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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武官是世袭的,汤宽的儿子汤铭袭职仍旧当百户,但驻地不同;被调到中都——明太祖的家乡,驻守中都都城金川门。 汤库是汤铭的儿子,以战功升为“千户”;驻地由凤阳调到河南归德府的“睢阳前卫”,从此汤家在睢州落籍。一传汤英,再传汤讳卿;那于汤家最恒赫的一位武官,因为平巨寇王堂,定汝南之乱,又调到宣化府抵御鞑靼入侵,积功升到“指挥佥事”,世袭骠骑将军,最后的官职是“中都正留守”;那是他的曾祖父汤铭服官之地,但职位已大不相同,“正留守”是守卫凤阳的指挥官。 汤讳卿有两个儿子,长子袭职,次子名叫希范,另外在仕途上发展,当过山西赵城的县丞;那就是汤斌的曾祖。 汤家在那时,已成睢州的巨富,但家内宽厚,乐善好施,而且不废诗书;汤武臣家世,到了汤斌的父亲,几乎完全改观了。 汤斌的父亲行之,名叫祖契,字孝先,号命式。从小是个神童,对于诗经的造诣甚高;中过秀才。为人慷慨热情而有侠气。他先后娶过三位太太,第二位太太姓赵,在天启七年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汤斌,字孔伯,号潜庵。 在汤斌十一岁那年,遭遇了一场家难。有个豪绅趁他祖父去世,夺了他家的财产;而其时流寇如麻,已成乱世,没有道理可讲,汤祖契只得忍气吞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独子身上。 破家以后买不起书,汤祖契手抄《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数百篇,亲自课子;寒夜青灯,书不读熟,父子俩都不睡觉。这样五年下来,另一场大灾难,又降落到他们父子身上。 崇祯十二年九月,陕西的官军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大破李自成于函谷关,他的部下死的死、投降的投降,李自成带了少数人逃入崤山;四面被围,饥寒交迫,李自成走投无路。几次上吊,都为他的养子李双喜所救。 既然死不成,便只有突围,李自成下令,把所掳掠来的妇女,杀得一个不留,带了五十个人,骑马往南冲。如果合围坚守,李自成非困死在崤山中不可,只以杨嗣昌的一念之差,放了他一条生路。 杨嗣昌是极受崇帧帝宠任的兵部尚书;此人的短处在于只会纸上谈兵;他认为自古以来,不管围城还是围敌,一定要留个缺口;如今不如空武关一路,另外在步关内外设下伏兵,李自成突围经过,伏兵齐发,可以一击而尽。 他这时在前线督师,说的话就是命令,于是守步关的左良玉,奉令撤离。就在这空隙中,李自成拚命冲锋,伏兵尚未部署停当,他已逃出武关,躲入湖北郧阳、均县的深山中,静静喘气。 这年久旱不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大饥荒;饥民无所得食,也成了流寇,李自成就是这样裹胁了河南的好几万饥民,声势复振。自郧阳、均县,一路往北,烧杀掳掠,到了崇顿十四年正月,终于包围了洛阳。 洛阳是神宗第三子福王的藩国;他的母亲郑贵妃,得宠数十年,所以福王就藩时,行装中除了数不尽的内府珍宝以外,另外拨给数万顷的庄田,又取得了食盐的专卖权,福王府的富足,真堪敌国。此时寇临城下,发库藏、募死士击贼,颇有斩获。但不幸地,总兵王绍禹的部下,已跟李自成有了勾结;同时有一路援军驻扎在城外,在李自成带兵冲到时,城门关得太快,这一支军队来不及撤退,吃了大亏,迁怒到城内守军,反而投敌自效前驱。这样里外生变,不过两天工夫,洛阳的城就破了。 那是一场浩劫,洛阳百姓被杀的有几十万;王府被一把火烧得精光,福王父子组城逃命,但世子幸免,福王则仍旧被找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兵部尚书吕维棋,他劝福王自裁;福王贪生,向李自成磕头求饶命,结果被肢解了杂在鹿肉中一锅煮,李自成置酒大会,说是吃“福禄酒”。 下一个月,李自成开始攻河南省城开封。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金兵人寇后,重加修缮,城墙有五丈厚,李自成怎么样也攻不破。时来时去,胶着到了崇帧十五年正月,攻势突趋猛烈,李军在城墙上凿了无数的洞,填上火药爆炸,但依然无效。