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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风渐渐大起来了，吹得竹篱笆喀喀地响，好像要倒下来的样子。但是过一会儿，风又停下来，天也暗了，四外倒因为风乍停而显得格外地寂静。元芳从厨房后窗看出去，稀落的篱笆外，总仿佛闪着影子，怪怕人！她后悔没有把凯利从刘家带过来。就算凯利还小，可是有几声狗叫，就管事得多。因为以后俊杰出差的事，总是难免的。 元芳把菜都热好了，她懒得把饭菜端到饭厅去，也懒得把菜盛在盘子里，两样剩菜就连着锅子，摆在厨房的切菜小桌上。就着桌旁的小米柜坐下来，一个人吃着晚饭。 多年来俭省的生活习惯，已经使她变得没有理由地苛待自己了。她又接着吃剩鱼头。鱼头熬豆腐汤加上几粒花椒，这么一个早年跟嫂子学来的菜，想不到竟合了俊杰的胃口，结婚以来烧了五次，不，六七次喽！每次俊杰都把鱼汤喝光了，一边喝，一边夸赞鱼汤的鲜美。 外面的风又大起来了，总是在休息一阵以后，就比前一回更大一些，台风真的来了。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来着？噢，叫露西，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凤西，那个女人的名字差不多，而且也一样地厉害！忽然一下子，黑了，电灯灭了，闪亮了一下，又灭了！台风的劲头儿开始了！ 借着煤油炉的火光，她摸到了火柴盒和半段蜡烛。她把蜡烛点着以后，可没心再接着吃饭了，便把碗筷收拾收拾，拿到水槽去洗。 她倒很佩服气象台，这回大概预测得很准确。白天收音机里不是预报说，今天晚上露西会在台湾岛扫个边儿吗？喷喷！扫个边儿就这么凶，要登岸可怎么办呢！她倒想起来了，俊杰的毛衣还在外屋的椅子上扔着，说是到南部去不会冷，就不肯带去，唉！总是有把年纪的人了，冷啦热啦的，就是不能跟年轻小伙子比呀！早该硬给他塞进手提袋的，可是他偏不，就在火车上，他非把毛衣交给她不可，还附在她耳边悄悄地说：“看人家都穿香港衫，我穿整套西装就够瞧的了，别让人家笑话我老了，不行了！”听他这么说，她这才抿着要笑的嘴，把毛衣拿开了。随后俊杰又对她说：“我要去一个礼拜呢，问了就锁上门找小仓、小珊他们小哥儿俩玩玩去，或者把他们接来陪你两天，听见没有？元芳！我一完事，会紧赶着回来。” 有关心、有期待的小别，使她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夫妇间的情意。他们虽是新婚，可都不是年轻人了，但这滋味儿总是甜甜的，一种甘苦共尝的偎依，未形诸于外，可是都含蓄在两人的心田中了。 她真应当听俊杰的话，把小仓和小珊——甚至于凯利，都接来住几天，让刘先生跟刘太太寂寞两天，算得了什么呢！说不定刘太太会说：“去吧，去吧，全部都去吧，我们倒乐得清静几天！” 她想到这儿，笑了，蜡烛又流下了泪，她用手去捏捏，就像小仓淘气，玩他那枝烧软了的蜡笔一样。想起小仓和小珊兄妹俩，她望着蜡烛的一朵黄光，心就不由得悠悠地到了刘家——那三间木板房，一对粗壮的山东夫妇，一双小儿女，合起来就是一个姓刘的家。这个家普普通通，但是平平安安。 元芳从头上取下一个发夹来，用它剔剔牙，又去挑挑烛芯，这些亮些了。 火车凄厉的尖叫声，自远而来，直穿进人的胸膛。是南下的？还是北上的？载了多少离人？她在乱想，想着想着，车厢里的面孔换了一个，车站也不是满植着凤仙花的台湾小镇的车站了。那地方，那人物，仿佛都是昨天的，眼前的，可是算一算，也有二十四五年了，呀！二十五年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整整的二十五年，一个女人把她生命的多一半时间，放在等待上。 二十五年，元芳想着有点不甘心，她用发夹用力去戳那烧软的烛芯。这一来，光小了，烛油直向外流。那也是一次新婚的离别，但和这次比，却是两般心情。