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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声——一种人生观 人与动物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人有名字，并且几乎每一个人（包括许多原始部落的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人类的名字有悠久的历史。人类有了语言不久，就产生了姓氏。在中国，姓原先是部落名称，氏是同姓各部落的名称。后来演变为贵族的名字，平民奴隶没有成样子的名。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姓氏才流行到社会各阶层。姓氏源自氏族的图腾物、自然景物、动植物、各种自然景观（如黄色、白色、长、短等）。 名字是每个人的代号，是一个人的社会文化符号。人们用名字指谓和称呼某个人，逐渐地，名字便成了指代的那个人的本体。称赞或咒骂这个人的名字；无异于称赞、咒骂这个人自身。因此，人类自很早时候起，就产生了对名声的爱惜。在原始部落里，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道德力量来维持的。一个人如果违反了部落的行为规范，就会受到同部落人的嘲弄、咒骂和戏弄。他的名字在部落里就会变得很臭，他将在部落里孤立无援、无地自容。反之，如果一个人做了部落行为规范中的高尚之举，如杀了许多敌人、收入很多，他在部落里就会身价倍增，并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部落里的歌手会编成颂歌来赞美他的事业和名字。 就这样，人们逐渐树立起对非凡人物的崇拜。传说人物和神话人物便出现了。传说人物和神话人物都有惊人之举和非凡的本领。人们对非凡人物的崇拜首先表现在对他们的名字的尊敬之上。非凡人物的名字备受人们珍爱。能引起人们的好感、激动，引发人们虔诚的崇敬与赞美。 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斥著名人的世界里，在遍布名人行踪业绩的世界中呼吸长大。小时候，他们耳濡目染了许许多多的神话英雄和传说英雄以及脍炙人口的巨人的业绩。他们长大后，更认识了许许多多不同领域的名人，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文学、音乐、艺术、电影、流行音乐、通俗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人物。英雄、超级智者、圣哲、他们的业绩和思想造就了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为普通人创造了丰富的感情世界：赞美、痛恨、羡慕、嫉妒。漠视、关注，他们成了人类历史书上的主角。一部忽略了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孔子、拿破仑、希特勒、华盛顿、马克思的世界史，根本称不上是历史，一部不提亚里士多德、伽利略、阿基米德、高斯、达尔文、牛顿、爱因斯坦的世界文明史，根本不值一读。 人们对自己的名字也倍加珍惜。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与自己见过面的人、甚至没见过面的人能喊出自己的名字。如果你的一位新朋友在第二次见面能叫出你的和你家人的名字，你会十分高兴的。反之，你会不太愉快。你觉得他叫不出自己的名字，表明他不太重视你。有些聪明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便发展出一种特殊技巧——背诵熟人的名字。为此，他们还花去相当大的精力和相当多的时间。许多杰出政治家在记名字方面有绝顶的本领。据说，拿破仑能叫出他手下几乎每个士兵的名字；周恩来能熟记和他见过面的成千上万人的名字。 名声是唯一能使人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碳笔。好的名声也好，坏的名声也好，它们都可以提高人的知名度，引起公众对某个人的关注。撇开具体内容看，电视上对国家元首、对大电影明星的大量追踪报道，与对举世震惊的罪犯，如劫机、谋杀总统、行刺首相等凶手的详细注目的报道，形式是何等酷似；在电视荧屏上，罪犯与国家元首、各领域杰出人物一样，抛头露面，成为报道议论的主角，录像机镜头所指的中心、镁光灯的焦点，好不威风！大量观众和目击者对犯罪和国家元首抱有同样的态度：关注与好奇。名声这种惹人注目的特点，诱发了某些人的错觉。他们认为犯罪，特别是犯了滔天大罪，可以使自己一鸣惊人，出人头地，成为敢于冒险。充满勇气的英雄。他们便这样走了上犯罪道路。刺杀美国总统里根的欣克立，正是想以此一举成名，以博得一名女演员的青睐，才举起了那支凶暴而又罪恶的手枪。 