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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作者非一人，作成也非一时一地，汉朝刘向校勘官中藏书，将皇室保存的各种文书加以订正，命名为《战国策》。后来刘向的本子也残缺了，宋朝曾巩曾加以增补，而成为今日的祖本。 一九七三年冬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相当《战国策》的帛书二十七篇，这一发现，给这部书平添了许多身价和兴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帛书中能跟今本《战国策》对得上的，有十一篇，约占二十六篇中的五分之二，它们埋藏在地下两千一百五十年，再重见天日，在发潜寻幽上面，可有极大的帮助。 《战国策》中有许多妙文，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韩策”中一段话： 楚国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被子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子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殽。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日：“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妄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扳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秦国宣太后在外国大臣面前公开描写性交姿式，说自己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这种妙文，在甫宋鲍彪新注本里说：“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在清朝王士桢《池北偶谈》里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他们全都大惊小怪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文明中，在性的看法上，确曾有过开通的一面。大多的性禁忌其实是以后的事。 《战国策》中因为记录了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的策略，其中自然不乏有使道学家头痛的“邪说”（秦国宣太后用性交谈政略，自也是“邪说”之一），当然也动了查禁（“灭其籍”）的念头，所幸有惊无险，还是留存下来了。曾巩在序里说：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衣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到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正因为“禁邪说”之前，得先使人们知道被禁的“邪说”是些什么，所以，这些反面的言论，得以“反面教材”而留传于世、“放而绝之”了。“放而绝之”者，任它存在却同时“著而非之”（加以打击）之谓也。连古人都知道用“放而绝之”的手段对付不当言论，可是其笨如牛的国民党却不知道，你说国民党多要命？ 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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