当时十八岁的她，是多么地趾高气扬！是她鼓励那个人走的，她说：“志雄，你尽管走，我天津总算还有个好娘家，让我生下了孩子，再打算怎么找你吧！” 十一月初冬的北平，是一片肃杀的气象，这时是七七事变刚过四个月。表面上这个古城的生活，仿佛安静下来了，其实安静下来的只是善良保守的老百姓，在沉默地观看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是更紧张了。 元芳和志雄刚结婚半年多。元芳的身体一向就是孱弱的，现在又怀了五个月的身孕，就更加处处小心了。她看志雄表面上很镇定，其实她知道他内心是多么地焦虑。许多次他从外面回来时都带来不幸的消息说，哪个同学、哪个同事失踪了，当然就是被日本人捉去了。志雄是记者，而且是活跃的青年记者，无疑是会被注意的。说不定日本人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定哪天就动手呢！他虽然不是一个跑政治新闻的记者，笔下所写的东西，也都是较轻松的一类，但是他曾写过不少特写，都是关于青年学生的活动，什么演话剧捐款种种的，全是宣扬青年学生爱国的热情。靠了他的有力的特写，那些活动会强烈地灌入了人心，给人更高昂的爱国心，现在，连平日无声闻的同事同学都有很多被捉进去的了，何况他这个活跃分子呢！ 他们也知道，有很多朋友陆续偷偷地离开北平南下了，前些天还有同学来，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还呆在这儿等什么哪？”真的，还呆在这儿等什么哪？虽然志雄当时苦笑说：“我想我还没有什么关系吧。”其实元芳知道，他是为了她才留下的。所以当那同学走后，元芳就正式地提出了要走的话。可是志雄说： “你别把走看得太容易，你和普通人不同，是有身孕的。我想，好在还有四个月你就生了，那时正好是明年春天，我们再做打算不晚。” 话是这样说了，可是大家的心情并不轻松，天天都听见有朋友被捕的消息。有一天，本段上有警察来查户口了，随同着的是日本宪兵。警察是熟悉的刘巡官，当了几十年的警察了，他进来了，却绷着脸说： “查户口，你们这户是几个人？” 元芳回答说：“只有两个人。”心里可是怦怦地跳。她想刘巡官是熟人，怎么今天不打招呼，倒反问起这样陌生的话来了？难道有严重的事情将要发生吗？这时志雄也从书房到客厅来了，他沉静地等待着来人发问。在日本宪兵的旁边，还有一个翻译，她看看，很眼熟，想不起是谁了，心里在想，怎么这么快就当了汉奸替日本人做事了？ 陆续问的是在哪里工作？志雄撒了谎，说是原来在天津小白楼一家布店管账，结了婚想到北平来找事。元芳心又跳了，他撒的谎固然有点来历——因为她的娘家在天津，她的舅舅在小白楼开布店。万一戳穿了怎么办呢？可是日本宪兵听了那翻译叽哩咕噜地翻了一阵以后，倒没有说什么，仿佛不在意的样子，就草草记下走了。 到了晚上，刘巡官却穿着便装来了。这回看见刘巡官来，他们都想着也许有什么不对劲的事了。刘巡官没有什么多话，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日本人查您这儿的户口，可不止一次了。”说了他就走了。 这一晚，志雄和元芳做了长夜的商量。元芳说： “志雄，你走吧。” “你呢？”志雄抚着元芳常年汗湿的手。 “我嘛，你不用担心，我是有身孕的人，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可是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呢？” “你怎么这么傻！志雄，”她这时勇气百倍，不是装出来的，是出于她的真心，“你尽管走你的，我天津总算有个好娘家，让我生下了孩子，再打算怎么去找你吧！” 于是，在事不宜迟的情形下，他们就连夜地打点，该烧的书信、照片，都烧了，该送人的衣服扎成了几个小包。他决定乘第二天早晨的火车走。 她一点都不知道疲倦，虽然白天受了惊吓，又收拾了大半夜，却还有一股力量鼓勇着她。