像一头驯服的小猫一般，偎在我的怀里。她将她的粉脸靠在我的肩上，开始低哼《圣母颂》。虽然行走在寒冷的雪毡上，我的精神是非常愉快的。我不可能用我的思虑机构去想像这梦一般的境界。我也许喝醉了，也许还没有。总之，对当时的现实环境竟不敢信以为真。我嗅到露薏莎的粉颈所发出来的香味，沉醉了。我怕太阳升得太早。 我们走进全部中亚细亚装饰的“阿里巴巴”，许多高贵人士的目光都被露薏莎的风姿吸引住了，露薏莎故意拣一只黝暗处的座位坐下。我帮她卸下大衣，随即向侍者要了两杯威士忌。 “这些男人真讨厌。”她低声说。 “那是因为你太美的缘故。” “不要挖苦人，”她故意绷着脸说。 因此我就不说了。但是，我的贪婪的视线却始终不愿意离开她的美丽的脸庞。在绿色的灯光下，她的眼睛是那样的灵活，仿佛黄昏出现的星星，不停地闪着诱人的光彩。每一次当她摇摇玫瑰色的耳坠子、眯细眼睛作笑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引起我的无法抑制的情欲。 当我注视她的时侯，她忽然站起身来，拉我走下舞池。 “跳拉康茄去！”她说。 她站在池边寻找排尾，一面抓住我的手去搂抱她的身腰。然后，我们按着疯狂的锣鼓声一步一步地跳着疯狂的舞蹈。 蛇一般柔软的细腰，像蛇一般摇动起来。 鼓手坐在音乐台的高处，使劲击着非洲土风舞的原始音节。那是一种最浊的音阶；重浊到连你的心脏也会感到麻痹。 光滑的地板上，如同新年舞龙灯般的游着一群狂欢的男男女女。 肥胖的亚美利加黑妇人在麦格风前用金属的嗓子唱《瓜蔓依迦情歌》。 全场都震颤了；震颤的银柱，震颤的壁画，震颤的桌子，震颤的酒杯，震颤的黑芭蕉，震颤的花帽，震颤的腿，震颤的肉和震颤的心。 “兴奋吗？”她回过头来问我。 她又痴笑了。 我们继续跳一二小时左右的舞。看过了羽扇舞和魔术表演，也看过了潘家班的绝技。露薏莎和我已相处得十分熟习。 露薏莎时常用俏皮的话语取笑我，看来她好像不知疲惫似的。她的精神特别好，当别人打呵欠的时候，她还是那么兴高采烈。 音乐台上的洋琴手大部分都已走了，只留下一个鼓手和弹钢琴的还在有气无力的敷衍着吹奏。 跳舞的人，一对少似一对。 连侍者们也持着银盘，靠在墙上打瞌睡。 但是露薏莎还亲自点了一阕Kiss Me Again。 舞池里，只存下我们这一对。 露薏莎紧紧地贴着我的面颊，低哼歌词。 “快打烊了吧？”我说。 “忙什么？”她说，“明天反正是礼拜日。” “现在已经是礼拜日了。” “别撒谎。”她继续哼着那只尚未奏完的曲子。 “怎么不是礼拜日？你看，窗外已有曙光。” 露薏莎望望窗子：“啊！雪停止了。” “是的，雪已暗。” “我们到兆丰公园去赏雪景好不好？”她还是那样兴奋。 “你不倦？”我问她。 “难道你倦了？”她反问我。 “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她扮了一个鬼脸。 四 从“阿里巴巴”出来，我们到一家名叫“黑猫”的酒吧去吃早点。吃过早点，让露薏莎挽着我的手臂，在到兆丰花园去的路上踏雪。长街，到处积着雪和水，仿佛童话里的银世界一般炫目纯洁。北风吹过，墙壁上，不时有荒谬的标语被吹落下来。铁路沿线的菜贩担着冬令的蔬菜，向城中心的小菜场挑去。两个矮小的日本宪兵在铁丝网旁，说是检查行人，其实在敲诈小市民。几个穿着破军衣的伪兵，则拢着袖管，索索发抖。有一辆二十号路牌的无轨电车从雪毯上滑过。 电线上有一群因寒冷而啁啾的麻雀。 我们走到兆丰花园门口，一个脸色苍白的白俄老头子迎面走来，向我们说了一句： “史特劳鸟斯脱伍叶乞！”（注：俄语：“早安”。） “史特劳鸟斯脱伍叶乞！”露薏莎说。 走进这座大城的最大的公园，空气如同果子酒一般，使我们感到清凉。露薏莎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匆匆奔到一棵大杉树底下，捏一个雪团，向我投来。 我弯下腰，也捏了一团，高高擎起，向她作投掷的姿势。 露薏莎逃，我追。 我们在雪毯上，你进我追，直到露薏莎奔得力疲时，才让我将她捉住在雪堆里。 露薏莎睁大眼睛望着我，不说话。 我也睁大眼睛望着她，不说话。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 半晌。 露薏莎低声问：“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永远在一起？” 露薏莎说：“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才不过一夜的时间？” 我说：“一夜在人的一生中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这一夜你却将我的心窃去了。” 露薏莎垂下头来，双手提揉着衣角，有点忸怩。 我就近拾取一条树枝在积雪上划了这样的几个字： “露薏莎我喜欢你。” 露薏莎看我写到“你”的时候，脸颊上立刻泛起一阵红晕。 然后我把树枝交给露薏莎，要求她也写几个字。