从名声这种角度看，人要么一鸣惊人，彪炳史册，要么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是1：0，其比值大得无法计算。这种巨大的反差撞击着数以万计的人的心灵。要么能步入名声这个大厦，要么在此大厦门外嗟叹一生。有许多人认为自己心高力足，可以遵循社会的行为规范跨进大厦的大门；大部分人则认为自己既无心也无力，或有心无力，只有望厦兴叹，断了求名之念，毕生在大厦外耕耘。而一小部分人认为自己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是无法一举成名的人，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破坏公共的行为规范，成为社会中举止怪异的极少数的人物，来博取公众的注目，从后门、侧门溜进了这座大厦。 在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名声的问题上，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以罪恶、卑鄙的形式、靠于违法和凶恶之事来达到成名目的，也就是说，主动追求坏的名声。一些凶残的罪犯之所以杀人数十，罪恶累累，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这种“英勇”行为可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可以给他们带来骄傲。杀人几个是罪犯，杀人上万是英雄。罪犯与英雄的区别在于刀下死魂的多少。这种思想是一种臭名主义。 一种态度则认为，不管好名声还是坏名声，只要有名声，让人们知道你的大名便可。“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青霄有路终须上，宇宙无闻誓不休”。有影响人的人才是英雄，才是强者。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秦桧，杀人如麻的希特勒，都奉行这种强者哲学和唯名是求的唯名主义。 第三种态度认为，应该做有益于社会和公众的事，为历史的进步尽最大的努力，树立起自己美好的形象，赢得无数世人的爱戴和后人的景仰。这种世界观可称得上是美名主义。 世界上的人以奉行美名主义和唯名主义的人居多，而奉行美名主义的人最多。我是主张美名主义的。但对唯名主义和臭名主义，本书还是要花相当大的篇幅加以探讨。 人活着就应有追求。人追求的动机、愿望越强烈，行为就越彻底，收获也就越大。 许多人在谈论追忆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时，往往把他们追求成功的愿望说成是对英雄的崇拜，对地位的追求、对国家和人民前途的关心、对成就的渴望，等等。他们都没有深刻地揭示出名人行为的最深层动机，那就是求名欲。我认为历史上大多数最有影响的人物，各大领域最出众的人物，其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求名欲。 人的追求莫过于几种，最基本层次上的有：食物、性、休息、安全；其次：交往、美；再次：知识、财、权力、地位；最后：成就，美德、名望。名声与美德和成就一样，是人最高层次的追求。对美德与名声的追求合二为一，便成了对美名的追求。对美名的渴求，是人类最高尚的追求之一。 名声是最能弘扬和宣传个人价值的东西。你吃的再好，你交上的异性朋友再多，家中陈设再美，权力再大、金钱再多，都流于庸俗，不入正史，不能提高你的人格、价值和名望。你的知识再丰富。若不献诸社会、造福于公众，你也是默默无闻，不值一提。 你不管有多少和多大的超人之处，你都必须把它转化为名声，你才能为人们所知晓，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才能让人们认识你的价值。你的成就再大、人格再高尚，但你不为人们所知晓，你的这些优点就转化不成改造世界的力量。古往今来，中外多少卓有成就之士，如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宗教家、大文豪、大艺术家，积极追逐名声、扩大自己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许多大富翁。如卡内基、洛克菲勒，亿金买名，已成为轶事。 一个在权力、金钱、知识等方面登峰造极的人，若没有名气，那他们在社会上所受的尊敬与重视，也远不能与名声远扬者相比。乐圣贝多芬最伟大的作品《合唱交响曲》在音乐城维也纳首演时，谢幕多达五次。而国王登台亮相时，谢幕也不过三次。贝多芬的名气远非一两位国王所能比的。他死后，维也纳人倾城出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玛丽·居里在发现和提取了镭后，名声大振。她到美国访问时，欢迎的群众把码头挤得密密麻麻，她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夹道欢迎。