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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想：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后，那个时代的历史家将为我们记录些什么？他们提起笔来，将怎样论断中国历史？ ……（略——编者） 历史家会追问，我们还为后世留下些什么？我们不能回答说：我们为你们留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留下了武侠小说、留下了孔庙中的偶像、留下了一百三十六张麻将军。 面对子孙万代的质问、面对后世史家的评判．我们总该有些真正拿得出手的遗产、打得出去的武器和抵得住论断的王牌。 政治上的兴衰、军事上的胜败、经济上的荣枯都暂不足论……这些，都可以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布置一个“有朝一日”的期待。 但是，有一个问题紧逼着我们，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说它是一个暂时不足论的问题，它比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并且无法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拖延它应有的答案。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自觉或不自觉的包围住我们，使我们经常在二重以上的标准下摇摆鬼混。摇摆鬼混的结果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极难看到一个真正的爽爽快快的“现代人”。 我们的肉体生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却经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个人穿衣的时候是现代的铁达龙，可是穿孝的时候就变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骂人的时候是现代的“干你娘”，可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这些双重标准也会慢慢趋向大一统的局面，例如桥牌和麻将、西医和中医、拳击和国术、新年和旧年……凡是能帮助我们成为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的，我们这个不长进的民族都会乐在其中，并且还会不要脸他说这是“超越前进”、是“融合中西文化”！ 所以，一个活人，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稀奇。所谓僵尸思想，种类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门庆思想”、“魏忠贤思想”、“袁大头思想”……到处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行尸走肉上借尸还魂。所以，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 这种现象，是十足的文化思想上困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狠狠打它几个耳括子的现象。 很显然的，这种打耳括子的责任我们不能依靠政客、党棍和追随政客、党棍的知识分子，理由是： 一、这种人的脑袋里，至多只知道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名词，根本对文化思想的雄厚力量缺乏认识。 二、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被打。所以，他们缺乏打耳括子的资格。 这样看来，除非这种人能脱胎换骨，由政客变成卓越的政治家，由党棍变成政党政治的健士，由没人格的迂腐知识分子变成像个样的读书人，他们不配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 真正能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然会在这十五年岁月里，通过了准备、蛰伏的阶段，然后一跃而出，从囊中亮出了锥子，借着圣保罗（St.Paul）的口气，向传统和老顽固们叫战—— 你的毒钩在哪儿！ where is thy sting！ 其实，传统和老顽固们哪里有什么毒钩，他们有的只是伤痕与败绩，在养伤与挫败的时候，他们只好计划用孔老二对付少正卯的手段，聊做遮羞、泄愤与解嘲罢了。 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Robert Browning）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The best andthe last）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住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 十五年的岁月，在东方之滨，一个文化思想上的纪念碑将立起，将慢慢升起，那个碑文是：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们老是想从政治着手，靠着传统 和既成势力，做着“得君行道”、“代圣人立言”的迷梦；新 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却不这样，他们封还了高官巨党，不怕 孤独的走向社会改革的长途。在路的两边，他们散播真 正西方的花种，花种名目是“科学”、“民主”、“现代化”。 这些种子不来自东方，两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里不曾有 它。两千五百年来从没有过的果实，我们要它从我们的 手里连根长起。“悠然见南山”的季节还早着哩！现在的 时候，只是播种与春耕。 作为一个对思想趋向有稳健认识的人，我毫不谦虚地提供我对这个思想趋向的答案，也毫不妥协地维护这个答案。世界变得这样快，多少播种生根的机会被我们糟蹋掉了，我们还能有多少机会？剧变的世局还能给我们多少机会？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悍然自毁我看得多了，我已不忍再看，何况是我自己血管里的民族。在举世滔滔，走向“科学”、“民主”、“现代化”的洪流里，任何民族都没有力量做时代前途的阻碍，想用“玄学”、“教条”、“古典化”来独挽狂澜。 是顺流而下呢？还是悍然自毁？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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