露薏莎起先还腼腆地摇摇头，但当我把树枝塞在她手里时，她就用银色的高跟鞋把那个“我”字擦掉，然后用树枝再写一个“也”字嵌在中间。 接着，迅速把它擦掉，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时，到花园来赏雪的人，逐渐增多。 我们离开小杉树，经过一条小石桥，在桥上看了一回尚未解冻的小溪，便走到花圃去看花朵。花圃设在一个广大的露天音乐场的旁边，在夏天，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工部局管弦乐队常在这里演奏世界名曲，为一般爱好音乐者解除声音的饥和渴。但是现在，它已被花匠改成菜圃，在从前安置观众座位的地方，纵纵横横，划着许多菜畦。雪，像被子般的盖在菜畦上，一片银色。那座半圆形的音乐台，与我在夏季见到的样子不同。它的后墙已倾圮，垩土剥落，令人感慨。 “夏季常来听音乐吗？” “听过几次。” “喜欢哪一位巨匠的作品？” “我比较喜欢李滋与史卓文斯基。” “你对音乐很有兴趣？” “我对新闻事业更有兴趣。” “你是新闻记者？” 我点点头。 “在哪一家报馆工作？” “一家英勇的报馆。” “英勇的？” “可不是吗？”我说，“连一个副刊编辑，也因为多写了几句公道话，被‘七十六号’的特务们枪杀了。” “你不怕？”露薏莎问。 “我要是不能做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那才可怕哩。” 露薏莎沉吟一下，问：“这张报纸还继续出版吗？” 我摇摇头。 “停刊了？”她问。 “被迫停刊。” “你现在是失业者？”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将来有机会，再告诉你。” 这时候，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的教堂里，忽然传来一阵嘹亮的祝福钟声。 “做礼拜去！”露薏莎说。 “你是基督教徒？” 她点点头。 我们出了花园的后门，走进这所教会大学的校门。 教堂里，信徒们都已站起，张着嘴在唱赞美诗篇一百甘首第六节。用管风琴奏出的乐曲极悠扬，袅袅地，一再得到四壁的共鸣。这是一座小礼拜堂，但充满浓厚的宗教气息。 祈祷的时候，露薏莎跪在祈祷板上，用她的纤细的小手蒙着前额。她的眼皮微微合拢一半，褐色的睫毛很长。然后，低声说出祈祷辞。我听不清她在祈祷什么，转过头去看她，她脸上泛起红晕。她垂下头，经窗子射入教堂的阳光，射在她的卷曲的金发上，她的景泰蓝的发簪一再反射出摇曳的闪光。 她耸肩啜泣。 我相信她在追忆她的母亲和卢钦茨基。我深怕过分的刺激会刺伤她的不大健康的心灵，站起身，拉着她走出教堂。 走到外边，露薏莎紧靠着我，仍在呜咽。我抚摩她的金发。 露薏莎一边抽哽，一边说：“你还不了解我。” 我们在苏州河边闲步。 露薏莎时常用她的银色的高跟鞋，踢着地上的积雪，我把一位法国作家的小说讲给她听，她受了感动，不再流泪。 “我开始更欢喜你了，”她说。 “开始？” “我不是说更欢喜你了。” “但是欢喜与爱是不同的？” “所有的爱情都从欢喜开始，”她说。 我们进入如梦的境界。 晌午。 我们乘公共汽车到“欧罗巴餐厅”去吃午餐。这是一家俄国莱馆，陈设华丽，布置幽雅，全部俄罗斯情调，很辉煌，也很别致。露薏莎用俄语向侍者要了“鲍许”，烤小猪、红酒烩鸡和两杯伏特加。 饭后，露薏莎邀我到她家里去玩。我说，有一些小事必须在下午做好。露薏莎翘起嘴唇，沉着脸，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我答应晚上再到伊甸夜总会去看她。 五 自从太平洋战事爆发以来，虽然已有一个多月，但是上海的一切仍在极度混乱中。几家正义报纸，业已全部停刊。除了《中华日报》，《新申报》，《新中国报》，《国民新闻》等几份专替日本人摇旗呐喊的伪报外，只有历史比较悠久的《新闻报》和《申报》还能继续发行。由于敌方的压力，这两家报馆经过几次改组后，和其他的汉奸报是很少有差别的了。《文汇报》，《大美晚报》，《神州日报》，《大晚报》，不愿继续出版，已将属员遣散。这些被遣散的属员一部分克服了困难，回到大后方去效忠；另一部分仍留在上海继续做抗日工作。我和程柄权夫妇，就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的报人。 我们在“鸿发煤栈”的堆货房里秘密设置短波收音机，每天将重庆、旧金山、伦敦等盟方广播纪录下来，译成中文，加以编辑，用油印印成小张，分发给街头小贩，让他们利用这油印的报纸去包扎货物，使全市的中国人民能够明了真实的国际情势。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击破日方的宜传攻势。我们没有与任何方面取得过联络，也没有经费，但是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我们这几个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我们人手少，主要为了保密。