贝多芬与玛丽·居里在权力、金钱方面是一贫如洗的之人，但在所享有的荣耀上，远胜过国家首脑。这就是成就转化名气所产生的原子弹爆炸般的威力。 有成就的人在金钱方面的价值与“收入”，也不亚于大富翁们。爱因斯坦《相对论》手稿，拍卖价高达600万美元；卡夫卡的代表作手稿，拍卖价逾百万美元；凡·高的一幅《向日葵》，87年时价格竟高达2250万英镑（约合3550万美元）；毕加索死后遗留下的无数画作，估计达1亿多美元；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估计达1亿美元。这些物件巨额价码，堪令大富翁们咋舌。 因此，名气是成就与地位最有力的标志。 名声是最持久最丰厚最有力的财富。权力财富与享受在一个人活着时可以尽情享用，但他死后，这一切便不再任由他享有了，也未必能永远属于他了。你们一定听说过许多王位传失、财富在主人死后很多散失的例子吧？但名誉就不一样了。只要真正对社会和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你便会获得巨大声誉，这种声誉自你获得的第一天起，便一直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柏拉图离开人世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但他这位大圣哲在这二千三百多年中深受推崇，他的每一部著作，每一个主要观点，都为在世的无数学者、科学家、政治家、百姓所反复学习、讨论和批判。他活着时，人们知道他；他死后二千多年中，人们记住他，讨论他的观点，出版有关他的书，发表有关他的文章。他仍活在人的心目中，人们仍对他无比崇敬。拿破仑死后168年，世人仍奉他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威力的英雄。人们读他的传记和言论，为他的才能和事迹所倾倒。人们在街谈巷议中时时提到他，还敬奉他的遗体、视他的遗物如牙刷、头发为珍宝。他的遗物与业绩连同他响亮的名字，成为人类宝贵的财富。什么样的东西能与这种财富媲美呢？明智之士，不应看重权力、财富、荣华等虚幻短命的奢侈品、应该勤奋地开采名誉这一珍贵持久的金矿。 活着就是为了别人记住自己。衣、食、住、性、地位、职位等可以随便过去，但你应该争取大而好的名声。有了它，别人就能记住你，你的价值才得到承认，你的价值才能流传后世，你的自尊心、优越感与一切愿望才能得到最终的满足。伟人的不平凡之处，在于他们比一般人有名，在于他们的名字为一般人所知晓。 你若不为人知，那么，不管你的权力多大，钱财多么充足，生活多么美满，你的优越感与伟大都是有限的。 许多伟大的人物，甚至于一般人认为的品德高尚的人格，也深深为名声所陶醉。托尔斯泰是大文学家中品行最端正的一个。年轻时的他在日记中写下了鞭策自己前进的话：“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是我爱善良，……但是有一件事情比善良还要爱，那就是荣誉。”他就是在不断追求荣誉过程中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 还有一些品质高尚的人物，即使他们开始时对名誉毫不在乎，但他们一旦成名后，便开始为名誉所陶醉，开始关心起名誉来了。与爱因斯坦共事多年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正式研究员A·佩斯追述说，当他在40年代认识爱因斯坦时，发现爱因斯坦为享有名誉和声望而感到十分愉快，有时他还因他身边小圈子的人不崇拜他这个圣人而动怒。佩斯还指出，照片和电影的片断表明，年青时的爱因斯坦便很喜欢记者的采访和人们的崇敬。 可以说、古今中外杰出人物，大都是在追求名声的欲望的驱动下取得成功的。他们崇拜英雄人物或伟大的人物，决心要成为像他们一样伟大的人物。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崇拜传说中的英雄阿基里斯；恺撒又以亚历山大为偶像；古罗马名将西庇阿效法古波斯征服者居鲁士；毛泽东自小立志要做拿破仑式的英雄，中年时决心要超越秦始皇、汉武帝和成吉思汗等伟大历史人物；麦克阿瑟崇尚成吉思汗的功绩；拿破仑以古罗马英雄格拉古和布鲁图为榜样；爱因斯坦崇拜牛顿；莎士比亚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不朽；托尔斯泰专心追求美好的名声；贝多芬终生崇拜英雄，决心要当世界上伟大的音乐家。 （二）追求名声有何好处 无数人热衷于名声的角逐，是因为名声有两种效用。所谓效用，就是名声能给人带来的好处。我们可以按名人在世和死后两种情形划分名声的两种主要效用。名声的在世效用使名人广为世人知晓，受到相当多人的崇拜，享受荣誉和各种礼仪，甚至得到丰富的物质享受。 名声具有引人注目的短期效应，那就是，在世时名人倍受公众关注。