她也不惧怕什么了，反而觉得解决了一件事一样的轻松。 躺在床上，实在也睡不着，志雄搂着元芳瘦弱的身子，轻抚着她的肚子说：“我会想你们俩。” 元芳也把手臂抱着志雄的腰，偎在他的怀里，只是偎依着，什么也没有说。当前情势的紧张，使他们没有太多的儿女离别之情了。他们只是商量着，他走了以后的事情：怎么回天津，怎么待产，怎么通信。他们不以为这别离会太久的，别离比不别离更安全，不是吗？志雄还告诉元芳，白天那个眼熟的翻译，是他同学的弟弟，因为随在日本做外交官的父亲，所以读了几年日本书，现在他的父亲在南京，他的哥哥也走了，他今天看见他，装做不认识，却了解他给日本宪兵当翻译的意义了。他说，这些都是可感激的人——伪装的汉奸翻译，和不动声色的老巡官，还有，就是他的勇敢的元芳了。 这些虽不是什么海誓山盟的话，可也是夫妻间的一番情意啊！她才十八岁，十八岁的勇气是可惊的。她确是这么一个人，娇小文弱的外形，事事都能迁就别人，但是临到要面对现实的时候，她却有无比的勇气！就拿她演话剧的天才来说吧，——她和志雄不就是因为演戏才认识而结合的吗？她不轻易答允做什么事的，可是学校为了要演话剧捐款，请她演一角，她就答应了。排演的时候，没人看出她的才华和特点来，但是到了台上，她的发挥竟使同学大惊，她是次女主角，风头却几乎要压过女主角了。志雄是记者，给她照相，从此认识了她。他们头一年订婚，这一年，她高中还没毕业，就提前结婚了。 小小的新娘，未来的母亲，就要和丈夫离别了。看看，她居然能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独自把丈夫送走，也不曾和任何人商量。她的母亲和娘家人都在天津，只有她和志雄住在北乎，所以她是一个人送志雄到车站去的。 志雄穿着短装，戴着鸭舌帽。她穿着肥大的蓝布大褂罩在棉施上。演话剧时跟秦妈借来的一件肥粗蓝布褂，忘记还给她，现在竟派上用场。蓝布大褂虽然是北平人的不分等级的衣裳，但是在剪裁的样式上，总还是有些不同的，要不然她为什么要跟秦妈借呢！秦妈的那件，是肥袖口、矮领、下摆肥大，可是没有开叉。现在她穿上，就成了个四不像，不像学生，不像太太，不像乡下人，不像……志雄看来也是有不明身份的感觉。 他们心里很紧张，表面上可装着没事，安详地踱进了东车站。志雄手上什么行李都没有，就仿佛他是个买卖人，上天津提货去了。他们俩都没有多说话，没有珍重道别，没等车开，她就匆匆离开车站了。 志雄嘱咐她说，等他一离开北平，她就立刻回天津娘家去，免得剩她一个人，他走了都不放心。可是时间拨弄命运，真是不可预料的事。她当初为什么不听志雄的话呢？她太大意了吗？实在她不是大意，而是有些事还没有料理好2所以她才又多留了两天。 两天，只是多留了两天，命运安排出另一个场面了。 她从火车站出来，心情还不是轻松的，因为她不知道在火车开出以前，志雄是不是有被发现的可能。她回到空洞的小小爱窝里来——志雄给起的名——，摸摸索索地又做了些事，心情虽然兴奋，身体可很疲倦，要她当夜赶回天津，实在也没有这个必要，她要好好休息两天，把几个小包袱去寄存的寄存，送人的送人。而且，也不要让邻居看到这夫妇俩突然失踪的谜，所以她要尽量装着没事人似的，还在闲荡呢！ 但是第三天的晚上，日本宪兵就又来搜查了，她不记得是不是头两天来的那个，总之，搜查不到志雄后，几只高统大皮靴对她一阵踢打，她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下意识地要保护她自己的肚子。那是多么惊险的一幕！这一幕没让志雄赶上，却让她赶上了。 没有人告诉日本宪兵，她是一个孕妇，即使告诉了他们，她就可以避免这一场伤害吗？不要怪任何人，即使让她今天再遇见这些当年的日本宪兵，也不会怀着恨意的。经过这许多事情以后，什么都不值得她去恨了。 她没有被踢昏过去，身上、脚上的青伤也不多，仿佛肚子上挨了一脚，可是当时感觉好好的，她也就不在意了。邻居们在日本宪兵走了以后，跑过来了，好心的老太太把她扶到床上去，她还笑笑说：“没关系，姥姥，没关系，您瞧，我也没受什么伤。”