唯其如此，只要有一个人缺席，就会使这一份小小的报纸难产。 当我匆匆地赶到鸿发煤栈的时候，柄权夫妇已经在那里工作了。 柄权坐在一张木椅上，在编排消息。娴淑卷起袖管，坐在小桌边修理油棍。 我扭开收音机，把听筒套在耳朵上。旧金山立刻传来一连串重要的消息：“华军开入缅甸”，“波多黎谷对保加利亚宣战”，“委内瑞拉对日宣战”，“北非英军占领巴第亚。” 这些消息被迅速纪录下来，我将它们递给娴淑，娴淑递给柄权去译。 十分钟后，重庆广播电台忽然中止固定节目，用英语向全世界宣布了第三次湘北会战以及浙东赣北的大捷。 接着，澳大利亚的雪梨电台宣读了同盟二十六国在华府签订共同宣言的内容。 我把宣言一字不漏的记下，交给柄权去翻译，又帮助柄权编排，并将已经排好的版样交给娴淑去写钢板。大家工作得非常紧张，尤其因为柄权的孩子这几天受了风寒的缘故，我们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报纸印好送出，让柄权夫妇回去照顾他们的孩子。 三小时后，我们终于做完这一天的工作。柄权夫妇把报纸包扎成叠，回家去照顾孩子，我走出后门，在一条陋巷里，偷偷地将报纸递给几个事前等待在那里的小贩和中学生，叫他们到处去分发。 回入煤栈，我勺水洗手，穿上大衣，把堆货房里的东西收拾清楚，拉开门，赶去做一件重要的事。 六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下午，在“大新公司”四楼的摄影展览会上，懋先与我曾经有过短暂而秘密的会晤。懋先是一个英勇的地下工作者，“租界”陷入敌手后，他仍在做着反日工作。他是我叔父的朋友，过去与我并不相识，“一二·八”后，他从叔父那里知道我的努力后，坚要叔父介绍与我相识。见过几次面后，他给我的鼓励很大。昨天在“大新”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一位住在愚园路五百三十三弄十八号的杜太太，必须在明晚七时以前离开那里，否则，也许会有生命的危险！”但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只叮嘱我设法去通知。“因为，”他说，“我自己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当时，我答应懋先一定办到。 现在已是五点半。 我走出鸿发煤栈，走上大街，雇一辆人力车。 上海经过这一次突变后，好像被强奸过的女孩子一般，只有怨怼与愤怒。街角，巷尾，到处架着铁丝网，英美侨民的产业，都被贴着“大日本海军占领”的封条。中，中，交，农的门口，挤满着提款的存户，凶恶的日本兵，拿着插有刺刀的来复枪，随时都可以结束他们的生命。每一家米店的门口，群众携着布袋排队，在侵略者的鞭挞下，抢购少量的平粜米。满城张贴着大红大绿的荒谬标语，东一张“全灭英美远东舰队”；西一张“尊重华人生命财产”……大城进入恐怖时期。大上海的市民们经验了同时正在经验着噩梦似的生活。 人力车抵达愚园路渔光村时，刚下车，枪声倏然划破黄昏的沉寂。 “福安俱乐部”的二楼，忽然有一个青年跳到五百三十弄的石板上，匆遽地，向通往曹家渡的小路奔去。那是懋先。 懋先拚命向小路奔去，滑脚的泥泞，一再使他踣倒。他的腿已中枪，裤管有血，走起路来一拐一瘸，但他仍勉强搬动受伤的腿，跳过篱笆，然后回过身来，从篱笆的罅隙间指出他的手枪，向那个死命追赶着他的日本宪兵猛射一枪，又回过身去，拼命奔逃。日本宪兵未被射中，在后面继续追赶。 三数分钟后，在专门贩售鸦片的“升平谈话室”后院蓦地传出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枪声。 接着是几秒钟的沉寂。 接着枪声又起。 接着又是沉寂。 稍过些时，那个日本宪兵双手兜着后脑勺，踉跄地从篱笆后面跳出来，奔回“福安俱乐部”。——鲜血从他的指缝中流出。 这时候，沪两派出所的伪警已赶到，开始“搜查”行人。 我同车夫站在“干大昌烟纸店”门口，车夫对我使了眼色。他用最简单的叙述告诉我关于不久以前发生在同一地点的狙击案。那是一个名叫佐佐木的鬼子，被爱国分子击毙后，曾经抓去三十几个无辜的中国平民。五百三十三弄被封锁了三个星期，据报纸的记载饿死的人有二十九名。但是不久，同类的事情却又发生了。“所以”，车夫说，“鬼子一天不滚蛋，我们就一天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感动得流了眼泪。我说：“中国是不可被征服的？” 我被搜查了。 车夫还被伪警们用警棍打了几下。 刚打完，愚园路宪兵的卡车，像两只疯狗似的，迅即开到。卡车上跳下十几个戴着钢盔的鬼子，拿着上有亮晃晃的刺刀的来复枪，搜查行人，并加以种种侮辱。路口，已有铁丝网架起，连十二号路牌的无轨电车都被阻止通行。 我们被“封锁”在里面了。 车夫遍体鳞伤，仍然不肯呻吟。他在担忧：他将同新加坡路的棚户一样有被逼饿死的可能；但我所担忧的只是懋先的嘱咐，以及另一个不相识的朋友的生命。 