在世时名声好的名人最能充分享受名声的荣耀性，受人关注性、高贵性以及各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好处。而在世时声名狼藉的人只能享受受人关注的待遇，很难享用名声的荣耀性、高贵性和其他好处。死去的名声佳的人或死后才获美名的人则无法从感官与情感上享受名声这种短期效益。 活着时声誉卓著的人物，不仅一举一动，一笑一怒会引起千百万人的关注，而且，各种荣誉如雪片般纷纷飞来：光荣称号，奖章，奖状，证书，荣誉职位，新闻、电视和出版界的大幅报道抒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各种事物：如山河湖泊、商品、发明发现、街市馆校，出席各种隆重高贵的场合并与其它名人名流列席一起，如开幕式。颁奖仪式、电视演说、电视采访、闭幕式、重要大会等。他们还可以尽情享受各种物质便利与好处：高额奖金、高报酬的征稿、演说、立传、接受采访、讲学讲课、甚至做广告。另外还有丰厚的奖品，下榻处的宽阔舒适、衣着的高贵、各种馈赠、举手开口之劳的敛财机会。有名往往自然有利，这是十分自然而又普遍的联系，名声的这种现世效益，其魅力与压力之大，足以使许许多多名人辍业分心，改营售名应酬事业。有“原子弹”之父美誉的奥本海默，在成大名后，为名誉的现世效用所陶醉。他的秘书每天花上几小时搜集报刊上关于他的报道和照片。他收集了好几个橱柜的奖状和贺电，完全为荣誉所醉倒，他不久便停止科学研究，未有更大的建树。 名声的后世效用是留名史书。能留名史书，确实是一种更加珍贵的荣誉。古往今来，能有多少人能历经数百年仍为人们所知晓呢？法国全国人口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人类自出现以来，有800亿人出生。而本书上部分所得到的名人约有2000人。他们都是能经历数百年而名声不逝的人物。若考虑到本书没有着重谈到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人物，这个数目不止是2000人，而应是2700人。但这也仅有800亿人的庞大数字的二千九百三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平均而言二千九百三十万个人之中（相当于阿根廷全国的人口）才能出一位名垂数百年的人物。未必所有在世就成名的人就能名传后世。贡献不够大、作为不够大的人和一些受职业限制的名人，如流行歌星、通俗小说作家、歌唱家、戏剧演员、一般行业（如各工业行业、农业行业、服务业、政府中下级官员），律师。法官、警察、士兵、下级军官、一般的中小学教师、电视节目主持人。电影配音演员、报刊编辑、一般罪犯等等，活着时可获得隆盛的名声，但死后名声如盛开的鲜花，不久便凋谢了。 与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概念相似，名声也是“物以稀为贵。”身后留名这种殊荣实属稀罕，因而价值也就异常高昂。但是身后留名这种机会与商品本质不同，那就是，身后留名这种机会不能由一个人转让、转售给其他人。只有够资格的极少数人才拥有并垄断这种机会。 名声的后世效用有神奇之处。许多有过巨大作为的人物、特别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思想家，如牛顿、法拉第、达尔文、哥白尼、马克思卢梭、亚里斯多德、孔子、西塞罗，他们有的死去上百年，有的数百年，有的则二千多年了，但是，人们还是那么推崇他们的贡献与思想，对他们奉为神明或超人，对他们的言行顶礼膜拜，热衷于引用他们的话句与理论，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的嗜好、身世、轶事，就像他们仍然活着一样。死去的名人对活人仍有着很大的影响，为活人所崇拜。可惜他们无法亲身体验这一切荣耀的。在世时名人则不同。他们可以尽情地沐浴在人们对自己的关注。热爱甚至敬畏的海洋里。他们可以大声演说，大力挥手，领尽人们对自己的欢呼与喝彩。此外，他们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和特殊的待遇：出门前人们夹道欢迎，崇拜者的狂热拥抱、热吻、钦佩的目光、欢呼、喝彩、鲜花、礼物；住讲究的房间，吃高级的饭菜，游览名胜，出席全国最庄重的仪式，与名流交往。若非凡人物领略不到名声现世效用的丰韵、得不到人们对他的贡献的报酬，那实在令人痛惜。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非凡人物如享受不到现世效用，他们便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可以节省时间，集中精力，保持谦虚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在事业方面不断做出贡献。 相反，许多一举成名的人物，往往其成名后的成就比不上原来。美国学者H·乍克曼做了一个调查。