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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死后，许多人都打着他的旗号，来“纪念”他，其实只是扭曲他而已。为什么？因为“纪念”一个人，你必须就这个人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志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换句话说，你必须就这个人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一个人一生的变化，往往是很多的，不把握住这一登峰造极，反倒乱加“纪念”，那样就是扭曲。以闻一多为例，闻一多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是他抛弃了旧式文人的习性，转而从事对抗国民党暴政的战斗，以致被国民党暗杀，殉道而死。但他的“朋友”梁实秋写《谈闻一多》（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传记文学社》出版），却酸酸地写了这些话：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抗战军兴之后，一多一直在昆明，我一直在四川，不但未能有一次晤面，即往返书信也只有一次，那是他写信给我要我为他的弟弟家驷谋一教法文的职位。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 这就是扭曲的一个显例。梁实秋名为“纪念”，其实是把闻一多小化、窄化了。把闻一多小化、窄化得活像懦夫梁实秋自己。把闻一多小化、窄化成一个整天诗酒螃蟹的诗人学者，这是对闻一多最可耻的扭曲，这是我们不得不予以拆穿的。 最近有所谓“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就是全套梁实秋扭曲闻一多的翻版。这种“纪念”的特色，是小化、窄化殷海光批国民党的伟大成就面，而突出殷海光的学者面、中国文化面，……这是很可耻的。 殷海光早年投身在救国的急湍里，他的狂热和动辄“立正示敬”，十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被国民党争取到，为国民党做文化打手，……（略——编者）到台湾后，他勇于觉悟，把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批了个痛痛快炔，这是殷海光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没有这些登峰造极，自然无所谓思想家殷海光、无所谓逻辑学者殷海光。所以，论定殷海光，必须就这一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否则就是别有用心了。 可耻的是，所谓“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种识其大者的”纪念”，对这种乡愿式的集会，我们真不能不说他们在扭曲死人、愧对生者了。 为了反证这种“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的扭曲，我现在以殷海光一篇旧作——”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为例，看看殷海光怎样在面对国民党，做一个人世的思想家。 我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发表的《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实在是平常得很。想不到这封信竟引起许许多多误解。误解的基本原因之一，是若干人士拒绝对我在信里所说的种种论点或做理智的思考，而只把各人心中画好了的影像投射（project）到我身上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众心理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须让心理学专家去研究。我们现愿意在这里解释一下的，是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并且提出建议。 第一、我在那封信里说“我的确也没有说半甸恭维三民主义的话”。有些人士把这句话解释作“殷海光瞧不起三民主义”。这不知是什么推理方式！一般思想方式未经训练的人之思想常常被一些习惯性的格子所圃。例如，“不左即右”、“不白即黑”、“不是唯心就是唯物”、“不是穷人就是富人”……（略——编者）其实，世界的范畴和事物哪有这么简单！在白与黑之间有灰，在白与黑之外有红、橙、青、蓝、紫。在唯心与唯物之外的思想更多得很。在富人与穷人之间有许许多多级次。依此，我们怎么能够从“没有恭维”而推断是”瞧不起”？ 如果三民主义的确是一种思想学说，那么我们对它既不应该持“恭维”又不应该持“瞧不起”的态度。这是“对人”的态度，而不是对思想学说的态度。对思想学说只可研究，以定其对错或是否行得通。 第二、我为什么在《胡适与国运》这个讲演里没有提到三民主义？这是有一番苦楚的。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明了，在我们这里的空气，对于三民主义，像中世纪的教皇僧侣们对于宗教教义，……（略——编者）在这些统治之下的人们，对于这类教义或主义，只有”信服的自由”、没有“反对及批评的自由”。如其不然，便视同异教事件办理。从表面看来，这种动作是为了维护他们坚持的真理。