我不知道懋先是不是已被那个日本宪兵枪杀或者负伤逃脱。 我不知道杜太太是不是已离去。 我不知道杜太太为什么必须离开那里，万一我不能在七点以前通过封锁线，杜太太会遭遇到怎样的恶运？ 看看表：六点四十分。 我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去通知那位不相识的杜太太。然而杜太太的住宅却在“封锁线”以外，需要穿过两条小弄堂和一个约莫五十公尺的水塘。 敌兵的搜查工作忽然加紧。听伪警说：那个被懋先击中了后脑的敌宣抚班长藤冈终于不治身死。 一个穿着深蓝色西装的“翻译员”恰巧从我面前走过，我立即拦住他。 我说：“我的姑母，住在后边二十八号，病得很重，我必须去看她一次。” 翻译员用憎恶的眼光对我看了一看，摇摇头：“你没有看见‘萝卜头’吗？” 我堆了一脸笑容，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偷偷地塞在他手中。 他皱紧盾尖，搔了一阵后脑勺，低声对我说：“跟我到这里来。” 我跟着他走进一座半中半西的小洋房，然后，他又以物价高涨为理由，要求我再付一百块钱给他。“否则”，他说，“就困难得很。” “我身上只存五十块钱，”我说。 思索片刻，他说：“就五十块吧。” 我把钱交给他。 他领我到住宅的后院，越过一条小河，向左，穿过堆满着垃圾和尿粪的方场，转弯抹角，出了“封锁线”。 当我找到十八号的时候，已是七点零五分。 十八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所有的窗户都装着厚绒的窗帘，没有灯光，也没有声息。大门紧锁着，一股特殊的沉寂的空气笼罩着，仿佛已经有不少日子无人进出了。很静。青苗农艺园的篮球架底下，搁着两辆写着敌兵的姓名的脚踏车。两个肥胖得近乎臃肿的日本兵肩上斜荷着来复枪，有说有笑地在喝水壶里的茶水。 我在想：能不能走去敲门？ 但是那两个日本兵还站在篮球架底下。 时间不允许我再加考虑。 于是我决定放弃了懋先昨天叮嘱我的敲门暗号。 我踏上石级。 敲门。 敲了一阵，屋内没有应声。 我有点慌了。 回过头去看篮球架下的日本兵，四只凶恶的眼睛正在注视我。 我更慌。 继续敲门。 依旧没有应声。 我怀疑杜太太已离去。 我走下石级。 那扇紧锁着的门，就在生锈铰链的轧轧声中缓缓启开。 “谁？”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回转身去，我看见一位态度稳重装束类似传教士的中年妇人站在门口。我问：“杜太太？” “找她有什么事？” 我说：“我有要紧的事，必须同她面谈。” “她——”妇人用期艾艾地说，“出去了。” 妇人退了进去，准备关门。 “不，”我立刻挡住那扇行将被她关闭的门，低声说：“是懋先叫我来的。” “懋先……？” 她仔细对我打量了一番，脸颊忽然泛起一阵红晕，很有礼貌地说：“失敬得很，杜太太就是我，请里边……。” 她将门启开。 我刚要进门的时候，社太太蓦地将我推倒。一连串枪声，在极近的距离内将杜太太射倒；两个穿着黑衣黑裤的中国流氓，把手枪递给两个敌兵，跳上敌兵的脚蹬车，迅即进出我的眼帘。我才意识到这幕后的牵线人是谁？日本人要在这个时候暗杀一个爱国的抗日工作者是决不会比踏死一只蚂蚁更麻烦的。 我将杜夫人抱进屋里，但等不及我打电话、找医生，她就死去了。 临终，她对她的女儿作了最后的嘱咐：“莲，努力吧，不要畏缩，不要后退，我们要生存，必须击倒日本。” 莲很悲伤，哭得非常哀恸。 我说：“不要过分悲伤，哭坏了身体是得不到代价的，令堂为国牺牲，死得光荣，死得有代价，我们必须继承她的遗志，替她报仇；替国家报仇。” 于是我帮莲料理善后事宜。 直到晚上十点钟，才把杜夫人的善后办妥。 在万国殡仪馆门口分手时，我将地址告诉莲。我说：“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话，随时通知我。” 莲表示了她对我的谢忱。 握手。 道了再会。 回到家里。 虽已疲乏到了极点，想睡，却怎样也睡不熟。 杜太太之死，使我极度不安，也很愤恚。 我猜测不出究竟谁出卖了十八号？同时，我对懋先的下落也非常担心。 叔父回来了，神情紧张。 他递给我一封信，说是一个报贩送来的。 拆开信，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 “病重，请来白利南路三十一弄十六号B字门牌灶间一谈。” 离开戒严只不过半小时，我还是搭车到白利南路去。 到了那里，有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提着美军油灯来应门。 在昏暗的灶间里，我见到懋先睡在一张铺着破被絮的木板床上。 他的大腿与左胸被射中了。 碗状的伤口不断流着鲜血。 我噙了眼泪。 “懋先，”我说，“我去找个医生来。” “不，”他困难地喘息，“见到杜太太没有？” 我点点头。 “那就好了。”苍白的脸色显示他的伤势不轻。 