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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北道驻赣州。汤斌得以调此官职，有着无限的兴奋，因为这就是阳明先生王守仁做过的官；明朝的赣南巡抚与此时的岭北道，官称不同，事权相仿。他为学不薄程朱爱阳明，如今得能追步前贤，效法懿行来印证所学，实在是难得的良机。 这是有名的一个难治的地方，“十月先开岭上梅”的大庆岭以北的地区，深山长谷，荒翳险阻，为两广通吴越的要道，所谓“接瓯闽百越之区，介谿谷万山之阻”，那里的风俗，一方面是儒良秀美，尚义工巧；另一方面，劲悍习武，嗜勇好斗，对死生看得甚轻，所以是个著名的盗薮。 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文治武功，冠绝一时。武功之首，自然是五十大平宁王宸濠之乱，其次就是平盗，当时盘踞在崇山峻岭，鸟道丛篁中的土匪，共有左溪、桶岩、横水、氵利头四大股；王阳明判断形势，广用间谍，亲破贼巢八十余处，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年底，江西的土匪，完全肃清。汤斌对王阳明的这些业绩，早已研究得烂然于胸；所以一到任，首先要查访的就是地方的治安。 治安果然不好。在零都县北的零山，有一股土匪，头目叫做李玉廷，手下有一万多人，时常下山，劫掠行旅。因此，由福建长汀、西人赣州的这条要道，大受威胁；商贩裹足不前，市面萧条，地方的生计，大受影响。 汤斌心里在想，要办这一股土匪，不能期望动用官兵，首先没有这么多官兵可以调遣；就算能调到了，官兵的纪律如何不可知，未蒙平贼之利，先受骚扰之害，而且地方上要办军需供应，一样摊派，不如拿这笔钱来办民兵。 这有王阳明、戚继光等人的成法可循，只要实心实力，地方上无有不踊跃从事的。汤斌也读过兵书，亲自招募选练；布衣蔬食，起居生活比哪个都要苦，仅是这一分感召，就足以昂杨士气了。 于是，意想不到的，李玉廷派人上书，自愿投诚。汤斌抱着与人为善的宗旨，自然接纳；李玉廷倒言而有信，单身自缚，来见汤斌，表示负荆请罪。 这只是投诚的初步，他手下有一万多人，如何安置？得有善策。谈到这一点，李玉廷言语支吾，只说“弟兄相从多年，不忍舍弃”，意思是要派他的官职，供他的粮饷；不说一句愿意“卖刀买犊”的话，那就大为可疑了。 因此，汤斌一面安抚李玉廷，一面去见巡抚苏宏祖，面禀经过，断言李玉廷投降，并非心悦诚服，随时可以生变，不可不预作防备。 “贵司饱学，识见超卓。”苏宏祖很诚恳地答道：“如有所见，尽请直言；赣州、南安两府，全靠老兄保障。” “大人过奖了。”汤斌直抒所见：“倘或李玉廷包藏祸心，必扑南安。南安无兵防守，寇至即下，危险之至。我请大人立刻下令调兵；我今夜就走，先回南安设防。” “好！就这么办。我派中军替你安排行程。” “多谢大人，只恐耽误戎机，不必费事了。” 苏宏祖还要设宴为他犒劳，留他第二天一早再走。汤斌坚决辞谢，当夜就骑马带领八名亲兵，直驰南安。 走了两夜一天才到，到时已值深夜；叩关进城。人马俱乏，但汤斌不暇投店，由地保领着，一直来到南安知府衙门。知府已经人梦，听家人唤醒了说：“汤大人驾到”，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汤斌此刻到府，必有极紧急的大事；喜的是有汤斌在，一切可以放心。 于是急急起身，匆匆穿戴，开了中门，在烛火下迎谒上司。 “大人想来还不曾用饭？请先休息，等我派人去找厨子。” “不必太费事。”汤斌说道，“请先派人招呼我那几个亲兵的饮食。我跟老兄先谈一谈。” 知府亲自引入书房，在明亮的灯光照映下。只见三十三岁的汤斌，脸色熏黑憔翠，敝衣破靴，手上还受了伤，用块中衣上撕下来的布条缚住伤口，上面血渍殷然。这副样子像个遭遇灾难，仓皇逃命的难民，哪里像个掌管半省民政的地方大吏？ “大人勤劳王事，着实辛苦！”那知府感动之下，一揖到地。 “好说，好说！”汤斌一把扶住他，“老兄，不必再讲这些客套，我们谈正事！” 于是汤斌谈到如何设防。虽有乡兵，打硬仗不是劲悍的土匪的对手；汤斌指示，多设疑兵，加强巡逻。城内要清查保甲，监视奸充。只要示贼以有备，或者可以让土匪知难而退；万一李玉廷要硬攻南安，只要能守得十天，苏巡抚所调遣的官军，必可赴援解围。 “我请问老兄，”汤斌重提一句：“万一有变，能不能守到十天？” 受了汤斌的鼓舞，那知府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尽力而为。倘或守不到十天，与城共亡。” 有此必死的决心，南安一定可以守住。汤斌欣然称许，只见他的脸上，一双憔悴眼睛，神采奕奕，显得极有信心似的。 第二天一早，汤斌亲自帮着部署；旗帜鲜明，号令严整，士气极好。也就是在刚刚部署完成的第三天，李玉廷大股，远远而至。瞭望守卒发觉敌情，驰报知府，知府又转报汤斌，急急赶到城上。 果然，汤斌棋先一着，发生了吓阻的作用，李玉廷和他弟弟秀廷所率领的土匪，一看城头刁斗森严，旗旗密布，知道硬攻无益；而且他们亦没有打硬仗的准备，只好悄然退去。 危机虽暂时得解，汤斌却不敢丝毫疏忽，督率南安知府、大庾县知县，夜以继日地把防务上的“缺口”都堵塞起来。这样过了十天才部署完成，正待回赣州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命案。 这件命案的严重，是因为凶手为平南王尚可喜的部下。尚可喜驻兵广东，派了一名姓董的游击，带领小队买马回广州；经过南安时，他的部下两名“旗军”，一个叫孙大，一个叫陈报国，不守纪律，持枪带刀，闯入民居，强取鸭子——南安的腊鸭，远近驰名；鸭子是老百姓生计所关，有人强取了一只，开了个例，凡是兵卒都可恃强而取，岂不断绝生计？因此为一只鸭子起了冲突。 那家姓钟，弟兄三个，老大叫钟应贞，在向孙大讨回鸭子时被杀；钟应光喊了声救命，结果又为陈报国杀死。于是老三针应尧陪着寡嫂到董游击那里喊冤。 董游击一听大怒，驰马到了现场，陈报国已经逃走；董游击拔出腰刀，住孙大脖子上就砍。但就在利刃加颈的刹那，他变了主意，收足腰刀，吩咐亲兵将孙大捆了起来，移送大庾县办罪。 这倒也是正办。只是随带的队伍，蛮不讲理，纷纷向游击去陈诉，说是旗军因为与百姓争斗，为了一只鸭子，闹出命案，如果要旗军抵命，以后必受百姓欺侮，寸步难行了。因此，要求董游击无论如何耍摆“威风”出来。 董游击不但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还听从了部下的设计，首先就把“威风”摆在苦主身上，说是孙大为了钟家吃官司，一切要归苦主招待。到坐堂问案那天，命案被告孙大是坐了轿子去的，自然，轿子是苦主所雇；入狱以后，又要苦主为孙大送牢饭，每天一只肥鸭，如果敢支吾一声，立刻就以白刃相向。 另一方面大庾县知县，也受了胁迫；判的不是强取鸭子，致人死命，说是“索鸭必致争闹，疑于殴斗，故依律拟绞。”而以当时的赦例，绞刑可以不死，同时两条人命由孙大一人承当，陈报国竟能置身事外。这就是说，钟家弟兄，等于白死！不但白死，还要花钱供养凶手。 汤斌得报，大为震怒。等公事报到，亲自提审；董游击的部下，与当地老百姓来看审，挤得水泄不通。 一声“带原告”，只听钟家的亲属，哭声震天；上堂一问，除了叙述当时命案经过以外，又说，为了供养孙大，已卖掉两个亲生儿子。世间哪有这样的不平之事？要请“青天大人作主伸冤”！ 汤斌不置可否，先请董游击上堂问道：“一面是贵部，一面是百姓，你看人数多寡？