但是，这种狂热的情形即令并非没有，也只在这类运动的初期；到了政权到手，这类教义或主义就变成从思想上维持统治的工具。这类工具最重要的一面是权威性；至于内容的真假对错根本是次要的事。因此，如果有人反对或批评教义或主义，那么就表示你敢于冒犯权威。 冒犯权威就是从基本上动摇统治的象征。……（略—— 编者）我因既不愿被目为异端，又不足说“违心之论”，所以在那次讲演中保持了缄默，没有提到三民主义。可是，当时有一位学生问到头上来了，我因为不愿对青年说敷衍话，所以说三民主义底内容“十分糅杂”。 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是真理，那么用不着借枪杆保护。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要借枪杆保护，那么就证明它不是真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罗素思想需要枪杆保护的。 说到这里，我愿意提醒国民党的朋友一声。据已故崔书琴先生告诉我：“他在天津南开读书时，天津还在北洋军人统治之下。当时三民主义是禁书。读三民主义如被查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可是他们总是秘密地放在桌子底下读，或者半夜起来读。”如果当时三民主义像现在一样得靠政治力量来掩护其权威并强使大家信从，那么怎能在北洋军人统治之下”深入人心”？ 第三、三民主义是否“统战工具”？我的答复：“是的。”我说它是一种政治思想，系从它底思想性质方面着眼的；我说它是统战工具，系从它底政治功能着眼的。二者毫不相妨。这一看三民主义产生的背景便知。国民初年，承孔制大一统崩溃之后，新学说、新思潮涌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方面由于好奇好新鲜，在另一方面由于迫切想抓住一个什么主义来救国，于是有人讲无政府主义、有人讲社会主义、有人讲民治主义、有人讲共产主义，……“思想庞杂”极了。由于“思想庞杂”，表现在政治上的就是行动纷乱，力量分散。孙中山先生看到这种光景，于是创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可以看作政治问题底三大基本范畴（three primary categories）。试问上述各种思想学说，有哪一种能逃出这三大基本范畴以外？这真是各路孙悟空跳不出佛爷底手掌心也！就四十年前孙先生所处的时代而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创建。因为三民主义确乎比当时一般政治思想高出一筹，而且富于广含性（comprehensiveness），所以把当时那些思想都吸收了，都兼消了。因为思想上的吸收和兼消作用，于是许许多多政治醒觉分子渐渐皈依到三民主义的怀抱而滋长出一种一致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之滋长，日后成为北伐运动的推动巨力。我想，凡属中国现代史的公正研究者，都应该对于这一段历史发展做一番客观的解析。 从这个观标来看，三民主义不是“统战工具”又是什么？当然，那个时候，似乎没有这个名词，而且孙先生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不是实质，所以无关紧要。我们并且还可推广一步来想：不仅三民主义是一统战工具，而且就国民党底发展史看，凡是它”革命”顺利的时候，也就是它的统战做得好的时候。只因后来“革命成功”，自以为政权在握，武力可恃，骄念横生，以为天下莫我若也，不肯虚心把统战认真做好，所以后来弄得处处荆棘横生，以至于一败涂地。孙先生本人就是统战的大发明家。同盟会是统战的初尝，”联俄容共政策”是大规模的统战，并且是“国际统战”，抗日战争初期搞的是很可欣赏的统战。到了抗战末期，战争及人事因素把国民党底政治机能腐蚀了，弄得它逐渐在统战中失去主动力，政协失败就是显明的实例。于是它对于统战滋生出畏惧、戒慎，甚至厌憎的心情。今日台湾国民党底政治心理就是这种心理底延续。所以它很难打开一条大的出路，而僵守在这里，日以捉蚊虫跳蚤、吹毛求疵为务。 第四、国民党应须将三民主义来一番改适。三民主义底大间架还是可用的。然而，它底内容和铺陈，凡十年来，毫无修正、翻新和充实。我极不赞成国民党借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借政治权势来宏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近十儿年来，对于三民主义研究得最努力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任卓宣先生。可是，他所走的路是钻到三民主义里面加以诠释。 这种工作，类似中世纪的繁琐哲学家之注解亚里士多德哲学。这种路线愈走愈窄。所以三民主义的繁琐哲学，到了任卓宣先生便是登峰造极，不能再有起境了。三民主义的阅读呢？从崔书琴先生之冒险秘密阅读而演变到今日必须以高压手段喂填鸭、必须拿考绩和利禄来做鼓励，相去何远！世变何极！这是三民主义的悲剧。这一悲剧之形成，丝毫不能怪任先生。自从国民党得势以来，就把三民主义捧若圣经，自党员以至人众，只许信奉，不许批评。这一种心理状态表现得最强烈的代表人物可推胡汉民先生。在这种传统气氛高压之下，即令任先生有柏拉图底才华也施展不出来的。国民党底这种“意识形态”之作用，不仅禁锢了自己底思想，而且也禁锢了三民主义。真是令人惋惜！ 我们看孙先生所作三民主义序文，可知他自己并没有像他底信徒那样，把三民主义当作天经地义的意思。 而且，就我们从前一辈人所述孙先生底行谊中，得知他很喜欢和青年诘难辩论。如果当初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采取像现在一部分国民党人士这种专横武断的态度，那么三民主义何能在无武装保护之下爬起来？