然后他将事情告诉我：杜太太是一位中学校长，丈夫在战争初起时就参加救亡工作，给敌人抓去后，被敌人用锯子锯破腹部。如今杜太太继承了丈夫遗留给她的神圣工作，继续领导爱国青年，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埋头苦干。前天，懋先被送到虹口敌军司令部去充当搬运夫，以一个偶然的机会，懋先发现了敌军在北四川路建设的秘密火药库。懋先私下把火药库的各部分记下，向杜太太要求一位助手，去实现炸火药库的计划。杜太太当即派了一位姓靳的新闻从业员帮助他。不料，在出发之前忽然有一位潜入《中华日报》担任校对的爱国分子来看懋先，说姓靳的已到报馆里去会见一位“助理编辑”，出卖了懋先，并且拟定行刺杜太太的计划。懋先赶到“福安俱乐部”去找周阿凤，企图向她索取一张“通行证”。这时候，姓靳和那个汉奸编辑恰巧为着这件事走去找敌宣抚班长藤冈，一见懋先，便高声呼喊，说懋先是抗日分子。懋先拔出手枪，一面从窗口跳出，一面抵抗。结果虽然击毙了藤冈，自己也受了重伤。 “朋友，”他说，“一项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去完成。” 他困难地呼吸着，从他的枕头底下，抖颤地取出一张地图和一支手枪。“朋友，”他重复那句话，“一项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去……。”话没有讲完，死了。 七 由于两夜未睡，疲惫无力，困倦到了极点。回到家，等不及脱衣，便倒在沙发上昏昏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我的性情变得很暴躁，取出一支强烈的土耳其烟，点上火，连吸几口。窗外有尾冬的寒风吹来，恍惚间，我好像仍在噩梦中，我的感性已麻痹，不可能用眼睛，用手，用知觉，用神经系统去证实那一连串太奇特的事情。 现实是一条无情的鞭子，一再拍打我。 我失笑。 我落泪。 最后，我决定到帕萝萝酒吧间去喝烈性的Vodka。 一杯，二杯，二杯…… 我醉了。 行走在充满西欧情调的霞飞路，神志恍惚。雪已停，天仍寒，积雪成冰。街灯发出青中带黄的光，把法国梧桐的影子投在结冰的人行道上。长街极静，行人稀少。“蔷薇花铺”里的犹太老板在打吨。国泰戏院的5：3o那一场还没有散。这一天放映的是《谭尼尔·威勃斯脱与魔鬼》，广告纸上，美利坚的市侩艺术家，用一支庸俗的画笔，画了巴黎女郎西蒙西蒙的那只奶油一般的嘴。一个白俄妓女挽着意大利水兵的手臂，从对街走来，发出格格的笑声后，嚷：“一切都能用钱买得。”……我醉了。 我走过两座高楼之间的小巷，向安南巡捕借火柴，点上一支帕尔摩尔。然后向报贩购一份夜报。 我走走停停。 身子已失去平衡。 头有点痛。 一辆银色汽车蓦地停在我身旁，车门一开，走出一个白种少女。原来是露薏莎。 “喂，年轻人！”她喊，“到哪里去？” 我用醉眼注视她。 她对我微笑着。 她戴着一顶西班牙的阔边绒帽，帽圈系着一条苹果绿的缎带，轻轻地在寒风里飘舞。她的鬓脚上，插着一朵郁金香，嘴角边还点了一颗狐媚的痣。 “到哪里去？”她重复那句问话。 我答：“到……到但丁创造的地狱去。” “你又喝醉了。” “我没有醉。” 她笑了，扶着我，用询问的口气说：“到我家去躺一回？” “不去。” “再喝两杯？” “不喝。” “让我唱歌给你听？” “不要听。” “你究竟要什么？” “我要哭！” “到我家去哭吧。” 她扶我上车。 车子开动时，我真的哭了。 露薏莎用粉臂勾着我的颈脖，低声说了几句抚慰话语。我是十分感动了。 “到底受了什么委曲？”她问。 我不说。 “有人欺侮你？” 我还是不说。 “告诉我，你究竟为了什么事情烦恼？” 我直起身子，答非所问：“好吧，到你家去。” 到了露薏莎的家。 露薏莎将我扶进她的卧室。对街“高加索俄国餐馆”的霓虹灯，有桃红色的光芒射进室来，时明时暗。露薏莎扭亮台灯，我开始警诧于这卧室的布置幽雅。 露薏莎叫我躺在她的床上。 “昨天，”她问，“为什么不到伊甸来？” “睡了。” “那么再睡一觉吧，”她说。 她关了窗，拉上湖色的窗帘。 她喝了一杯白兰地，关掉台灯。 然后悄悄地走到我旁边，她说：“我到夜总会去。” 她穿上大衣离去。 室内一片寂静，只有时钟滴答滴答响着。 八 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 睁开惺忪的眼，神志依旧恍惚，头有点痛，精神萎靡。 露薏莎的卧室布置得很精致，四壁糊着蔷薇图案的墙纸。墙上挂几只金属花篮，花篮里盛插剑兰，使这面积不大的卧室洋溢着馥郁的香气。 壁炉有火。 卧室很静，仅柴木在火中毕剥发响。 我不知道露薏莎是否已回来，或者回来过又出去了。 游目四瞩，我发现壁炉架上挂着一只露薏莎的丝袜，而另一条丝短裤则覆盖在拿破仑半身塑像的黑帽子上。 “露薏莎！”我喊叫。 没有回音。 “露薏莎！”我大声喊叫。 “嗳！”邻房终于传出她的声音。 “你在哪里？” “洗澡。”她说，“你醒啦？” “嗯。” “肚饿吗？” “不饿。” “想抽烟吗？” “想，”我说，“烟放在哪里？” “别起身，我拿给你。” 