她这么说，眼睛里可有了泪，但她必须说明，那泪不是疼痛的、受了凌辱的泪，或者恐惧的泪。那只是挨踢时，过度地紧张，不知不觉流下来的。只要志雄走成了，这些事，她都承受得起。 邻居姥姥给她倒了一杯白糖水，要她喝下去压压惊，并且劝她在床上躺下来，恐怕动了胎气。可是她不听，她一再地说，没受什么伤，就又满屋地收拾残局，被翻乱的书籍，扔了一地的纸片，敞开的壁橱门。但是等到夜半，她感觉到浑身在酸痛，痛在肩胛，痛在后背，痛在腰际，终于痛得她不可忍耐时，流产了。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第一件事就是嘱咐她的朋友，不要写信到天津告诉她的母亲。母亲这么老了，哥哥也在不久以前离开天津到南方去，她怎能使母亲再惦记她呢！ 流产下来的未长成的胎儿，是一个男孩子。如果她当时送走了志雄，立刻就回天津娘家，可能她今天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母亲了！刘家的小仓多大？才十岁不是？十岁就那么大个子了，要是二十好几的大小子得多高？唉！她简直想不出自己如果做了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母亲，是个什么样儿？该接受预备军官训练了，穿着整齐的军装，雄赳赳的，见了人就淘气地敬个军礼。也许已经受完了军训，准备要出国了，做爹妈的在忙着张罗那要命的保证金，那是多么不同的情形呢！但是，当年就是因为她略一散懒，便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唉！失去了那么一大段年月。只是因为她迟两天回天津去，日本兵就来搜查了，找不到志雄，拿她出气，她受了足踢拳打的委屈。还好，不太厉害，只是把她今生唯一的儿子踢掉了。 当她由医院出来，就独自回天津娘家了。她虚弱不堪，除了疗养以外，什么也顾不得了。 向老母亲说了自己流产的事，一半真实，一半隐瞒。所以她的老母亲只知道女婿到“咱们那边儿”去了，女儿一个人不小心，扭了身子，所以流产了。她一向孱弱，母亲相信一扭腰就会流产的，却不知道她的小小的、不到二十岁的女儿，是被日本人踢打得流产的。 蜡烛不知是哪家的出品，简直不行，受到热，就弯弯地垂下来，而且熔化得这么快。元芳把蜡烛捏直，心中又不由得想，自己的一生就像这根烛似的，禁不住别人的一点点感情，就把自己牺牲了。 她记得母亲的哭声，那是在她天津养伤后的一年。她总算勉强好了，面孔胖了起来，于是她就想到和志雄的约言，已经是超过了他们原来所订的，她该动身了。母亲原是知道她身体复元后，就要去找志雄的。但是等到这个时日真的到来，向母亲提出时，母亲却哭了，她说她舍不得元芳带着病后的孱弱，远远跋涉千里寻夫。于是拖下来了。拖吧，拖吧，一年年的，为了母亲，拖下来了。 眼看着自己的一些同学、朋友，都陆续到抗战的后方去了，有从商丘走的，甚至于有人从安南走进去，各种办法都可以走，都能达到目的。只有她，就在天津一个小学里教教书，打发日子。 到台湾来，可是大姐逼的。不，她不能这么说，大姐是为她好，爱护她。大姐真厉害，她连大姐的一半都比不上。她也很勇敢，她的勇敢是牺牲，不是占有。怎么她会是这样的性格呢？是什么使得她这样的呢？ 抗战胜利以后，所有的亲友都回家乡了，大哥回来了，姐夫回来了，只有志雄，迟迟不归。 长时间的别离，似乎习惯了，所以，她并没有急着催促他回来。他也有好多理由：机关的事情料理不完、又小病了一场、交通工具还没有合适的、老长官约他一道走，……一直到有一天，大姐证实了志雄在四川又成了一个家，事情才变得不简单了。其实，这在抗战那几年，算不得是什么稀罕事，可是轮到谁是那被弃的女人时，谁也受不了。 志雄终于回来了，歉疚地站在她的面前。他还是那样英俊，显得更成熟了，但是对于她却陌生起来。她本想保持着一份可怕的冷静，来对她的爱和恨报复，但是当大姐不顾一切地，几乎是破口大骂时，才把她原想矜持的冷静打破了。