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41名科学家（美国人），在获奖后五年间发表论文减少三分之一，而未获奖的科学工作者几乎没有减少。获奖者在获奖后六～十年间，发表论文数又减少三分之一，而未获奖的科学工作者只减少十八分之一（《诺贝尔奖获奖奥秘》中文版，第253、261页）。获奖者中，获奖前默默无闻者生产减少幅度比获奖前已出名者大的多（前书第256～257页）。 由此看来，荣誉与名气就像金钱具有巨大诱惑力的价值财富一样，会对人产生一种消极的冲击力。逐渐收到这种财富的人，如一步步名气提高的人，慢慢积聚财富的人，比一下子得到这种财富的人，还懂得如何对付这股冲击力，如何处置这种财富，如何恢复原来的生活方式，以便获取更多的财富。暴发者比慢慢发财者更显得手足无措，受的社会压力更大，更易破产。这种特殊效应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他领域成名的人，也受这种暴发户的效应的作用。 成名后工作能力下降，是其他职业的人，如作家、诗人、艺术家、社会科学家、思想家也逃避不了的命运。在这方面，似乎只有政治家例外。政治家需要名声，以便获得更高的权力，以便推行自己的政策。政治家在崇拜者、记者、公众和鲜花欢呼者面前，练就了一套适应方法。他们职业的一大内容就是巧妙的接受喝彩。 正因为现世名声易招来麻烦，妨碍非凡人物的正常的工作与生活、损害他们的事业，所以有好些非凡人物宁可舍弃名声的现世效用，甘心一生默默无闻，以便获取更大的成就，在死后求得更大的名声、取得更大的名声后世效用。美国著名女诗人狄金森年青时便诗才横溢，她曾投诗稿给有关刊物，但被退回，她大为不满。后来，她认识到，自己的诗歌是否有水平，不在于它们是否能发表出来，于是，她断绝了投稿成名的念头。她默默无闻地辛勤写作，一生中写出了无数优秀的诗作。她的诗集在她死后才问世，但却一下子受到文学评论界与诗界的好评，她一下子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诗人之一。 一些名人并没有完全隐名埋姓地默默工作，而是不时地享用著名声的现世效用。他们却在主动地抵制和弱化现世效用，来取得后世效用。许多名人鄙视各种荣誉，吹捧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专心追求事业上的进步。居里夫人把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奖章送给小女儿玩。当别人问起她为何如此随便地对待这样贵重的奖章时，她答道：“想让孩子们知道，荣誉只能玩玩而已，不要死守，不可为之迷醉”。 一些聪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荣获桂冠后，为了保持旺盛的工作能力，采取了防止外界骚扰的有效方法。他们对一般的、非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非深交朋友的邀请，一开头便坚决拒绝。这样，邀请者只好撤回邀请。后面的人见此情况，也不敢随便发出邀请。这样，他们就成功地保持了自己正常的工作速度与时间（见《诺贝尔获奖者奥秘》第254－258页）。 但是，完全排斥名声现世效用，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不参加任何社交和社会活动，也未必对名人有利。名人的名声，主要有名人的成就和影响，其次取决于名人的形象与通俗性。完全排斥社交活动和社会活动，将不利于名人树立在普通公众中的高大形象，会减少名人在公众的知名度，到头来会削弱名人的名气。科学家与学者等从事较高深研究活动的人，更应该有选择地参加社会活动，以提高知名度。 总之，现世效用与后世效用的关系相当微妙，相当复杂。现世效用大者，后世效用未必大。名声光有现世效用，没有后世效用，必定短命，肯定不可能流传后世。成就巨大的人，若完全排斥现世效用，后世效用也将削弱。因此，要求得个人的不朽，必须既放眼未来，着眼于名声的后世效用，不为现世效用所迷惑，又要不放松现在的工作，适当发挥现世效用，让她更好地促进后世效用。 （三）为什么要追求名声 人类是在对自然的敬畏，对社会的恐惧不满，对个人的自卑心理的克服，为转移个人不幸以及挫折而产生的沮丧情绪和为追求永生，而迸发出的强烈的求名欲。 求名的原因，可归纳为六个。 原因之一：人类对自然界与社会的那种宏大、壮伟、神奇、和谐与永恒赞不绝口，怀有无比的敬畏，人若获取了名声，也就获得与自然界和社会平起平坐的地位。 人们在出外旅游时，看到秀美壮丽的高山，宽广奔腾的大河，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绿油油的大平原，烟波浩渺的湖泊，他们由衷地升腾出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崇敬与激动。山是那样高，河是那样激流澎湃，海是那样明净宽阔，平原是那样辽阔……。人在自然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多么短寿，多么无能！