最后一次“大放”,满天的砖瓦灰石,向外飞击,反把李军前队的人马,打得血肉横飞。 于是李自成与另一有名的流寇罗汝才,集中了八十万人马包围陈州,布阵四十里,轮番进攻,陈州很快地陷落。 接着便是北上攻归德府,雄州危急了。 汤家商议逃难。但四面都是流寇,而且到处都缺粮,人吃人的事已不足为奇,一大家人就是逃得出去也难活命;因此,汤斌的母亲赵夫人作了断然的处置。 第一步,她叫十六岁的汤斌,到北城外一座庙里去读书;李军自南来,倘或攻破难州,他就得渡过黄河,往山东逃了过去。 汤斌自然不肯。无奈他母亲真的动了气,说他昧于大义,徒死无益!叱斥完毕,继以声泪俱下的苦劝,汤斌不得不勉强依从。 第二步,她嘱咐她丈夫,保护她那七十多岁、两耳重听的婆婆逃命。汤祖契是孝子,为了护持老母,也就顾不得妻子了。听了赵夫人的话,亲自充任轿夫,抬着母亲,星夜往山东曹州一带去逃难。 于是处分了一切家务,为城破之日,赵夫人悬梁自尽。 赵夫人知书识字,早萌死志,上吊不成,冷不防又去投井;丫头老妈子也是早有防备的,陌生人尚且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是贤德有思的主母?所以就在她扑向并栏的刹那,有人拖住了她的衣服。回头一看,跪了一地的下人。赵夫人不能不发怒了,因为这对她是无比重要的荣辱关头,错过这一刻,也许就死不成;就是死成了,泰山鸿毛之间,评价大不相同。 “走开,莫误我的大事!”她厉声呵斥,“贼来不死,什么叫贞节?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取义!” 道理虽正大,下人却不能领会,环跪泣劝;就这乱糟糟,哭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难州城破,流寇已经打进大门来了。 “人呢,人呢!”为首的小头目,拿刀把桌子拍得极响,“喊你们家主人出来!” “主人都不在家。大王!”老仆汤成抖得瑟瑟地。 “这么说,一个家都交给你了!那好,金银珠宝埋在什么地方?领路!” “不知道埋在哪里——。” 一句话未完,刀背横扫过来,正打在汤成的嘴上;白胡子立刻就染红了,疼得他在地上打滚。 “搜!” 一搜把赵夫人搜了出来,拖着头发,横拉直拽;赵夫人不绝口地骂,骂之不足,用脚踢、用手打,甚至用嘴咬,结果死在白刃交加的乱刀之下。至死而不曾受辱,赵夫人的志愿达到了! 奉母携子在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的曹州、卫辉、大名之间,东选西躲,一步一惊的汤祖契,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爱妻殉节不久,老母不堪惊忧奔波,死在流亡途中,一个弟弟死在归德,所造一子,下落不明。两个哥哥,一个陷在睢州。凶多吉少;还有一个死在衢州,留下十岁的弱女,孤苦无依,倘或不加闻问,此生怕就再无见面的日子。 “虽是女孩子,到底是你伯父的骨血;汤家的人不多了,我要想法子去领回来。再说,女孩子又不比男孩;男孩还能自立,女孩流落,将来不堪设想。” 乱世弱女子,无以为生,如果不死,便多半会落入娼家;汤斌也觉得父亲的顾虑是件很严重的事。 “爹!”他说,“我去一趟。” “衢州怎么走,你知道吗?一直深入仙霞岭,近江西了。往返六千里路,谈何容易?脱口就说了出来,见得你不诚不敬!” 受了父亲的责备,汤斌自己想一想,果然轻率;因而不敢再作声。 “我想只有我们父子俩一路去。”汤祖契说,“清兵已经南下;史阁部拥立了福王世子——一这位世子虽是头号纨袴,不过经此巨创,也许有所作为。再说史阁部拥护他,当然是看得他有出息。我们看看去!” 于是父子俩跋涉南下,虽然走得脚上起了水泡,到晚来只要有一席容身之地,汤祖契一定还要课子;。也只有听得汤斌的琅琅背诵,侃侃讲义,他才能忘掉道路流离的苦楚。 到得南京一看,汤祖契的心,整个儿凉了!福王父子在洛阳的一切,他原是深切了解的,总以为老福王让李自成“吃福禄酒”吃掉,小福王无论如何想起父亲脔割生烹的惨绝人寰的死相,也会食不下咽。谁知不然!在马士英、阮大锨报弄摆布之下,搞得乌烟瘴气,光是朝朝演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夜夜选秦淮妓女侍寝,就把汤祖契气得觉都睡不着! “这简直成了禽兽世界,不可以一日居!”汤祖契说,“我们赶快走吧!