大姐指着志雄的鼻尖，把他好一顿骂，他除了静聆以外，还能怎么样呢？ 大姐的尖锐的骂声，最初是连她都觉得过意不去了，并不是因为骂的是她的丈夫，他本来是对不起她的，她只是觉得，他刚才回来，又带着歉疚，而且面对着这么一个庞大的娘家势力。可是当大姐忍不住在母亲的面前，揭发了一件八年的秘密时，她才也忍不住地号啕大哭了。大姐最后流着眼泪说： “志雄，你知道元芳为你受的什么罪吗？” “大姐，我知道在沦陷区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艰苦的煎熬。”志雄歉疚地回答说。 “艰苦的煎熬？那算得了什么？要讲起衣食住来，我倒可以说，我们都没受什么苦，物质的供应，可能比抗战的后方还好些。可是，你要知道，元芳在你离开北平的第三天，就受了一次大伤害，这可不是人人都受过的，可是元芳受了，就是为了你……” 元芳想拦住大姐不要说，可是大姐的话像洪水般地冲了下来： “是日本宪兵把她的孩子踢掉的，你以为她真是自己扭了腰流产的吗？日本宪兵踢她打她，为的是找不到你，你知道吗？那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北平，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她不但没跟你说，也不敢告诉母亲，一个人在医院里养伤，伤养好了，才不哼一声地回天津来。志雄，那年元芳才多大？才十八岁啊！你对得起她吗？你死一百次都对不起她！” 大姐哭了，母亲哭了，志雄也哭了。元芳在八年前这件事发生的当时，都没有哭过一声，现在她也哭了。她哭倒在母亲的怀里。母亲颤抖干枯的两手，不住地摸抚着她的面颊，她的肩胛，她的后背。只有这种爱永无变更，其余的爱，都是靠不住的。 他回来了只有十天，忍受着大姐的严厉的指责，毫无怨言。他曾不止一次向她哀求说： “那女人，总算是生了三个孩子了。容我慢慢来，我总会想个妥当的办法就是了。” 弯了，弯了这根蜡烛又弯了。大姐也骂她，骂她的话很对： “元芳，你就是那么窝囊，那么直不起身子来！” 这是当她把志雄放回四川去解决事情时，被大姐骂过的话。大姐怪她不跟志雄到四川去，因为大姐恐怕志雄会一去不回，可是她就禁不住志雄的哀求和诺言，她就是直不起身子来，她是变得太懦弱、太不够积极了。 大姐的预料一点也不错，志雄没有回来。他来信说，应朋友之约到台湾看看，所以他一个人匆匆赴台，一时就不能回天津了。解决婚姻的事，也没有再提起，就仿佛他真是一个大忙人，事业重于一切似的！想到这儿，她有点儿恨，重重地把那根弯腰的蜡烛直起来，唉！用过了力，它竟又倒向另一边。 大姐鼓励她到台湾去。实在说，大姐的主意并不错，她说： “小妹，拿出点勇气来！追到台湾去，两个太太也没关系，总有个先来后到，你的名分大！” 她自己并没有勇气，可以说，完全是怀了大姐的勇气坐上美信轮的。如今和大姐关山远隔，音信全无。如果大姐知道她在台湾这十几年的经过，最近的变化，大姐会怎么说？ 想起大姐，她满心怀念故乡天津。早晨的煎饼果子。冬天的辣萝卜。日租界，英租界。回力球场，不同的情调。母校耀华中学的师友们。大姐的尖锐的眼光，母亲最后的慈容。……可是她一个人来到台湾已经十几年了，这一切也只有留在记忆中了。 她只写过两封信给大姐，报告在台湾的生活。她说他来了，那个女人还没有来，请母亲和大姐放心。她说志雄带她玩了几处地方，风景不错，第一次洗温泉澡。她说这里样样都好，就是言语不通。跟着，音信不通了。天津家里的人，如果都还活着，她们一定以为她和志雄一直住在一起，或者会猜想说她不定生了几个孩子了呢！唉！就让她们那么想也好，不然母亲会愁死。 其实不到一个月，四川的那个女人就来了。她真懒得再费心思去想那个女人和几个猴崽子的事！真奇怪，无论怎么算，她都是先来的，可是怎么就老有后到之感？就是因为那个女人多生了几个孩子的缘故吗？那四川女人真能生，下猫似的，一年一窝！她带三个来，又生五个，八个孩子！啧啧！