山河、湖泊可有上百、上千、上万乃至上亿年，人却只能活上一百年左右；山可拔地而起数百米，数千米，人却只能有1.5米—3米的高度。人人山中，如沧海一粟，便被莽莽山林，片片岩石所湮没了。远远望去，站在山脚下的人，如蚊立大象下，细小单薄得令人发笑。人人大海、平原，也不是像针落大湖，一下子就被自然的巨大所淹没了吗？何况大江，大河，大海，湖泊一旦性情暴发，则可翻江倒海，猛如千万只发怒的雄狮。 人怎样才能获取大自然的那种永恒与壮伟呢？怎样才能征服自然、比上自然的雄奇壮美呢？ 最好能像山鹰一样，飞掠云间，翻山过岭，俯视群峰，好不威风。人能像山鹰那样，一举攀登高耸人云的山顶，领受山下人与旁人的喝彩与崇敬。最好能像狮子猛虎那样，巡视于山野密林中，雄踞百兽之首，一声巨吼，撼动山崖。最好能像太阳那样，高盘于地球之上，吐发出万道金光，给万物人类带来光明与生机，受到百兽与人类的敬畏。于是，许多伟人以太阳，月亮，雄鹰，狮子和猛虎为目标，想当一位雄才大略，气吞山河的人物。 然而，最好的方法是取得巨大的不朽的名声。名声，既可赢取万人的景仰，又能万世传扬，可似高山般巍峨屹立，万人举目仰望。世界上的黑、白、黄人种，男女老少，爱好、信仰、生活方式与理想追求各异。茫茫人海，我归何处，谁主沉浮？若我能做出非凡事迹，那么我在茫茫人海中，就是一位高大光辉的巨人，一时间，万众回首，都惊讶钦佩地注视我，眼里充满敬意。若我能创立奇迹大业，那么我在芸芸众生、列国亿民中，就是世界的精英人物，历史中的佼佼者。即使星移日转，千百年流逝，人们还是崇拜和敬慕我。在宏大无际的人类社会中，在个人如沧海一粟的人类史诗中，独赢得万众千百年的敬慕，屹立于人海之上，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难道不是对神奇巨大的人类社会的一种征服吗？ 社会的丰富多采，也大值得我们流连忘返。你若觉得社会是和谐的，你就会为这种和谐所深深陶醉，你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你就会一丝不苟地从事研究，力争创立广博而又重要的理论，对人类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对人类与公众命运的忧虑与关心，对人类的不幸的同情与义愤，也会激发起你投身于社会科学研究，找出社会不正义现象与人类苦难的根源，并开出医疗人类社会疾病的药方，成就自己美好的名声。马克思在年轻时目睹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他痛恨这种现象，决心要找出一种理论，来引导工人阶级解除剥削的苦难。最后，他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个武器。 原因之二：名声是对人的自卑感的克服，可以满足人的优越感。 奥地利心理学家A·阿德勒是自卑情结理论的鼻祖。他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卑心理，当个人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时，他便出现自卑情结。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克服自卑感，实现自己的优越感。 阿德勒对自卑情结定义过于广泛，包罗万象，而且不够贴切。他这样做，是好让他的理论能解释几乎一切社会问题。这是理论家对自己的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下定义时常用的“技巧”，这样，他的理论便能解释数不胜数的问题，成为一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 笔者这里所说的自卑感，是个人在与某方面比自己优越的人相比时，在面对力量比自己大的事物时，感到自己不如别人或力量有限，觉得自己的力量、才能、勇气、魅力、外貌、财富等方面的不足。若你拥有了名声，那么，即使你对自己的某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之处有自卑感，但由于名声可显示你出众的素质，显示你不同于众人的非凡之处，因而，你的名声可以弥补你的自卑感，让你能获取心理平衡甚至获得优越感。 原因之三：名声可以肯定你的价值，满足你的自尊心。 每个有一技之长，有一定知识的人，都想找一种工作，来实现个人的价值，来满足自己的成名欲望，赢得父母、亲戚、朋友的尊敬，获得一种自尊。名声则是反映你个人价值的最有效指数。你一旦有了好名声，你的价值就自然得到了家庭、亲戚、朋友与社会的确认，你的自尊自然便得到了满足。 原因之四：名声是一种无形的权力。 并非社会组织、机构、统治机构及其领导人员的发号施令才是权力。名声本身是一种折服别人，驱动别人为你做某事的权力。 名声是一种名字的威力，心理的权力，是一种纯文化的力量。