万一发生殴斗，如何收场？” 董游击一听这话，心里着慌，躬身答道：“请大人示下。” “士卒须受约束，不宜干预民政。请贵官将所部带回营地；千万注意纪律，倘滋事，本道断难回护。” 汤斌是兵备道，下马治民，上马管军，职兼文武，而且大庚的义兵正被汤斌训练得生气勃勃；万一发生冲突，自己过境的少数人马，不是对手。即令事后能倚仗平南王的势力，找回面子，无论如何眼前亏是吃定了。因此董游击表现得很合作，把夹在老百姓当中看市孙大的士兵，都集中在一起，带队回营。 就这一下，便令大庾百姓，心折无已。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汤斌是如何大快人心地平反冤狱。 “提孙大！” 堂上一呼，阶下齐诺，把孙大从“班房”里提了出来；只见他起初傲然不以为意，等向堂下一望，顿显惊慌——一大家都明白，他仗的就是旗军的势；每次“过堂”都有人助威，如今同伴一个不见，自然气馁。 问明姓名年籍，汤斌问道：“钟家兄弟，是你杀死的吗？” “是因为买鸭子起了争执，我一时失手伤人。” 汤斌已把全案连件作所填的“尸格”，何处受伤，伤痕如何，缘何致命，都记熟在心里；这时不用检机案卷，便可洁问：“钟家老大，左乳下中枪，直透后心；这致命之伤是怎么来的？” 孙大无法抵赖，依然这样回答：“是我一时失手。” “听你的供词，好像在跟人比武似的，左一个‘失手’，右一个‘失手’！我且问你钟家老大那时手中拿着什么东西？” “拿着一只鸭。” “照此说来是赤手空拳，并无武器？” 孙大无法狡辩，只好答应一声：“我不曾细看。” “不曾细看，便是毫无防备；你一个毫无防备的人，把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杀掉了，还说是‘失手’？”一说到这里，汤斌不提此事；问到第二条人命，“钟家老二是谁杀掉的？” “也是我一时失手。” “喔，又是你！你的‘失手’何其之多？” 这句带着讥讽意味的话，鸦雀无声的老百姓听得明明白白，都高兴地笑了。 “钟家老二尸身只有刀伤，莫非你是一手持枪，一手持刀，带着两样武器？” 这一问把孙大问住了，低着头好久不响。 “是陈报国是不是？说！”汤斌第一次动用了惊堂木。 “是。” 汤斌点点头，大声宣示：“案情已明，原告饬回，孙大收押，不准任何人接见，亦不得食用外送食物。听候本道提取陈报国到案，再行定罪。” 这一宣布，等于是说要抓陈报国一起来抵命。堂下无不抚掌称快，交颂青天。但汤斌的处置却很慎重，第二天就离了南安，去见巡抚苏宏祖，提出两项要求，希望得到支持。 “凶手有枪，死者空手，力不相敌，不能谓之争执斗殴。”汤斌的第一要求是：“凶手应依‘故杀’律定罪。” 第二个要求是行文平南王府，要求将另一凶手陈报国交出来，归案讯办——当然，汛办也是故杀，要孙大和陈报国双双为钟氏兄弟抵命。 苏宏祖是个好长官，但禀性微嫌游移懦弱，虽然对汤斌信任而又佩服，但他怕这样严厉执法，会引起平南府的不满，闹出事来，是件大案，前程不保之外，还有别的祸事，因而显得极其为难。 “潜庵！”苏宏祖的态度不像上司，倒像个一向依恃汤斌的老朋友，所以称他的号，用商量的语气说：“是不是可以缓和一点儿呢？” “大人！”汤斌答道：“我不敢有丝毫成见，亦不敢有丝毫爱憎之心，只记着‘持法务平’四字，民不平则起民愤；民愤不泄则必酿成民变。此案一时因可以硬压下去，只是将来的纠纷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那时大人或者有悔不当初之叹了！” 苏宏祖人虽懦弱，却不是不能激励的人；一听汤斌的话，再细想一想将来的利害关系，壮起胆气答道：“也罢！我依旧听你的。” 于是汤斌“客串”苏宏祖的幕友，代为拟了一道致平南王府长史的咨文，细叙案情，同时强调为了以后彼此和谐，办理军差方便起见，必须依法处置，请求将陈报国移送归案。 这个咨文缮好用印，派专差度大庆岭到广东投递，立等回文。当时约定，汤斌仍回南安；平南王府的回文一到，就近交汤斌拆阅处理。 不久，平南王府复文到达杨斌手中，拆阅一看，答复出人意外，说是陈报国因为剿匪中炮，业已阵亡，无从移送。其事真假不可知，但就复文来看，并未表示陈报国无罪；这样在法理上已有交代。汤斌既然无法亲自到平南王府问明真假，就只有依律“免究”。 孙大自然难逃一死，正法之日，万民欢呼；都认为朝廷毕竟能重民命，更当奉公守法，做一个好百姓。而平南王府所属的官兵，只要一人江西，也大为安分，深怕犯在汤斌手里。到这时，苏宏祖真的佩服汤斌，见识超卓。 然而这样一个好官，不能再在南赣了。因为汤斌接到家书，他父亲的便血的旧疾复发——一自从他母亲赵太夫人殉难后，父子俩相依为命；回想当年艰苦倍尝的光景，汤斌孺慕之心，无法抑制，忧思成疾，因而上书，请求辞官归里，省视老父。 苏宏祖自然不允。汤斌重复上书，再三再四，到第五次上书他是这样陈情： 斌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赴任时归省，老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斌病，病必剧，是斌贻误岭疆，不可为巨；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 苏宏祖看到这样的哀词，再也不忍心了；于是代为出奏，让汤斌“予告”。部中复文一到，立刻准备回乡；而一笔盘缠，却无着落。 如果说要让家里寄钱来，往返数千里，缓不济急；而且也怕伤了老父的心，在外服官，穷得连回家的川资都没有，这不太惨了吗？ 万般无奈，只有卖去所骑的一匹马——这匹马是汤斌因为地方不靖，山路崎岖，为了应变和视察的需要，到任不久用官俸所买的私产；这时马价又涨了，卖掉了勉强可供还乡之用，便叫汤本从槽头上牵到市集上去处分。 “汤本，这匹马不可胡乱卖掉。”他说，“第一，不可跟人多要价钱。” 汤本知道他的脾气，答一声：“知道。” “第二，要替这匹马找个好主人。” “这就难了。”汤本问道：“大少爷，怎样才是好主人？我不大明白。” “这匹马很驯良，就年纪大些的人骑也不妨。你看有那长厚积善之家，老主人要觅座骑代步，你就卖了给他。”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 “那就要挑那爱马的，自然不会虐待牲口。若有这样的买主，就减些价也不妨。” 汤本遵照主人吩咐，刚要牵走，汤斌又把他喊住，还有一句话嘱咐。 “千万不可说，卖马充作川资！” 这一点汤本也明白，如果那样一说，必有人自愿献赠川资；而且可以料定，像这样的人还不会少。主人当然绝不肯接受，结果推来让去，无非平添许多麻烦。 “我这样说，我家主人打算由水路回河南，用不着这匹马。” “对了，就是这么说。” 果然，汤斌有先见之明——马一牵到市集，想买的人真不少；也都认得汤本，第一句话就是问：“汤大人为什么要卖马？” 这也难怪大家问。都听过隋唐故事，秦叔宝困在天堂州，客中资釜不继，只好卖马。汤斌官居三品，如果也是像秦叔宝那样受困，就是件不可想象之事；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我家主人从水路回乡，马匹无用。” “那我买。请汤二爷说价，要多少就是多少。” “慢来，马价不贵，我且请问，你买了这匹马干什么？” “自然是当座骑。”那人说，“我儿子在驿站当差，得要有匹好马，伺候贵人；官马都不好，自己备一匹马，当差便有许多好处。” 汤本心想驿马最苦，绝不能卖，但也不必说明原因，只摇着手说：“不行、不行！对不起，我这匹马不能卖给你。”