稍过些时，浴室的门启开。她穿着大方格的浴衣，婀婀娜娜地走出来，含笑盈盈，很可爱。 “外边很冷，”她说。 “屋里很暖。” “因为我一早起来就替你生了火炉。” “不，”我说，“因为有你在。” 她笑了，从银质烟盒里取出一支黑色的香烟，点上火，连吸几口。 把那支香烟给我抽。 她喝酒。 把她的手臂垫在我的脑袋背后喂给我喝。 我要搂她。 她忸怩地让开。 “我恨你，”她说。 “为什么？” “昨夜你做了什么？” “记不起了。” “仔细想想。” 想着，想着，我发现我的思虑机构已失去应有的效能，想不起昨夜曾经做过些什么，只知道喝过几杯酒，醉后昏昏睡去。 我对露薏莎说：“想不起来了。” 露薏莎板着脸，愤怼地走开去，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不上几口，又把长长的烟蒂揿熄，回过身来，问我： “你撕破我的衬衣，记得不记得？你！” 我耸耸肩，扮了一个鬼脸。 她自言自语地骂了我一句：“坏东西！” 她仍旧板着脸。 “让坏东西陪你出去玩一天，”我说。 她抿着嘴，不说话。 我进浴室去盥漱，穿衣。穿好衣服，与露薏莎一同到外边去。 先到“文艺复兴餐馆”去吃午饭，饭后到“娜波玲登村”去划船，然后到“国际饭店”十八楼去饮下午茶。 露薏莎待我很好，时常指摘我的小节，诸如领带的颜色与外衣不调和或者掉了一颗钮扣忘记补上之类的小事。露薏莎更时常问起我的私事。在国际饭店饮下午茶的时候，她曾经完全出我意外地问我： “你的工作可以暂时中断一个时期吗？” “什么工作？” “什么工作，”她低声说：“鸿发煤栈的堆货……” “住口，”我立即阻止了她的叙述。我睁大眼睛对周围的茶客们扫了一圈，看看有没有高丽浪人、日本间谍或者“七十六号”的特工人员。 “走吧！”我说。 付了账。挽着露薏莎的手，乘电梯而下，走出“国际”。我拣了一个冷僻的所在，问她：“你怎会知道的？” “哦，”她说，“昨夜你自己将你的信件拿给我看的。” 摸袋，信已不在。 “信在你那里？”我问。 “是的。” 我们立即雇车到露薏莎家里，露薏莎从衣柜里取出那封信。我接过信，如获珍宝。 露薏莎忽然笑了起来：“瞧你这付急相。” “这……”我坦白告诉她，“这等于我的生命。” “既然这样，就不应该这样粗心，”她说。 我承认粗心疏忽。 时已八点。露薏莎到厨房里去做晚餐。我又重复把信件读了一遍，将它丢入壁炉，烧了。露薏莎从厨房出来，见我将信件丢入火炉，赶快去抢，但已烧去一大半。她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答。 吃过晚餐，露薏莎要到“伊甸”去。我也要去喝点酒；却被她拒绝了。 “不要你去，”她说。 “为什么？” “没有什么。” 说着，拉开大门，然后砰地将门关上，走了。 二十分钟过后，她又匆匆走回来。我问她：“这样早就回来了？” “外边封锁啦！”她说，“一个青年在街口给几个暴徒枪杀了。” 我走近窗边去张望。 街上果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所有行人都被拘留起来，铁丝网阻塞了街角巷尾，热闹的长街，顿时冷落下来，只有三五个荷着来复枪的日本兵，在士敏士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我怕！”露薏莎说。 “怕什么！” “有一天他们也会把你……”她呜咽了。 “别怕！”我说，“一会儿就会开放的。” 九 这一次封锁，并不“一会儿”就开放。我们被封锁在这恐怖的气氛里，前后达两天半之久。到了第三天的中午，才听到一阵警铃声。这条死街随即复活。 “我要回去了，”我说。 “立刻？” “立刻就回去，”我说，“家人一定等得很焦急。” 同露薏莎说了“再会”，匆匆回家。回到家里，发现程柄权夫妇早已等在客厅。 “把我们急死了，”娴淑说。 “你们以为我——” “我以为你被——”柄权说到这里，忽然停顿下去。 “没有的事，”我说。 “可是，”柄权蓦地站了起来，走近我的身边，将嘴巴凑近我的耳边，“伪宁方面正在通缉你。” “这是哪里得来的消息？” “从‘七十六号’传出来的。” “可靠吗？” “伪宁发表了‘黑名单’一共有八十三位抗日同志。” “有我在内？” “嗯！有你在内。” “哦！ “所以，”娴淑说，“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的好。” “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目前的情形不同了，”柄权说，“保甲业已组成，工部局的实权操在日本人手里，汪逆爪牙到处抓人杀人，现在的上海比地狱还可怕。” “不过，”我倒有点犹豫起来了，“就是决定走，也不一定走得掉！” “为什么走不掉？”柄权说，“由此搭船到宁波，从宁波到奉化，再从奉化穿过‘交界线’，不是可以到达自由区了？” “困难仍多，”我说。 这时，叔父忽然遑遽地奔来。他的脸色很苍白，喘着气，慌慌张张地对我们说：“不好了，鸿发已被工部局查封，日本宪兵还抓去了陈账房和周管事。” “什么？”