志雄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顾了那头，就顾不了这头。其实他连那头也顾不过来了，为什么还要不断地生？是爱情吗？嗤！ 她重新执起了教鞭。在台湾教小学，对于她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注音符号是她的拿手，发音又正确得一丝也不差，所以朋友们常跟她开玩笑说：“元芳，你可是得吃得喝了！” 她一直是和那女人分住的。其实那女人何必担心，她不曾用志雄一分一毫，她的生活简单，租两间小屋，就有很大的空间，同事们也都喜欢来她家里玩玩。志雄的那女人凤西，管他管得很凶，她可以在抚养八个孩子之余，还时时追到她的住处来。粗鲁的态度，生多了孩子的憔悴，他真那么爱她吗？ 凤西来了，她用淡漠的眼光看她。她来了，没有别的事，就是吵着要钱，或是小孩子生病了。志雄原来是一边住一个礼拜的，但是在这一个礼拜中，凤西总是要把他拖回去几次。后来她知道凤西的处境也很困难。一个公务员，要负担八个小孩子的十口之家的日子，会把人过成什么样子。她看志雄可怜，凤西也可怜。怜悯之心，油然而起——怜悯自己的情敌，这话真不知道该怎么讲。她常在凤西来过之后，半挖苦他说： “回去吧，那边儿热闹。”或者说： “快走吧，把你留在这儿，小心让狼吃了！” 无论她说什么，他都默默不做声。她也知道他并不是最负情负义的男人，可是到时候她就不由得要甩两句闲话，他沉默，是无可奈何。而且她当然也知道，他何尝不痛苦呢！ 他听够了她的闲话，有时她也不忍心了，会拿出一块花布，几个罐头什么的，对他说： “拿去给孩子们吧！” 她知道，他回到那边去，少不得也还要听凤西的一顿数叨。 几年来，志雄变得消沉多了，当年的活泼，一点也没有了。她为了怜悯他，也就不跟他计较，随他自由来去，闲话也没有了。夫妻间的情义，日渐淡薄。当五年前她租了刘家的一间四席半小屋住下以后，志雄就很少来了。十天来个三四趟，来了也难得住下。刘太太跟他开玩笑说： “你们这是三七分账呀！” “他就是十天里来个两三趟，我也不留他住下。” 的确，夫妻间的情义，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完全没有了，只是个空名而已。 元芳到刘家来，小珊生下来刚五六个月，白胖的娃娃，一下子就使她生了爱心。反正一个人闲着也没事，小珊就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她身边长大的，不用说，认她做了干妈。 想想小珊，真使她想念，明天一定要去一趟刘家了。早两天听说小珊不舒服，不知道好了没有？她的妈妈是不太注意孩子们的饮食和冷热的。自己住了五年的那间小屋，不知道又租出去了没有？刘太太说是孩子大了，屋子不够住的，不预备出租了。可是她知道，奉公守法的公务员，一下子少收入几百租金，是不简单的哪！唉！五年！一个人躲在那间小屋里，煮一顿，吃三顿，那叫什么日子呀？就像今天似的，剩菜总是炉上炉下地端来端去。 去年她发高烧，发着呓语，刘太太急得把志雄找了来。他来了，就像探望一个远房的妹子，没有爱情，没有关心，那么，她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她病后软弱，全靠刘太太的帮忙和小珊的安慰。身世凄凉的感觉，忽然因为这一次的病而加浓了。 有一天，当她一个人又把一碟剩菜从厨房端进饭桌上时，忽然兴起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跟志雄离婚。 那天她的头原有点发昏，懒得去厨房弄吃的，可是她总得打发她的胃呀！她真希望这时有谁在她的身旁，自动地为她服务，可是刘太太在忙孩子的午饭，她也不能老麻烦人家啊！只好自己从床上起来，把床头上的虎标万金油打开，搽了一些在头上，才到厨房去的。头上凉飕飕的，倒仿佛清醒了。当那盘剩菜扔在饭桌上，她顿一下把自己甩到椅子上时，忽然想：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名字上加一个别人的姓，而过着这样的日子呢？ 