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最后来了个地方上有长者之称的“张老好”；他买马的用意，只为敬爱汤斌，想留一点去思，睹物思人，愿意把马养在槽头上，逢到春秋佳日骑着出去逛一逛。 这是教这匹马去享福，付托有人，汤本把马卖了给他。 于是在百姓遮道攀留，父老涕泣相向的场面下，汤斌离任回乡。抵达睢州，已在年底；父子相见，无不悲喜交集。从此汤斌闭门侍父课子，琅琅书声与汤夫人的轧轧机声相应和，肃然的门庭中，自有盎然的生机。 家居不问外事，更不涉足官场；因此，汤斌对于京师的情形，十分隔膜。这样过了一年多，忽然听说有“哀诏”颁到，皇帝殡天了——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亥刻。 事起突然，因而许多离奇谣言，说是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了家。汤斌不信这样的说法；皇帝好佛，曾延请玉林、木陈两高僧人禁中讲法，而且由玉林以“龙池祖法派”的行辈，为皇帝取法名叫做“行痴”。这是汤斌所知道的。但好佛不一定出家，尤其以万乘之尊，弃天下如敝展，不顾社稷臣民，遁人空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而谣言越来越离奇，甚至说顺治皇帝的宠妃，薨于上年八月十九的董鄂妃，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的爱姬，出身秦淮的董小宛。皇帝在五台山出家，就是为了董小宛香消玉殒，以致万念俱灰的缘故。汤斌与江南文士，虽不甚接近，却与汪尧峰极熟；他曾作冒辟疆“水绘园”中的座上客，对董小宛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为汤斌谈过，董小宛早在十年前就已下世，死时得年二十八，那年顺治皇帝才十四岁。 不久，民间传抄着四首吴梅村的《清凉山礼佛诗》，诗是五言古风，迷离倘。况，不知隐藏着什么“本事”，而有人说第一首、第二首，都有很明白的线索，第一首开头是这样八句：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咸，丝盖云中来。 双成是仙女，姓董。所以这一句是切一个董小宛的董字。 第二首开头是这样六句：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岩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自是一个董字。“萎落”明指身死，而开头的“凉风”和“蟋蟀”则更指明死的时间。 谈到第三首，就更神乎其神了，其中有一段说： 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皇帝不留烟火人间，就是已人禅门。但也有人说，这正是皇帝驾崩，未曾出家的明证，“不得留人间”，当然是仙去，所以下面又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的话，房里是“天驷”，是说皇帝将巡幸某一个地方，而未曾启辟，突然晏驾。 对于这些传说，自然有亲友邻居，来问汤斌。他只能就事论事作解释；心知为非，却不愿肯定地说，到底如何？因为那是妄言。最后，终于明白了真相，是京中来客所谈，大行皇帝死于痘。起病于正月初四，到了初七，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泼水。才知是出痘。 同时下令刑部及京师地方衙门，开释系狱的囚犯，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大行仁政，并不能为皇帝却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学士两人至养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遗诏。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正黄旗的麻勒吉，当顺治九年满汉分榜时，他是满洲状元；还有一个叫王熙，是京师的土著，顺治四年的进士，会讲满洲话，通满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门开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驾崩，于是宫中治丧，一片缟素；文武官员照满洲的习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红缨，然后依礼成服，朝夕哭临。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两个，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位反常地落在较幼的玄烨身上，这是出于一个日耳曼人的建议。 这个西洋人的华名叫汤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的推荐，被征参与修改历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历的伟绩，被授为钦天监；以后又得封号“通玄教师”，升官进秩至正一品。这些恩宠之来，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场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缘故。选立嗣君之际，孝庄太后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烨出过，以立玄烨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实例在，所以此一建议，从太后到满洲亲贵大臣，无不接纳。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颁遗诏；而公开的遗诏已不尽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满洲的从龙之臣，不满皇帝生前的作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无对证的机会，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这道遗诏，“罪己”的意味特重。一开头就说：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旧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汤斌亲自监工，其时正是流火烁金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介，本名冲壁；因为有“耿介拔俗”这句话，所以改了单名。他是河南登封人，顺治九年与汤斌同时成为进士，在翰林院时，与汤斌同住一间屋，彼此以淡泊宁静相砥砺，成为金石之交，情谊极深。 翰林院散馆，两人都授职检讨，只是分发的衙门不同，汤斌派在国史院，耿介派在秘书院。