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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先武后文”，但后来却成为“既算不上文又完全不是武”的读书人。 年幼时，因为逃避日军毫无人性的迫害，我们举家迁移至彭亨州的一个森林地带。自从识字之后，就爱上中国的古典通俗小说。我小时深受花木兰代父从军的精神感召，并且曾经在聆听《木兰从军》歌曲时月下起舞；我为《白蛇传》的悲哀爱情故事而“幼泪纵横”；岳飞与文天祥是我最崇拜的英雄，那时我要像这些英雄一样，除暴安良、忠君报国、敌忾同仇。我外柔内刚、坦诚重义气、不畏强权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时候铸成的。 高中毕业后，要出来找工作了。我心里郁郁不乐。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汉武帝与唐太宗，为什么没有金兵与鞑子，让我有机会请缨上车，跃马挥戈呢？傻得可以。我向现实低头了，出来教书，最擅长的科目是中国历史，我百讲不厌，学子们百听不厌。 取得高级学位以后，一方面因为合约的限制，一方面因为忌才小人的当道与阻挠，我没有走上学术之路。我进入官场、商界，并且在文学研究与创作方面追寻我的理想。商业活动是工作，它让我能够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而读书、写作则是我的兴趣。每天上午，我埋首图书馆，不受任何电话的干扰；下午处理一些商场业务；晚上，处理新加坡作家协会及其它文化团体的工作，要在推动与提倡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方面，略尽绵力。 我早期酷爱学术，第一本论著是《宋代白话小说研究》。但是我后来觉得，在新加坡研究中国典籍有点困难，而且不大实际，于是转而探讨新马文学。在创作方面，先写一些短篇与中篇小说，近年来改写微型小说（极短篇），一是因为自己生活忙碌，创作时间有限；二是立意要试验一种新兴文体，企图证明精短小说或许也能成大气候的粗浅想法。 由于我曾经在矿场与农场生活过，在学府长久浸濡过，也曾经在教育界、文化界、官界与商界打过滚，又因为搞旅游而行过“万里路”，因此自认为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的人。如果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不管用的是什么文体，恐怕还能避免“内容贫乏”的弊病。小说（或者贴切地说，微型小说）这种文体，是否适合我去游弋其中呢？我在考验自己。 我的散文常常是在老编的追逼之下写出来的，有的是杂感，有的是小品、游记和抒情散文。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广义的散文，也大多是“微型”的。这些小篇章是我直抒胸臆的东西，较能表现我个人的思想与真性情。它们和我的小说（侧重于想象）颇不相同。 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深感惭愧的；因为我不能像一些多产作家那样，出版一百几十本的著作。我的作品产量是微薄的。聊以自慰的是，我不愿重复写作的题材。喜欢涉及社会上各种不同层次的人、事与物，即使是政治题材我也不大避讳。我想要用文字艺术来表现人生和我个人的思想与信念，有时近乎固执与鲁莽。 我性格内向，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特意表现自己。我常常在步行时沉思，以致看不见迎面而来的人，使得朋友们误会。我也不喜欢做“公关”的工作，到处打电话联络和拍人肩膀。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不肯向权贵折腰，使我常常事倍功半。这是不幸的。 我不仅在走路时沉思，偶尔还危险兮兮地在驾车时坠入沉思之网，招来其他车主的怒瞪。更怪的是，我冲凉时思索，刷牙时也思索。把牙刷刷坏了不自知，还不时使得牙膏泡沫四溅在水盆边缘。我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情节都是在冲凉、刷牙时想出来的。 几十年来，毕竟累积一些篇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打算出版一套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把我的小说也选上了，这真要感谢白舒荣女士的提携与照顾。她主编这套文学精品库，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是有相当大的贡献的。她的眼光与办事魄力，令人钦敬。 1994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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