何能畅行天下？杜威说：“民主必须每代更新。”大家奉行的政治思想，哪里是动都不能动的列祖列宗相传的“朱子家训”？ 三民主义是四十年前的产品。这四十年来，世界进步得太快了，中国人底知识也有些进步。如果要它跟上时代，永远常新，并且使青年们读起来真正从内心发生兴趣，那么必须来一次改造。改造的工作，必须从吸收现代心理学、拉斯威尔政治学、波柏底社会思想评导、文化人类学等等着手。这种工作是一件比石门水库还要巨大的工程。这样巨大的工程，绝非一个人所能进行，而必须成立一个机构，网罗这些方面的人才以从事。国民党内至今还是有些聪明才智饱学之士。像陶希圣先生这样的人就可主持其事，期以三年有成。那时三民主义可以一崭新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在中国政治思想上重放异彩。 殷海光这篇《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原登在一九六0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国》里。这篇文章是因殷海光一个月前写《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一九六0年五月十六日）引起。在这封公开信中，殷海光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台湾大学任教，算来有十一个年头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而是逻辑、罗素哲学、解析哲学、理论语意学这类东西。我在这十一年里，偶尔为学生办的刊物写点文章，也有时被学生请去讲演。这些工作，是任何教师份内的工作。只要有学生请，教师们是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我底写作和讲演在从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是，自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讲演《胡适与国运》以后，“问题”就来了。这一天下午七点钟，我在校本部开讲，由于题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吸引力，当时连走廊上和窗户上都爬满了青年。我讲演底内容大致与在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所发表的相同。在这篇讲演中，我提到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时，只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之四位先生，而没有列举别的人物。我这样做系基于我自己所做的种种考虑。我底这些考虑对不对，有而且只有就学术思想的观点去衡量才可。讲演完毕以后，照例由学生提出问题。有一位学生问：“殷教授认为三民主义怎样？”我当时答复说：“三民主义系四十年前的政治统战工具。它是为了迎合当时复杂的政治思想而设计的，所以也就十分糅杂。”我的确没有在这篇讲演中恭维某党人士硬要天下人恭维的偶像；我的确也没有说半句恭维三民主义的话。除了当作压制思想的权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须把任何人的话捧若圣经，更何况那些儿十年前的方便说法！大概这招致了某党人士极度的不满。自此以后呢？每逢有学生请我讲演，不是因训导处同仁说“教室不够”，便是说“题目不行”，而给打消掉了。对我而言，反正这类事件平常得很，懒得去记忆。世道衰微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 看了这段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殷海光在写过千千万万批国民党的杰作以后、在《自由中国》封门的前夜，最后奋其一击，以他思想家的透视力，在国民党所倚恃的圣经头本，尝试去点破真相、尝试去动上。显然的，殷海光为了这一点破真相与动上，很快的失掉了演说的自由、失掉了《自由中国》。如今我们追念这段往事，应该注意到当时自由民主人士的那股双轨作业一一—轨是用新党对抗国民党、一轨是用新解说剥开国民党的圣经。也许当时他们这样做，不全是自觉的，但他们在“文字收功”多年以后，最后升级到这种双轨作业，却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发展。虽然他们立论的纯度，不无可疑；组党的品类，容有可议，但是他们毕竟百尺竿头，没有停止地向前走了。 他们在竿头翻落，求仁得仁，这种勇于殉道的精神，比起扭曲他们以为“纪念”的伪君子们来，真是伟大得无与伦比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以两小时作 〔附记〕殷海光的历史训练和资料训练很差，所以他无法从孙文的著作中举证，这是他立论的大缺点。孙文在一九一九年写《文言本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部分，尚没提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话，这些话是一九二四年《演讲本三民主义》增加的，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共产党哥俩好的时代！三民主义的统战性质，在此可得佐证！（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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