当顺治皇帝选派学行俱优的翰林出任地方官时，耿介亦在名单之中，被任为福建按察副使，辖区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瓯六府，经常出巡，事先下札，严厉禁止迎送馈赠，真正耿介拔俗，不愧其名。 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调到江西，做鄱阳湖东岸的“湖东道”。这个缺后来裁掉了，耿介因为治绩优，调为直隶大名道，辖区当河北、河南、山东交会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也是有名的烦剧难治之区：他的居官信条是：除积弊、革冗费、戒贪墨。恩威并用，政绩大着，是个响当当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着“逃人”的案子，而且因为地处冲要，比汤斌在潼关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汤斌一样，认为“功今固严，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没有一个牵连在内。光是这一项惠政，就使得属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告归。服满以后，家居不出；这年想起汤斌，由登封到睢州专诚访晤，登门才知道他“仕优而学”，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孙奇逢的，回里以后，摒挡就道，跟汤斌做了同窗。 汤斌接到消息，亲到山下迎候，接着了欢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乱起，朝廷诏举贤才赴军前效力。这时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个大学士熊赐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汤斌晚两科，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也是个“道学先生”，由于皇帝崇尚理学，熊赐履深受敬重，他著过一部谈心性的书，题名《闻道录》，说“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这个议论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汤斌的理学，路数不同，只是汤斌并无门户之见，所以笃信程朱的熊赐履，对他并无恶感；问到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从前读过汤斌的文章，只是不识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汤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举荐他。” “举荐此人，诚然适当。一不过，”魏象枢顾念汤斌的境况，代为辞谢，“他此刻在苏门读书，家贫亲老，恐怕到军前效力的行装都办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赐履听得这话，只好死了举荐汤斌的心。 但即令征召，汤斌也一定会辞谢，因为这时孙奇逢下世，夏峰子弟，无不哀思浓重，失了常度，在孙奇逢死前的那几个月，汤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从老师那里多得一些教益。而孙奇逢也持着约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经九十二岁，除了重听以外，看来身体还相当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谒过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应接问业的弟子。或者远道慕名而来的宾客，仿佛整日都无倦容。其实那是凭多少年修养的功夫在支持；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寿，已觉上天眷顾特厚，抱着随时可以撒手尘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虚耗寸阴，想到理学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传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经历的忧患艰险，所见到忠烈义行，没有机会能够纪录下来，流传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余生，加以弥补。 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汤斌，因为他一向有志于表扬忠臣义士，而且兼具史识、史学、史才之长处，是记述他的遭遇的最适当的人选。 “孔伯！”他说，“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颇有见闻，不忍湮没；如果我不告诉你，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义烈之行，不为后人所知，想来你亦当引为憾事！” “是！”汤斌兴奋地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等我细细告诉你，此亦是千秋之业，我们定一个日课，我迷你记，记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说漏，我替你订正。” “是！我照老师的吩咐做，时间我看不必固定，老师得闲，或者兴致好的时候，随时唤我好了。” “不！还是每天定个时候的好，就在晚饭以后吧。”孙奇逢征询汤斌的意见，“我们从哪里谈起？” 汤斌想了想说：“就从‘范阳三烈士’谈起。” “也好！”孙奇逢说：“‘范阳三烈士’是他人所赐的美名，实在愧不敢当。当时畿南负乡里重望的是鹿忠节公鹿善继的老太爷，名讳一个‘正’字，大家都称他鹿太公，急公好义，极有肝胆，不晓得暗中救了多少人。我与张果中，亦是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召，勉襄义行。当时的情形是如此 东林与阉党之争，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争；当熹宗即位之初，东林的声势甚盛；但君子坦然疏略，敌不过小人的昼夜环伺，到了天启三年“京察”，正人被斥，顾秉谦、魏广微入阁，东林便可危了。 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结论中说： 积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月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于么魔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个弹章一上，接连上疏攻魏忠贤的，不下一百多人。