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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困扰了中国人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一下，该道德的固然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流风所至，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便开始困扰中国人，这种困扰，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 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题为例：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得到他的好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没没无闻去殉难，没没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匹妇的人格标准呢！”） 子贡的困扰，同样发生在子路身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候，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 孔夫子给两个学生的答案，乍看起来，有点答非所问，有点转移论点，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训练，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精确的。孔夫子死后，后代的人，几乎全在孔夫子思想大磁场下做“指南针”，一直不敢“代圣人立言”，以致孔夫子的思想，非但不能被“继绝学”，反倒其学愈继愈绝。千百年来，他的思想一直被匹夫匹妇思想家解释着，自然百孔千疮、一丘之貉。 在答复两个学生的“道德审判”里，孔夫子的毛病是：他虽然发明出“仁”字来做“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辞汇，虽用“仁”字解释这解释那，却始终无法给这个字下出定义。所以，这个字就像变形虫一样的东变西变。当子贡子路以管仲“非仁者与？”“未仁乎？”逼问他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字再变形一次。孔夫子的学生对他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相其实在此。 大人格与小人格 孔夫子若生在现代，以他的聪明，一定不再用不精确的泛仁字眼来答复管仲的人格问题了。他只要点出“人格的两层面”，就会使学生解惑了。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 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 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 “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势的层面、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大人格：管仲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尤其是“大人格”尚未功成名就前，这种冲突，更为显著。管仲在尚未功成名就前，与朋友做生意，要多分钱，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吃人；管仲为朋友办事，给办砸，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害人；管仲同朋友出征，作战时退后，凯旋时在前，在“小人格”标准，这是胆怯；管仲在公子纠被杀，朋友殉难，反倒投奔敌人，在“小人格”标准，这是无耻。……即使在管仲功成名就以后，在“小人格”标准下，他的作风，也可议颇多，孔夫子以“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就骂出“管仲之器小哉！”的话、就骂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话。管仲的一切不合“小人格”标准的行径，虽为大家所不谅，但他的朋友鲍叔牙却一直信任他、一直让他。最妙的，在管仲临死前，齐桓公来问他谁做他的接班人，他竟不推荐曾推荐他的鲍叔牙，理由是鲍叔牙不能搞政治。这在“小人格”的标准下，十足是忘恩负义了，但在“忠于为国，不私其友”的“大人格”标准下，管仲却能天下为公。管仲所以为管仲、所以伟大，就在于这里！ 以孔夫子的深明大义，都难免用过“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可见“小人格”标准在社会上多么流行。“小人格”标准是“匹夫匹妇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依附权势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这种标准的泛滥下，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打击。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人名）被诬与嫂通奸；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岳飞不得昭雪，沉冤二十年。……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格有问题”的下三烂，这种不公道局面的形成，毛病出在哪儿呢？ 小人格：匹夫匹妇的层面 毛病出在“匹夫匹妇的层面”。“匹夫匹妇的层面”所见者小，这种层面的“道德判断”，只是小市民的横断面，小市民只会从个人的利益、家族的利益、朋友的利益、宗教的利益、职业的利益、帮派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检定人格，他们要求的人格标准也只是他们小圈圈的人格标准，在小圈圈内，他们不失为好丈夫、好朋友、好龙头、好领袖，但在小圈圈外，他们都是魔鬼。黑龙会头子、黑手党教父在小圈圈内是最够朋友的，但在小圈圈外是无恶不作的；公孙弘小圈圈外内是第一流的孝子、第一流节俭的人，但在小圈圈外，他是第一流的奸臣。用“小人格”标准看，甘地最不够朋友，因为他主张人要为真理牺牲朋友，甘地的人格有问题！用“小人格”标准看，文天祥忠而忘孝、生活奢侈，文天祥的人格也有问题！ 因为社会上匹夫匹妇多，检定人格的标准，自也就匹夫匹妇化，匹夫匹妇只有“同类意识”(consciousenssofkind),缺少真理与正义；只有以偏盖全，缺少大处着眼。所以，常常有很好很好的人，反被视为坏蛋、被视为“人格有问题”。 很坏很坏的人，发现匹夫匹妇的“小人格”标准原来这样，发现匹夫匹妇只注意“小人格”而不知“大人格”，于是他们便从“小人格”毁掉异己、斗臭政敌、破坏“非我族类”的“大人格”形象。他们的方法是迂回的：报纸的围剿、口语的相传、朋友的诬控、妻子的伪证、罪名的离奇、审判的丑化等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结果是，“道德迷”的中国人，很容易便在“道德判断”上中计，硬说谁谁谁“人格有问题”。然后喊打喊杀，口水直溅。 管仲的小人格也没问题 具有“大人格”抱负的英雄豪杰，难道他们的“小人格”方面真有问题吗？事实绝非如此。再以管仲为例，在“小人格”标准下看管仲，这个人太菜了，但是幕后真相是：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穷困，鲍叔不以我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我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动人的话，告诉了我们，具有“大人格”胸怀的，他的“小人格”方面，其实没有问题，只是不为匹夫匹妇所知罢了！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一个人走上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长路，他的人格，早就在“匹夫匹妇的层面”之上，不是人间大智大仁大勇的，不会这样走；不是道德至高人品至善的，不会这样走；不是“大人格”涵盖了“小人格”的，不会这样走。 中国人千百年来讲道德，却讲错了道德，只讲到独善其身的“乡愿”道德，却没讲到兼善天下的“狂狷”道德。结果是，中国思想中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论谁都会说，却很少人敢做，因为一做就倒霉。孔夫子攻击“乡愿”，但是千百年下来，人人是“乡愿”，并且以“乡愿”身份，骂“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少数人“人格有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名，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艾得诺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党外人士敢捋虎须，这是何等人格！ 我们不要忘记：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人格”，而不是看他有没有匹夫匹妇的“小人格”。不确认出这种检定标准，中国人的道德不会有进步，中国人将永远在滑头的道德水平上做小市民，中国人永远不会做大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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