名声迫使大批人认识并记住某个人的名字，关注这个人的情况，确认他的不平常之处，并诱使他们崇拜、敬佩、畏怕、羡慕甚至仇视这个人。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因名人的出现而面目大变。人们因名人而激动，要目睹名人的风采，要仿效名人的穿戴与爱好，关心名人的健康情况与家庭婚姻情况，崇拜与敬畏名人。名声，是通过个人的名字来改变人的思想感情，来操纵人们心理，因此，名声是一种心理力量，心理性的权力。 名声还是一种纯文化的权力，一种符号的权力。名字是某一个人的符号。某人能否成为名人，必然要看他能否符合人类或某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有不少名人由于品格的突出，成为人类或某民族的象征。如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的象征，周恩来是中国民族道德的象征。名人的观念、思想、行为和品格，都对人类的历史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名声还驱使人们做一系列事情，建造纪念碑，刻上名人的名字，给名人做塑像、以名人的名字命名地名、自然地理事物、发明创造、思想等，花许多精力去研究某个人。 相比之下，政治机构与政治家往往通过奖赏服从行为、惩罚抗拒行为，通过动用和威胁要动用政治力量，如军队、法庭、警察来控制人的行为。这种权力是较粗暴、较笨拙的，而名声这种无形权力则十分巧妙。 原因之五：名声是人类生命基因的一种传播方式。 这种观点受到社会生物学的启发。社会生物学是70年代才兴起的新综合学科。该学科认为，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是基因，生物行为的目标是保存并复制基因。人类也不例外。人类要生殖。繁衍，其原因是为了传播双亲身上的基因。通过培养后代，人把自身的基因复制出来，放在后代身上，从而获取了永生。人类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生存进化、文化进化。众所周知，人类文化——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总的来说，都显出一种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 英国社会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g）提出他的观点（引自Richard Dawking的著作《自私的基因》1981年中文版），文化进化也存在着一种基因式的基本单位觅母（meme），一种音乐调子、一个概念、一句妙语、一件时装、一种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就是一个觅母。觅母具有繁殖力，它们通过从一个人的脑到另一个人的脑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复制。因此，文化基因觅母与生物基因相似，具有寿命与生命力。 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一样，还可以在同类之间进行生存竞争。觅母间的竞争方式是“控制人脑的注意力”，以及排除其它觅母的影响。 笔者这里要补充一点，当两种文明、两种思想进行激烈较量时，若竞争的环境是自由而不受专制权力影响的话，先进的文明。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技术、理论和思想便能取胜。这些先进的觅母就能流传下去。 道金斯论述道，人们死后可以留给后代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一代人所具有的千百亿个基因作为一个集合体很快就消失，但他们身上的一些基因则可以通过复制无限传播下去。基因在后代身上所占的比例很快便减少到很不起眼的程度。过几百年，上千年后，一个人的基因早已所剩无几了。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取得重大成就，便可把他的文化基因——他的事迹，发明、思想、理论等，传播到几百年、上千年后，而且在人类社会占据重要地位，显赫夺目。 我们难道不可以把名字看成一种文化基因吗？名人的名字这个文化基因比一般人名字这些觅母要更有生命力。著名的名字的主体——名人，其肉体作为一个生物基因的集合体，其寿命不过一百来年，他的基因传到了第三、第四代后。已不起什么作用。但他的名字，却连同他的身份、事迹、活动和成就这些觅母，世代相传；流传于世。提起他的名字这个觅母，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身份、事迹、成就及其他觅母，则是与他的名字这一觅母连结在一起的。