魏忠贤颇为恐惧，但终以“奉圣夫人”客氏的力量，蛊惑熹宗，竟得无事，而魏忠贤跟东林的结怨，则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正罢职待罪，他本无罪，是受人的倾轧排挤。在他当御史时，对东林并不和睦；而东林君子，反以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有守辽之功，颇为看重。于是由于冯铨与熊廷弼有仇，劝魏忠贤借熊廷弼兴大狱，杀异己，把杨涟等人竟牵连罗织在内了。 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建议。魏忠贤的意思，本想加以别的罪名，徐大化认为不如指杨涟等人受了熊廷弼的贿，事涉封疆，杀他们更加容易。魏忠贤深以为然，指使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主管许显纯，逮捕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下狱，指杨、左受贿二万银子，其余亦多少不等。 阉党的手段极其恶毒，先“追赃”，五日一追比，等“赃银”追出来以后，再送到刑部治罪。东林君子，无不清贫，哪里来这笔“赃银”缴纳，因而每隔五天，便受一次毒刑——明朝锦衣卫的镇抚司，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所以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史可法曾经花了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入监见了他的老师左光斗一次，所见到的，已是“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了。 其时群情愤激，甚至有痛哭流涕的；于是孙奇逢置了一个大柜子，上面贴一张纸条，写的是：“愿救左公者，纳银此中。”左光斗对于京畿有许多善政，老百姓感思图报，踊跃输将；三天工夫就捐到了好几万银子，但赶到京师，已经来不及了。最为阉党所切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已经死在狱中。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时间正在铄土流金的七月里，隔了几天才能进狱收尸，尸首已腐烂，面貌不可复识。 丧事是由孙奇逢一手所经理。以魏忠贤的势焰熏天，孙奇逢敢作此举动，真可说是不怕死了！但孙奇逢自道是宫内大监多为近畿同乡，暗中为他多方调停，才不致被祸。结论是好人到处都有，公道终在人心；所以在任何黑暗恶劣的情况之下，都不必灰心，只要勇往直前，行心之所安，自有否极泰来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孙奇逢只讲了这一些亲身经历，便已去世；还有许多珍贵的史料，竟未能传给汤斌。 在山中料理完了丧事，汤斌才回家乡。第二年主修了一部《睢州志》，家居读书养亲，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弘词，左都御史魏象枢和汤斌的同年，副都御史金钅求，交章相荐；诏命下达之日，州官亲自上门敦请。汤斌这年已五十二岁，想起轩太夫人的训诫，决定入征出山，拜别继母，入京应征。一到就住在那座野庙中，除了偶尔访晤魏象枢这些少数讲学的朋友以外，从不参加酒食征逐的应酬。 此外就只像陆陇其、万斯同等人，慕名来访，除谈学问以外，没有一句话及于利禄。其中有一个是同乡旧交，过从较密。此人姓宋，单名一个荦字，号叫牧仲，河南商邱人，是大学士宋权的儿子。 宋权是前明天启五年的进士，崇祯十七年当到顺天巡抚，驻于密云；到任第三天，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殉国。宋权不敢弃官自全，用计杀了李自成的部将黄锭，维护地方治安。多尔衮入关，命宋权仍旧当顺天巡抚，在任内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 旧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表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成颂。 因此，清朝谥崇祯帝为“庄烈憋皇帝”，陵寝名为“思陵”。宋权在同一奏疏中又说： 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经私，明征多怖暗征，公派外有私派，民团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余加增，悉予蠲免。 明朝末年在田地上的加派，搞成老百姓不得不弃田而逃的怪现象，一方面田地荒芜，连年灾荒；一方面铤而走险，为流寇所裹胁，所以宋权这一建议，实在是经世济民的谟猷；多尔衮欣然嘉纳，而天下有多少人受惠于宋权这一番话的，已无从估计。 到了顺治四年，宋权擢升为国史院大学士；那时宋荦己十四岁，以大臣子弟而被派为侍卫，以后调任外官，这时复调回京，任职理藩院院判，他跟汤斌从小就熟识，又最佩服汤斌，如今异地重逢，倍觉亲热，所以经常到野寺中来相访，论关系在师友之间，每来总要请教文章政事，汤斌知无不言，视如兄弟。由于投契的缘故，两人结成了亲家，宋荦将他的长女，许配给汤斌的第三个儿子，今年十九岁的汤沆。 礼部书吏，特地到野寺来通知，博学弘词的试期，已经决定，定在三月初一。接着，宋荦带来了更详细的消息。 “仪制是，先在太和殿前行礼，然后在体仁阁下应试。”宋荦说：“试毕赐宴，待遇十分优厚。” “喔。”汤斌问道：“应试的一共有多少？” “大概只有五十个人左右。”宋荦又说：“陆稼书不幸，老太爷在原籍故世了。讣音一到，他痛哭失声，当天踉踉跄跄，徒步出都，赤足麻鞋，双目尽肿，看样子竟如疯了似地！”他不断赞叹：“孝子！孝子！” 汤斌严肃地点头，心里的感想很复杂，既为陆陇其悲哀，又为陆陇其欣慰——或者说是他自己感到欣慰，有陆陇其这样一个言行一致，无忝伦常的道义之交。 “还有一个孝子是李因笃。他是这次应征的四布衣之一。”宋荦问道：“汤大哥可知道李因笃其人？” “李天生，如何不知？”汤斌答道：“他是陕西富平人，与顾炎武至好。其人慷慨重气节，为学精于音韵；又熟于明朝史事。我在潼关的时候，曾数次想见他一面，因为分不开身，未能如愿。听说他也是孝子，十分可敬。” “是的。这一次被荐，他以母老的理由辞谢，地方大吏，必欲罗致；李天生决心一死，不肯上路。后来是他老母垂涕以道，七十老人，何所倚靠？李天生才迫不得已就征！” “唉！”汤斌忽发感慨，“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伦常与修齐治平的大道一样，原是一贯的；而有时偏偏忠孝不能两全！” “那么，”宋荦问道：“到底是尽忠呢？还是尽孝？” “这要看各人的机缘、境遇，有时尽忠，有时尽孝，不可一概而论。如李天生这样的情形，自以尽孝为是。” “是！”宋荦心悦诚服地说：“汤大哥这话，才是讲恕道的持平之论。” “所谓‘四布衣’，还有三位是何许人？”