这个念头是来得这么突然，决定得又是这么快速！她忽然想到那尖锐性格的大姐。要是大姐知道她这次这么勇于下决心，会对这一向懦弱的妹妹，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连她自己想起来，都意料不到呢？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在下一次志雄来的时候，摊开了牌： “志雄，我十八岁跟你结婚，我们总算是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如果我在今天这样的处境之下，跟你提出离婚的要求，你总会觉得这对你、对我、对她，都很合适吧？” 这突如其来的提议，怎不使志雄惊奇呢？他当时没有立刻回答。他对她的谈话，原已经习惯以沉默来应付了。可是这回不同于往回，元芳说完了以后，是在等着他回答的，她眼睛注视着他，没有放松的意思，不是在开玩笑啊。 志雄不能不开口了，是经过了痛苦的思虑，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元芳！你这样会使我良心受到谴责的！我一直在想，怎样赚到更多的钱，使双方的生活过得更好些。” 谁知志雄说完这些话，倒哭了。是流的二十五年来的良心的眼泪吗？ 哼！元芳想到这儿，不由得冷笑了一声。烛光更亮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烛芯快烧完了，所以火苗伸得老长老长的。哼！她那天也像这根快烧完的烛芯吧，居然对志雄那男子汉的软弱的哭泣，完全不放在眼下，她也把脖子伸得老长老长地，冷笑着说： “这不是物质生活的问题，而是精神的。唯有离婚才可以减轻，——甚至可以说，解除双方这种精神的负载。” “拖”这个字眼儿，现在想起来，才知道是这样的可怕，她在抗战时候，拖延了八年，胜利后，他们又共同拖延了十六年，加起来，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过去了。她知道志雄还想拖的，他绝对不愿意离婚，他不是那样没有良心的男人。但是这回却是她下了决心。 离婚签字的那天，她没有惊动许多人，在台湾，她有什么亲人呢？如果连志雄都算不得是亲人，她就连半个亲人也没有了。 刘太太是她的见证人，他们一起到法院去公证离婚。刘太太一上车就哭了，稀里哗啦，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到了公证处，刘太太还不停地哭，她却在好笑地想：刘太太，你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是还劝过我离婚的吗？唉！软弱的女人，嘴硬心软的女人啊！ 更可笑的是公证处的法官，大概看见她反而给刘太太擦眼泪吧，闹不清谁是这离婚剧中的女主角，竟问刘太太是不是一切都决定了？她这时不得不挺身而出，表示愿意立刻签字离婚的是她。 她的心情，在当时竟能达到静如止水的程度，是经过二十几年的磨炼吗？ 小珊，她要感谢这个小女孩，是小珊促成她的第二次婚姻的成功。成功？她敢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吗？ 遇见俊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他有五十岁了，北方农家读书子弟出身，离乡背井也有二十多年了。抗战时足迹走遍西南，有的是年轻人的壮志。后来来台湾。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一个人离家太久了，单身宿舍的伙食，吃得他倒了胃口，有时就不免到老同事刘先生家来坐坐，喝喝酒，讲讲北方的老日子。逗着小仓、小珊玩笑，也不免会摇头唏嘘，原来他在北方的乡下，还有着三十年不见的老婆儿女呢！