我们四人异口同声说。 “事态愈来愈严重了，”叔父说，“巨福路一三一号的秘密电台同时被搜，此外静安寺路也抓去了四个爱国青年。” “叔父，”我问，“这些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 “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个‘万国商团’团员告诉我的。” “怎么办？”娴淑焦急地问。 叔父神态紧张地说：“还是先找一个地方躲一躲，俟风声平静了，再设法动身。” “躲到什么地方去？”娴淑问。 楼下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女佣阿宝奔上楼来，喘着气，脸白如纸，开口时因过分的惶恐而略带口吃：“不……不好了！” “什么事？” “东洋兵——东洋兵来搜查啦。‘翻译’的直嚷着问少爷在不在家？” 大家一听，慌得手忙脚乱。娴淑哽咽起来。 叔父说：“别慌，路口停着我的汽车，跟我来。” 我当即跟随叔父上楼，从晒台逃到隔壁李家，再从李家的花园奔到路口，进入车厢。 车子在大街疾驰时，红色警备车接着就鸣起“警笛”，在相差不到五十码的地方追赶我们。 我们的车子以高速在柏油路上疾驰。 街边的树木飞过了，闲步的人们飞过了，两轮车飞过了，电杆木飞过了，圣诞老人喝汽水的广告牌飞过了…… 二十分钟后，我们在铁路旁边的林肯路上疾驰。警车里的警员开枪射击我们。 田舍飞过了，农村飞过了，沪杭路上的列车飞过了…… 警车仍在跟踪我们：警笛声尖锐刺耳。 我们车子的速率已经快到无可再快的地步。 车抵凯旋路尽头，叔父说： “油完了！” “什么？”我问。 叔父绷着脸，一声不响。 他旋转驾驶盘，把车子驶入农田，煞车，打开车门，用力将我推在车外。他说：“赶快躲到草堆里去。” 接着，他把车子向河边冲去。 车子跌入河里，发出惊心动魄的响声，摇撼着我的心弦，几乎夺去我的理智。警车从我身旁擦过，车内的警员，没有见到我。 十 天黑后，我回到市区，在永安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给柄权，柄权告诉我东洋鬼子已把我的家封了，要我八点半在大光明弹子房和他见面。 无家可归，只好怀着一腔愁情去找露薏莎。 “怎么啦？”露薏莎问我。 我叹息了一声，终于含着眼泪为她讲述刚才发生的惨剧。她也饮泣了。 露薏莎劝我离开上海。 “是的，”我说，“我已作此准备。可能的话，明后天就走。” “明后天？” “滞留越久越危险。” “能不能让我跟你一起走？”她问。 我摇摇头。 露薏莎推着嘴，怨怼地望着窗。 窗外又飘雪了，灰空里无休止地飞舞着雪羽，栉比的屋顶上，瞬息盖上白色的雪毯。街上行人稀少，只有三数个小贩在雪中奔跑。露薏莎放下丝绒的窗帘，懒懒地走到壁炉面前，用火钳拨弄柴火。 “又落雪了，”她说。 “上星期六也是落雪的。” “上星期六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是的，”我说，“上星期六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露薏莎脱去拖鞋，躺在沙发上。她扭亮台灯，蓝色的光芒，像薄雾一般从蓝色灯罩中射出。我走到她的身旁，她就伸手把叼在我嘴角的香烟夹去，吸了一口，将青烟喷在我脸上。 “能不能像上星期六那样陪我玩一夜？”她问。 “今天我的心情实在太坏，”我说。 她噘着嘴：“你不愿意陪我？” “不是不愿意……”我说。 “既然这样，”她说，“到伊甸去。” “为什么？” “去看我表演最后一次的‘午夜’。” “最后一次？” “你走后，我决定不再做表演女郎。” “何必呢？” “今天晚上，我要你到伊甸去喝酒。” 我点点头。 十一 离开露薏莎的家，冒着雪，到大光明弹子房去和柄权会面。 柄权告诉我：明天恰巧“新宁绍”要开到宁波去，如果我决定走的话，他可以为我写封介绍信到国华银行四楼的“中华运输公司”去买船票。 “我没有牛痘证和大便检验证，”我说。 “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决定走，这些我都可以出钱替你办到。” 经过审慎的考虑后，我说：“明天走。” 柄权当即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还拿了一些钱给我，对我说：“明天一早到国华银行去，用九十块‘军用手票’买一张官舱的船票。”我拿了信，走出弹子房，到沙利文去吃晚饭。面对高脚杯里的马退尔，我感到孤独。我怎能对这座大城没有一点感情？我从未吃过晚餐如今日所吃的；我急于要到长街去探望那些熟悉的事物：国际饭店，跑马厅，大光明戏院，舞厅里的菲律宾乐队和舞娘们的笑容，站在街灯下的半老徐娘…… 我依旧对这座被敌人强奸过的都市感到亲切。 但我必须跳出这火窟。 无家可归，只好在街头闲荡。夜深时，我的情绪很紊乱。我想起了酒，想起了“伊甸夜总会”，更想起了露薏莎。