到衡州去。” “是!”汤斌很兴奋地说,“衙州是诗礼之乡!” 因为,孔子的南宗在衙州。 宋徽宗末年,金兵入侵,掳了徽、钦二帝北去;康王赵构,由于哲宗所废的盂后的主持,接承大统,是为高宗。在建炎初年南渡,建都临安;那时在曲阜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他奉了子贡所手刻的孔子楷木像,扈从而南,定居在衢州。 高宗赐了衢州的官田,孔端友依照曲阜的规制,建立家庙;终南宋之世,一百六十余年,衍圣公都由孔端友的子孙承袭。宋亡元兴,不承认衢州孔家承袭衍圣公的资格;而且孔庙也毁在兵火之中,于是曲阜恢复了衍圣公府。衢州孔家则被称为“孔子南宗”。 明代宋兴,当然没有再度更张,以南宗承袭衍圣公的必要;但衢州孔家的境遇,比较好得多了,永乐初年,重建孔庙;正德元年,将南宗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授职为“五经博士”,这是个世袭的职位,不须到国子监供职,专管衢州孔庙的祭祀。 正德十五年,衢州孔庙移建于衢州府城中的“西安县学”;南宗孔家的门第,渐次兴旺,汤祖契的哥哥,因为偶然的机缘,成了孔家的食客。因此,汤斌随父到了行州,很容易地得到了瞻仰孔庙的机会。 流寇的猖狂,福王的荒淫,马阮的奸恶,江淮四镇的跋扈,以及一路流离中所看到、听到的悲惨景象,使汤斌从极端痛苦中,得到一个领悟,这已不是改朝换代的亡国之痛;是礼乐消沉,人心崩溃,空前未有的亡天下的大危机!在衢州孔庙中,汤斌徘徊苦思,决定双肩担负起振兴文教,挽救人心的重任。 往返奔波六千里,汤祖契终于带着儿子和侄女儿重新回到家乡,那已是第二年,也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的年底了。 衢州城内,一片荒凉;汤祖契访寻终日,才找到了家园的原址。父子俩一起动手,就断垣残壁间,草草搭起一座聊蔽风雨的茅棚,暂且安顿了下来。 重建家园的工作,相当艰难,但也相当顺利;顺利的是汤家一向待佃户忠厚,而汤祖契的热心、魄力,又是久为乡里所信服的,所以听说他们父子回乡纷纷不期而集。但是,“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饭”,接着这番顺利号召而来的,便是觅取粮食的艰困——大乱之后,所缺乏的一定是粮食、种子、农具和耕牛;这时唯有跋涉他乡去设法买粮食;人多粮少,就只有束紧裤带,半饥半饱。 汤斌少年时的境况优裕,但这几年伤心惨目的生活,已经把他磨练成一个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饱,会使他想起活活饿死在沟壑之中的老弱妇孺,反党胃中不舒服。以后书读得多了,便有这样一个心得:“节用最关治道!”秦灭汉兴,如果不是文帝的俭朴,何来以后的盛世?“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只以玄宗不知节用,几年工夫,就召来安史之乱。同时他也深深体察到,多少有抱负、才具的好官,原可以畅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处处妥贴,只以不知节用,在取予之间不谨,或则清誉有玷,受人扶制;或则一时收功,留下后患,特别是地方大僚,犯这个毛病的很多,像胡宗宪,能用俞猷、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的倭乱,但起居奢华,拟于王侯,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风气;一方面又造成了贿赂的风气,贻害无穷。看到了这一点,汤斌不须立志,自然而然地就能够甘于藜藿。 汤家,很快地又显得热闹了;汤斌娶了马秀才的女儿,是个极贤德的妻子,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依照族谱中的排行,汤斌这一辈用“文”字,下一辈用“水”字,汤祖契替长孙取名为汤溥。 汤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归德的叔叔的儿子,流落在曹州府,为一个鄙吝的土豪所收养。