所以他也认了小珊做他的干女儿。 他们的认识，便是如此地自然，她没有和志雄离婚前，他们就认识了，但是决无情债，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跟他结婚。 俊杰是一个朴实坦爽的北方人，他知道元芳的身世，只有同情她，尊敬她。元芳在离婚以后，并没有想到再婚的事，只是她恢复自由身以后，也有些朋友向她开玩笑，说要给她介绍男朋友。俊杰也有这样的诚意，他认为他的老朋友一位立法委员要续弦，是最合适元芳不过的，但是在俊杰陪着他们一起玩过两次以后，元芳说什么也不肯再去将就那第三次了。 元芳觉得她和那位立法委员，有说不出的距离。她听不惯他的江浙口音；她俭省惯了，并不以为他的几栋租给外国人的高房租，对她有什么重要；她一生无子女，却要她过去管理一个瞪着十只眼睛的五个孩子的家庭。这种种在她都是像另一个枷套在她的身上，不自在得很。她想，就没有人能了解她的心情吗？连俊杰，也在劝解开导她，他像长兄般的，两手握住她瘦弱的肩肿，温和地说： “元芳，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应该有个归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脾气好，资历好，家境好……” “别说了！别说了！”不知道是不是俊杰有力的手掌握住了她的肩头，使她触到男性的力量，还是那兄长般的语气，有一种保护的力量。她竟像一个任性的女孩子发了脾气，接着是哭倒在他的怀抱里。 咦？亮了！好了，灯来了，风停了，邻居的狗也在叫了。把蜡烛吹熄吧！不，不要，反正已经剩了一小截，随它亮着，随它灭。 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愣愣的，不知道现在该去做什么。思潮在那个东车站、日本宪兵、四川女人、立法委员里浮沉，还没回到台风过后的现实来。她一眼看见一封信摆在碗橱里，是曼丽从花莲给她来的信，她在晚饭前刚收到，幸亏是在俊杰走了以后，否则的话，让俊杰看见，多不好意思呀！曼丽是她在台湾唯一耀华同班的同学。她深深地责备元芳，为什么离婚？因为丈夫另有一个女人，所以才离婚，但为什么又跟一个大陆上有了太太的男人结婚呢？为什么甘受这种欺蒙呢？曼丽问了一连串的“为什么”，非要她写信答复不可。 总得答复曼丽的，总得使曼丽懂得她今天的心情。她是要对曼丽这样说： 曼丽，我一生最好的年龄，牺牲在一个无望的等待 上，二十五载芳华虚度，我是多么地委屈！现在我终于 拾起完美的家庭生活了。曼丽，我要你庆贺我，却不要 你责备我。我是被欺蒙了吗？不，并不像你信中所说的。 俊杰在婚前很坦白对我说：“家有老妻，生死未卜。”他 已经五十岁了，还住在单身宿舍里，吃着伙食团的又冷 又硬的包饭。我呢？二十几年来，始终没有个定局。我和 俊杰的结合，是基于一个同样的感觉：我们如何渴望过 着“家”的生活。 两次婚姻的际遇，会被人怎样地批评，我也顾不得了。 《圣经》上说得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婚姻的 戏剧中，我两次扮演了同出戏中的不同角色而已。 我不怨谁，我珍惜的是每个早晨，每个黄昏，这充 满了家的温馨的生活。煮鱼汤别忘记放两粒他爱吃的 花椒，六点半听见门铃响，第一个菜刚好下锅，无论风 雨寒暖，等待，总不会落空的。 别担心我这出戏还没有演完，以后可能再会遭遇 到什么不幸，也别说我不够理智。那一年在北平东车站 的送别我才十八岁，今年我四十多了！无论如何，我是 等待过二十多年了。…… 烛芯烧完了，闪着闪着，挣扎地闪着最后的火光。但在电灯的光明下，它也算不得什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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