我希望这是治疗烦闷的特效药。 和上星期六一样，我到达伊甸夜总会的时候，也是午夜，依旧拣了那个黝暗处的座位坐下，一切和上次看到的差不多。 我唤叫卖纸烟的女郎过来，请她为我递一张纸条给露薏莎。一回，卖纸烟的女郎又把那张纸条拿回来，在纸的反面我看到了这样的几个字：“梳妆完毕，即来陪你。” 我向侍者要了一杯威士忌·沙达。 十分钟过后，我又要了一杯。 一刻钟过后，我又要了一杯。 未见露薏莎出来。 我等得不耐烦了，站起，逞向梳妆室走去。我找到了挂着“露薏莎”名片的门，叩了两下，没有回答。我冒昧地冲了进去，发现露薏莎在屏风后面更换衣服。 “露薏莎，”我喊。 “你怎么没听到应声就进来了？”她问。 “为什么不出来陪我？” “我在化妆。”露薏莎赤裸着上身从屏风后面走出。她举手从衣架上取下乳罩，熟习地把它罩在胸前。然后慢条斯理地坐到梳妆台上交叉着粉腿，拿起大粉扑了扑身体。粉末弥漫，使我呛咳起来。露薏莎笑了，将粉扑往盒里一掷，凑近镜子，抹胭脂。然后对镜子里的我露了一个狐媚的笑容。 “你先到舞厅去坐一下。”她说。 “今晚，‘手腕珠’掷给什么人？”我故意调侃着她。 “你想我会掷给谁？”她眯细眼睛斜视我。 她将我推了出来。 我回到座位，又向仆欧要了一杯威士忌·沙达。 舞场的灯光全暗了，音乐台上只有一只曼陀林在演奏“中亚美利加的情歌”。我默默地坐着，喝酒。纵然处在这热闹的场合，也不觉得快乐。 我又要了一杯威士忌·沙达。 露薏莎表演《午夜》的时间已过，她却没有出来。 我猜不出露薏莎在做些什么。 喝完酒杯里的威士忌·沙达，我又到梳妆室去。 梳妆室的门已闩上。 里边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将眼睛凑在钥匙洞前。 从钥匙洞里，我看到了一个剃光头的日本人。 此人上唇蓄着一撮小胡髭，两眼瞪大如铜铃，站在镜前，板着脸，好像在等露薏莎回答他的问题。 露薏莎不说“是”；也不说“否”。 那日本人凶恶地在露薏莎耳边说了几句话。 露薏莎依旧没有表示。 日本人紧蹙眉尖，在房中来回踱步，踱了一阵，站在窗边，眺望夜景。然后，把烟蒂儿往外一弹，狠狠地走到露薏莎面前，咬着牙关说：“你必须将手腕珠丢给他！” 露薏莎像木头人似的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动弹。 那日本人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踱着傲慢的步子，朝房门走来。我立即躲避。门启开后，只见那日本人迳向楼上走去。 我回到露薏莎房内，露薏莎还在呆呆地发愣。 我问：“露薏莎你知道表演的时间已经过了吗？” “今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不想演了，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不，露薏莎，今晚我一定要再看一次《午夜》，你快快预备上场吧。”说罢，我回到自己的座位。 当我喝完另一杯威士忌·沙达的时候，全场灯光转暗，乐队停止演奏，一个肥胖的西洋男人非常有礼貌地走到麦格风前，用纯熟的英语向来宾作了一个介绍。他说：“诸位：今晚本场特请舞蹈家露薏莎小姐表演《午夜》，舞终时，哪一位男宾取得了她的‘手腕珠’就可以同露薏莎小姐接吻。” 掌声如雷。 乐队开始演奏《午夜》。 全身热带装束，半裸的露薏莎从丝绒的蓝幕后走出，疾步走去舞池。和上次我所看见过的情形一样，她头上戴一顶千利达的珍珠帽，腰间围着五彩的玻璃裙，在舞池中跳舞。 舞着，舞着，舞着。 舞姿很美，一再博得采声。 音乐停止，露薏莎站在舞池中央，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适当的宾客，来接受她的手腕珠。她犹豫不决，使大家感到诧异。 我凝视她。 她凝视我。 经过几秒钟的寂静后，她缓慢地举起手来，把那串手腕珠投到我的桌上。 全场响起雷鸣的掌声。 酒吧间的聚光灯的照明圈集中在我身上。 就在这一刹那，露薏莎忽然像疯子似的奔到我面前，一把将我推倒在地。枪响蓦地划破这狂欢的空气，子弹从楼上飞下来。 舞场极度混乱，来宾们像一群没有理智的野兽，彼此推撞。 聚光灯乱射。 我从地上爬起时，竟发现露薏莎躺在血泊中，枪弹射入她的背脊，血似泉涌。我连忙将她搂在怀中吩咐侍者打电话急召救护车。 我抱起露薏莎，让她躺在一只贴墙的沙发上。 我低声唤她。 她的眼睛张开一半，露了一个不很自然的笑容，用低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我说： “去吧，到大后方去，帮助你的祖国赶走暴虐的侵略者。” 她的眼皮一合，呼吸停止。 原载一九四五年九月重庆《文艺先锋》第七卷第八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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