人们在谈到相对论、在谈到现代物理学以至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列举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科学家时，人们自然会想到爱因斯坦。而当人们看到爱因斯坦的名字时，自然会联想到广义与狭义相对论，会想到他对现代物理学的巨大贡献。当人们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时，自然会想到希特勒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而当人们听到他的名字时，又会想到他的史无前例的罪行，想到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进步，人们对生物基因也好，对文化基因也好，越来越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物角度来评价其地位和作用。在古代中国，孔子的几十世孙可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今天，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能把他的名声传到第三代以下。达尔文的儿孙、拿破仑的几辈和孙辈、邱吉尔的儿子和孙子，还会受到人们多大的尊敬呢？但达尔文、拿破仑等人对人类进程起过并起着巨大影响，他们的名字依然会为人们世世代代所传颂，他们成为人类心目中的明星。几百年后，人们不再关心他的后代情况如何，而是关心他们的成就和活动在当前的意义和作用。他们的生物基因丝毫不重要，但他们的觅母却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名声显赫的人物的名字，已成为人类文化基因体里不可缺少的觅母，他们的事迹与作用，也是文化基因体中重要的觅母。爱因斯坦和希特勒是本世纪最广为人知的名字。二战的爆发、进行与结束，纳粹德国的兴亡，是世界现代史头号概念之一。相对论则是人类科技史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这些概念，这些觅母，对当时和后来人类文化觅母的出现，如反法西斯阵线英美法大联盟、战后欧洲格局，量子力学，原子弹的出现，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当代哲学等，起了不可缺少的巨大作用。 爱因斯坦的肉体不能永存和永动，但他的名字和理论——他生命的象征，却将永存和永动。 名声是人的生物基因整体从事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力，是生物基因生命的升华。它比生物基因本身，寿命更长，影响更大。通过升华，一个生物基因集合体——名人，便获得了永生。 原因之六：名声可转移个人的不幸和挫折或人类苦难所引发的沮丧、愤怒情绪。人们往往是为了转移、压抑对异性的追求的欲望，追逐名声。 众所周知，非凡的名声，可反映个人的才能、地位与前途，更容易引起异性的注意，更易获得异性的好感与敬佩，更易猎取异性的爱情。名气大的人，经常收到崇拜者的来信、情照和求爱信，一旦一位大名人宣布订婚或结婚，他（或她）的大批崇拜者会大失所望，伤心透顶，甚至会自寻短见。名人比一般人更易获得爱情，更易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的魅力，来压倒大批同性。 你在追求异性受挫时，在性的欲望得不到充分满足，需要释放身体上的能量时，你把全部身心和注意力付之于事业，以求一举成名，这对你有十分好处的。这可以使你摆脱失恋后的迷惘、失望。痛苦与沮丧，及时释放压在心头的怨气或抑郁在体内的能量，使身心获得活动与解脱。你的奋斗可以积聚有利的资本，一旦成名，你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你的目标。 贝多芬虽然音乐才能十分卓越，但他外貌丑陋，身材矮小，体弱多病，性情暴躁，因而在情场上屡屡失意。他并没有因此绝望，而是化失望为力量，把积压在心中的能量与活力倾注在他的作品上。他在失恋后写出了不少的伟大的音乐作品。 欣克立在追求一位女电影明星遭拒绝后，决心刺杀总统，以此一举成名，向心上人显示自己的勇气与才能。于是，他用手枪对准了里根总统、扳动了扳机…… 还有不少名人是出自对人类与国民的苦难的同情，决心作出一番成就，以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看到许多人饱受狂犬病之危害，潜心研究，终于从兔子身上提取到防狂犬病的病毒，并成功地医治了许多生命垂危的重病人。 到底名人是如何走上高峻而光辉的名望之峰的呢？下一章将探讨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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