汤斌问说。 “这三个人，早已简在帝心，称之谓‘三布衣’，是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嘉兴朱彝尊；真是‘英雄出少年’，如今声名最盛的是朱彝尊。” “是跟陈其年合刻《朱陈村词》的朱竹诧么？” “是的。”宋荦接着又介绍姜宸英和严绳孙——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溪人，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诗与古文，都是一代能手。为人孝友而耿直。宋荦说他亦颇佩服汤斌。 严绳孙字荪友，是个神童，六岁就能写径尺的大字。他读书不重记诵，一卷书能够读一天，读了想，想了读，所以一卷书不经他的眼则已；一经眼，精义便都在他腹筒中了。他的性情高洁，不慕荣利文字如其人，古文诗词，无不蕴藉深秀，丰神独绝，而且能书善画，多才多艺。 汤斌虽对这些风雅之事，不甚爱好；但听了宋荦的话，亦不禁神往，心里打算，到应试那天，要见识见识这些文采风流的江南才子。 三月初一，应试的征士，一早齐集太和门前，由礼部官员引到太和殿，排班行礼，在胪唱声中，行了九叩首的大礼。接着，又被引导到太和殿东面的体仁阁下；每人一张矮桌，席地而坐。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捧着写在黄纸上的试题出临，一赋一诗，赋题是“璇玑玉衡赋”；诗题是“省耕”，限五言二十韵的排律。 “你们都是荐举人员，原来不必考试，但经过考试，愈显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叶方蔼这样宣示：“皇上特为赐宴，这是会试、殿试的三鼎甲和点了翰林的，都没有的荣宠，你们都要知道皇帝的诚意。” 宣旨完毕，荐举人员先赴宴、后就试——体仁阁中，已设下五十张高桌，东西向而坐，每席十二色肴撰，由光禄寺承办，异常丰盛。正中有一席，称为“主席”。由礼部尚书及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汉各二人陪宴。 宴罢赐茶，饱袄天厨，然后从容应试。到傍晚还有十几人不曾完卷，如果是进士殿试，照例“抢卷”，由监试在未完卷之处，铃盖名章，作为识别；但这一次词科，格外优容，都给了蜡烛。到最后一个人交卷时，天已经黑透了。 五十本卷子分为四束，当夜呈进御前，皇帝亲自浏览过一遍，分交“读卷官”李囗、杜立德、冯溥三大学士，及翰林院掌院叶方蔼评阅。 卷子看得非常仔细，首先是严绳孙的那一本，不曾完卷。“璇玑玉衡赋”未出；“省耕诗”应作二十韵，只做了八韵。 这就不能不研究其中的道理了！考试那天，并不曾限定时间，而且以严绳孙的才学，何至于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都不能交卷？ “自是有意如此！”叶方蔼说，“严荪友本来就不愿就征；应考那天，自陈目疾，其实是托词，功令所关，我看是爱莫能助了。” 大家都同意他的话，于是严绳孙一卷首先被摈落。 “这一卷有麻烦了！”冯溥面色凝重地说。 其余三个人凑过去一看，卷子是施闰章的。此人是安徽宣城人，从小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成人；顺治六年中了进士，授职刑部主事。以后外放山东学政，转为西湖西道；居官的惠政极多，为百姓称颂为“施佛于”；公余之暇，喜欢用诗歌来教化部属黎庶，提倡文教，不遗余力。 康熙六年，江西湖东、湖西两个道缺裁撤，施闰章失去了官职。卸任之日，所驻的临江百姓，倾城相送；环城的那条江，其清无比，当地百姓以为江水清如施闰章，命名为“使君江”，但这天的使君江却与施使君为难——一江上水涨，施闰章所坐的，他的朋友所送的船太轻，竟无法渡过。于是临江百姓争着去买当地所产的石膏，为他“压舱”，方得安然渡过。 由于居官清廉，施闰章家居极苦，这十年赋闲的罪，实在不大好受，因此被征举后，以花甲之年，披一件老羊皮袄，单身就道。到了京师，向朋友借了钱，才能置办一副过冬的被褥。 从这些地方看，可知这一次考试，对施闰章来说，得失索怀，所关不细，但偏偏就是他的卷子出了大纰漏。 诗的结句用了“清夷”二字。称皇帝及八旗族为“夷”；这是大逆不道的罪名。 “不然！”李囗独持异议，“这‘夷’是化险为夷的夷字，与四夷的夷无关。清是清平的清，亦不是指国号。望文生义，无非说天下太平，没有什么！” “不然。”冯溥胆小，“倘或说是借以隐射，这话就很难说得清楚了。我看还是弃置为妙！” “有卷如此，何忍言弃置二字？” “诚如叶学士所说，爱莫能助！” “只要有担当，如何不能相助。倘或皇上诘责，我独任其咎好了。” 官位是李囗最高，既然他如此说，大家自然无话，把施闰章取在里面。 这不过是其中有瑕疵的两卷，还比较容易处理；文字的高下优劣，见仁见智，大不相同，那就更费斟酌争议了。 因为，第一，皇帝虽有搜罗山林遗贤，消除汉人反抗之意的用心，却更重的是选拔其才，以为国用。其次，这一次制科，虽有许多志行高洁之士，宁死不就，或者就征而不应试；应试而不望取中的，却也有许多热中的人，更多的是妒嫉的人，言词文字；往往语涉讥刺，如果选拔不慎。必致惹出许多闲是闲非，说是主司无眼，不配衡文；甚至造谣说是有意徇私——已经有这样一个谣言，主试四学士各拟诗赋两题，御笔点定李囗所拟的赋题，杜立德所拟的诗题；试期前一日，题目已经泄漏，说哪一个哪一个诗文，有如“宿构”，即是皮里阳秋的话。因此，四读卷官相约，取中的名次，必须彼此同意，这样，就很费工夫了。 半个月过去，尚无动静，沉不住气的，便设法到各处打听。消息自然甚多，但人言人殊，大部分是由揣测而演变出来的谣言。 又过了半个月，四读卷官，方始拟定名次；决定分为一等二十名；其余的列为二等，至于严绳孙未曾完卷，应否录取，奏请御裁。 复奏以后，皇帝又亲自细阅全卷子，召见四读卷官，有所垂询。 这时已经决定，凡是录取的，不论授何官职，都人“明史局”修史；因此，皇帝不拿一般科举的功令来看五十名“征士”；严绳孙的名字，早已简在帝心，他说：“史局不可没有这个人！” 这就是严绳孙也录取了，换句话说，应试的五十人，无一不取。当然，严绳孙是“背榜”。 “名次也还有斟酌的余地。”皇帝说：“诗赋的韵脚，亦是学问中很要紧的，何以都检点。赋韵且不论，诗韵则取在上上卷里的，亦有出入。你们看这一卷。” 发下来的一本卷子是潘丰的，此人是江苏吴江人，也是个布衣；而应试的仍为“四布衣”，因为姜宸英原由叶方蔼与韩状元韩艹炎相约，共同列名荐举，谁知叶方蔼被宣人禁中，半月不得归家；韩艹炎久等没有消息，独自上书举荐，但已过了期限，所以未得应试，恰好江苏举到潘丰，便补足了“四布衣”的名称。 潘丰这本卷子中，“省耕”诗上一个“宫”字上有朱笔圈出。李囗这才明白，他这首诗用的是“二冬”的韵，而“宫”字在“一东” 无独有偶，另一本则以“二冬”的韵，误为“一东”，那本卷子是李来泰的，“逢”与“浓”字上亦有朱笔圈出。 施闰章的“清夷”二字，皇帝倒不甚措意；但指出一个字错了，这个字是“旗”字，误书为“囗”；旗属“四支”，旅属“五征”，亦算出韵。 李囗等人，自然引咎；并为犯错的人解释，说是“大醇小疵”，皇帝亦以为然。于是重新定了名次。上上第一名叫邵吴远，汤斌取在上上第二名。 名次定了，便得授官，由吏部议奏。由于旗籍大官，对此冷淡；而汉人中存着妒忌之心的甚多，所以吏部不敢授以较好的职位，建议的办法，一共四条： 第一、有官者各照原任官衔。 第二、已中过进士、举人而未曾出仕，俱授职内阁中书。 