那土家知道汤祖契到处在打听侄儿的下落,曾有话传出来,不惜任何花费,但求寻着侄儿,因而把这个汤家的少年,视作奇货;伪造了一张契约,说汤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儿子卖了给他的,数年衣食,所费不赀。这样经过多次的谈判,托人居间调解,汤祖契才能把侄子赎了回来,为他娶妻,同时还分了两百亩田给他,希望他能撑起自己的门户。 然后,汤祖契自己也续了弦;那是出于汤斌的劝谏。汤祖契虽是望五之年,身体却异常健硕;但老来无伴,而且有些起居琐事的侍奉,又非儿媳妇和侄女儿所能尽心,汤斌觉得父亲应该有个伴,而他又是不主张纳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继母。 他的继母姓轩,是个老小姐,嫁了汤祖契觉得相当称心,因为那一双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儿子儿媳,对她尽心尽礼,异常敬重。不久,轩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汤斌则又生了一个儿子;人丁兴旺,而且上慈下孝,越发显得一片发皇的气象。 就在这俭朴安定的几年中,汤斌在学问上已大有成就;他是个于书无所不窥的渊博之士,但他没有陷溺在书城中,而且对那些成天钻人书本里,不问世务的人,不以为然。 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人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一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日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 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满洲人说满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满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交议的汤斌的奏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 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脱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 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塞责;还是有感而发,一时牢骚;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春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宫;皇帝因为不废骑射,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宫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流寇抓住,后来设法脱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弄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 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宫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宫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他厉声答道:“你们何不说‘明之王’?” 因为装得极像,把所有会审的大官儿都唬住了。刘正宗无可奈何,只好老实跟马士英报告,实在没有见过太子,无法分辨真伪。 “那么,”马士英焦躁地说,“总有人见过太子。我就不相信,这么许多京官,就没有人能识破真相!” “只有一个。原任翰林院侍读方拱乾为太子讲过书。” “那就找他来认。” “是的。”刘正宗说:“方拱乾因为投逆的案子,现在关在镇抚司。” “这还不容易,马上释放!