第三、贡生、监生、布衣，俱授职翰林院待诏。 第四、未试而年老者，授职司经局正字。 这四条办法奏达御前，皇帝颇为不满；诏谕煌煌，数百年未曾举行的盛典，落得这样的结果，何足为征士之荣，更失朝廷礼贤尊士的原意。因此召见有关大臣，面谕“再议”。 于是再次商酌，尽翻前议，齐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吴远授职读翰林院侍讲；以下汤斌、吴来泰、施闰章授职翰林院侍讲，此外援职为翰林院编修的十八人，授职为翰林院检讨的二十八人，合计五十名。另外来试而年老者，俱授职为内阁中书，准予回籍。 点翰林是好难的事，三考出身，御笔亲点；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见得能够如愿，而五十征士，凭一赋一诗，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既妒且恨了。 于是这五十新贵，被称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传众口，讥嘲李囗、杜立德、冯溥、叶方蔼四主司外，当然也要攻击“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坚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口，请求免试；吏部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道：“孙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部官员唯有笑着道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头，回到家乡。临行之前，做了一首诗： 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体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体例、谈史料、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露，颇道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部分，“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子，被立为太子的朱标，虽被建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做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体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这是存着门户之见，意在贬斥王阳明一派；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体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道学传”，应该如何；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出了黄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而“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道学”是个虚泛笼统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种“成德”的尊称不同。“以道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道，并不能显示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道学”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这番议论，比朱彝尊所说的“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更见精警，因而由汤斌公开以后，“道学传”三字，便从预定的明史目录中删除。 编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为一期，纪、传两部分，刊出人名，分别拈阄，巧得很，汤斌拈到的是开宗明义第一篇：“太祖本纪” 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根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进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道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点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省录取举人的名额，称为“解额”；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简而定解额多寡，最多的是顺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贵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举人送座师的贽敬，通扯十两计算，汤斌此行就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当然也因为词科出身的，品学两胜，能够端正科场风气，为国选拔真才，所以十五处、三十名正副主考，词科出身的占了十三个，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汤斌以外，泰松龄放到江西，李来泰放到湖广，施闰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东，严绳孙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吴远放到广东，乔莱放到广西，米汉雯放到云南。年纪较轻的，像朱彝尊则放到江南当副主考。 汤斌奉旨即行，随带了史稿，坐船由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总督李之芳，巡抚李本晟，都在码头上迎候；主考等于钦差，照例接入接官厅，将汤斌引入上首西南而立，然后地方大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报名“恭请圣安”。 “朕安！”汤斌代表皇帝回答。 行过这套仪注，方始有私人的酬酢；李之芳是汤斌的同年，自然分外亲热，但巡抚李本晟是顺治六年的进士，官职比总督低，科名却比总督早，所以汤斌称他“前辈”，非常客气。 寒暄既毕，正副主考被护送到“公馆”休息；椅子还没有坐热，总督派“戈什哈”送来了一桌燕菜席；接着是杭州府的钱塘县知县，持着手本来谒见。 省城的知府称为“首府”，首府的第一县称为首县。凡有达官贵人莅省公干，或者路过，照例由首县“办差”，供应一切。这个规矩，汤斌自然知道；因而了解首县此来是谈办差的事，不能不见。 未见之前，得先邀副主考于觉世来谈一谈，“子先兄”，汤斌喊着他的号说，“三藩之乱，虽已平定，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浙江为人阎的要道，这几年平服耿精忠，大军由浙江经过，军需供应，颇费民力。你我该当体谅！” 于觉世是山东新城人，顺治十六年的进士，科名既晚，又是副手，自然唯命是从，所以在了解汤斌的意旨以后，很爽快地答道：“老前辈莫问俺！老前辈怎么说，俺怎么听！” “既如此，我就自作主张了！” 当首县的都是极能干的人，一见面先把汤、于二人恭维了一顿，然后请示：“两位大人有什么吩咐，尽请明示。” “多谢老兄关爱。”汤斌指着簇新的湖色杭纺的门帘说：“贵县备办的东西太华丽了，实在受之有愧。等试事完毕，请老兄都收了回去；下科乡试，还可以用。” 首县一听，大为诧异。向来“办闱差”是件最苦的事，公馆中里里外外，都要新制；考完了捆载以去，还要首县出一张“甘结”，说是考官未曾白要地方的东西，一切供应，都已照实价付款。在闱期前后，多主需索，视为当然。独独这位汤主考，反嫌供应过于华丽，而且不愿带走，这是什么道理？ 那首县灵机一动，自以为已默喻于心，便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是！” “我曾两任监司，”汤斌又说，“对地方上的情形，也还不隔膜，公私交征，无非取之于百姓，本院如今正告贵县，行馆的一切伙食供应，我们自己备办。下人及闱中役使人等，如有藉故需索，或者委托代办事项，不照实付价的，请随时锁拿，或者告诉本院，一定严办。” “是！”首县答道：“久仰两位大人弊绝风清，绝不致有此情事。” “但愿无此情事。”汤斌正一正脸色又说：“不过贵县亦不得有任何摊派，否则本院要严参的！” “是！”首县懔然应声，“遵大人的谕。” 口中遵命，心里另有打算；回到县衙门，悄悄封了三百两银子，派一个亲信家丁。送到主考公馆，叮嘱面交汤斌的管家。 去不了一个时辰，那名家丁哭丧着脸，跑回来跟主人说：“碰了老大一个钉子，差点被汤大人给抓了起来。” “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送红包！” 首县深深透了口气，把户房书办找了来，关照他说，这趟“闱差”很省事，不可有任何摊派。此外也要当心，主考照例采风问俗，可以专折奏事；地方上有何劣迹，落入汤主考眼中，须防他参劾。 三场试毕发榜，杭州人大为惊奇，取中的寒士特多。 虽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场的风气，还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占便宜；即使有“辛西科场案”那样的大狱，闱中毕竟还不能没有关节，只是不如以前那样肆无忌惮。而况最公平的考试，亦不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所以卖关节的事没有，送关节还是有的；唯有汤斌是例外。 他自己绝不送关节，也不理房官送关节；凡是荐了卷来的，只凭文章定去取。富贵人家子弟的关节，归于无用，大家凭本事角逐，寒士的机会多了，相形之下，就显得取得多了。 出了闱，汤斌便即吩咐：“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老前辈，”于觉世这下可忍不住了，“西湖山水甲天下，俺还不知道西湖是在城里，还是城外呢！” 这一说，汤斌倒觉歉然，“既如此，我们自己载酒作一日之游。不必扰地方上。”他问，“你看如何？” “俺听老前辈的。”于觉世答道，“索性不扰，一清如水。” 话虽如此，到底不曾瞒得住首县，陪着去逛西湖；汤斌拒绝不了他的人，却拒绝得了他的物，坚决不受首县的供应，自己叫厨子做了四样菜，带着一坛酒去见识了西子的面目。 等游罢归来，门生来谒见的，已不知多少，贽敬一大堆，多到上百，最少也有八两；汤斌不能叫于觉世不收，但他自己的那一份，却另有处置。 汤斌是这手来，那手去，收了富家门生的贽敬；分送给清寒的门生，勉励他们敦身立本，力学励行。那些寒士自是不肯收受的居多，害得汤斌费了好些唇舌，才得安排妥当。 闱事全部处理完毕，巡抚李本晟要尽地主之谊，约请正副主考作两日盘桓，第一天游山，第二天玩水，到一处名叫西溪的地方，看芦花，吃螃蟹。 汤斌说什么也不肯，坚持“事竣复命”的昭官正则；下一天上船，仍旧由运河回京。 汤斌未曾到京，皇帝已知道他在浙江主持乡试的经过了。 这是出于杭州“织造”的密奏——织造是沿袭前明的一项敝政，原由宫中直接指派太监，分驻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负责织制禁中所用的一切绸缎；清人废除了许多不当的供应，而织造却被保留。由于这是皇室的一个私人机构，所以由作为皇帝奴仆的内务府包衣掌管。织造的经费报销，与户部无关；工务亦与工部无涉。但在地方上，织造与总督、巡抚、将军、学政，几乎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织造是受命监督这些地方大员的。 江南富庶，是国家的要区；但离京师甚远，皇帝有鞭长莫及之苦。付托得人，自然不须烦心；如果地方大员贪污虐民，官官相护，则皇帝就无由了解实情，因此，利用织造为耳目，定下一套极周密的制度，可以使得皇帝在万里以外，了解江南和两浙地方官的一举一动。 这个制度是规定织造应将本地的政情，按时奏报。奏折必须亲缮，绝对不得假手于人；专差递到京城，交由指定的太监进呈。皇帝用朱笔批谕，有时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有时长篇大论，或者指示，或者垂询。批完发出，原折由原差带回，到满一年，将这些经过朱批的折子缴回，不得私留一件。 地方上可以专折奏事的，还有督抚、将军、学政；如果遇到天时变化，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奏报，如久旱之后喜雨，或者瑞雪初飘，要报明得雨几寸几分，得雪几天几寸，有时所报的各不相符，便以织造所奏为准，而从这个比较上，皇帝就可以知道，谁是所言不实，办事马虎？于是此人奏报其他政情，皇帝也持存疑的态度了。 杭州织造根据耳闻目见，奏报汤斌在浙江当主考，说是闱中弊绝风清，闱外一介不取，清廉公正，极其罕见。寒士而有真才的，无不扬眉吐气。当然，他不收清寒门生的贽敬，反助以膏火的这段美谈，也叙在密折内。 因此，皇帝对汤斌有着发自衷心的敬重。深信他是言行一致，不欺暗室的真理学，将他升为翰林院供读，选任为经筵讲官，表示承认他可作帝师。 不久，由于叶方蔼病故，徐元文罢职。汤斌又被派为明史总裁官之一，并受命纂修世祖实录。就这样由侍读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再升为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副总裁官，其时为康熙二十三年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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