只要他认出假的来,不但免罪,我还要复他的职,升他的官。” 于是方拱乾被放了出来。刘正宗用全帖把他请到家,迎面一见先道喜;说明经过,要求帮忙。方拱乾唯唯称是。 第二天仍旧在午门会审,假太子依然是那副煞有介事的派头。等刘正宗陪着方拱乾一到,假太子立刻以尊师重道的神态,起身作揖:“方先生,想不到在这里相见!” 方拱乾一看,不是太子!但是,他恨福王荒淫,马士英、阮大铖奸恶,有意不说真话;既不答应“太子”的招呼,也不说太子的真假,身子往后一缩,躲入人丛中,悄悄溜走了。 这一下,照听审的人看,明明已经认出是真,不过有所忌讳,不便明言而已。当时情况弄得很尴尬,有人说太子是虎牙,脚底下有两颗痣,七手八脚把“太子”的嘴巴扒开,鞋袜脱掉来验,都不相符。 “这明明是冒充!”东阁大学士王择,拍着桌子喝道:“不动刑,谅他不招。上夹棍!” “太子”一上夹棍,疼得“太祖”、“皇考”乱喊。就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江淮四镇”之一,驻兵仪征,比较正派的靖南侯黄得功,派了一名提塘官,飞骑到“行在”,遣来一通奏疏,抗议会审太子,说“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大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议者少,即明白认识,亦不敢抗词取祸。”言外之意,真亦是真,假亦当真,以便维系人心。这与马、阮的主意,正好冲突。 黄得功外号“黄闯子”,十二岁当兵就杀过两个清军;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恼了他,说不定提兵渡江,以“清君侧”为名,后患不堪设想。只好暂且把“太子”收监。以后预亲王多择下江南,将“太子”带到北方,不知所终。 刘正宗与方拱乾都投了清,虽是同朝为官,刘正宗因为辨认太子的嫌隙,把方拱乾痛恨不止,总想找机会整他;但迁延日久,看样子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方玄成的地位,已足以卫护他的父亲。 方玄成比汤斌早一科中进士;从被选“入帷幄,备顾问”后,皇帝跟他非常投缘,名为君臣,如同朋友,有时不叫方玄成的名子,叫他的号:“楼同!”甚至有时还开玩笑。 有一次皇帝听人说起,方拱乾的四个儿子,起名字都由“文头武脚”,所以玄成的三个弟弟,叫做享咸、膏茂、章酢。皇帝随即笑道:“于戏!哀哉!也是文头武脚。”皇帝出此这样没有顾忌的戏谑,可以想见他对方玄成是无话不谈的。 因此,看到金之俊和冯铨的复奏,他就先问方玄成:“汤斌为人怎么样?” “敦品励行,学问优长。”方玄成答道:“不过臣知此人还不深。请皇上召曹本荣来垂询。” 曹本荣是方玄成的同年,也是备皇帝顾问的七词臣之一。他是湖北黄冈人,为人讲学,与汤斌的气味很相投,布袍蔬食,清节自励,讲究践履笃实;待人外冷内热。他也是研究阳明之学的,但并无门户之见,纂过一部很有用的书,叫做《五大儒语录》。 五大儒是程颐、朱熹、陆九渊和明朝初年的薛瑄及后来的王守仁。程、朱、薛是一系统,陆、王又是一个系统,而兼尊并重,正与汤斌的主张相同——他的行辈较高,汤斌很受他的益处,论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因此,皇帝召见曹本荣,自然对汤斌是有利的,但是他也并不是阿私所好,说的都是实话。 听到赵大夫人骂贼而死的故事,皇帝颇为感动,“原来是节母之子!”他说,“有母如此,其子可知!” “皇上圣明,”曹本荣提到“敬陈史法”疏,“汤斌本意,为万世纲常着想。诏求直言,为巨者,自当仰体皇上求治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汤斌本人,言行必符;纵有鳗直的话,伏乞皇上察其本心,恕其愚直。” “当然,当然。”皇帝看着方玄成说:“楼冈,你看怎么办?” “汤斌的本意在砥砺气节;皇上欲求气节之士,以为忠义之臣,这正是奖励激励的机会。” 皇帝天资英敏,一听这话,立刻就懂了,轻轻拍着御案:“说得对!你们去把汤斌找来!” 于是曹本荣回去找着汤斌,带到南海子去见皇帝。看他神态静穆,举止端谨,皇帝便觉得他是个学养有素的有道之士;等问到家世、经历和学问,更觉得他人情练达,襟怀宽阔,抱着济世救人的弘愿。当时便感到踌躇,不知是让他留在京里,担任作育人材的职司,还是放出去做一个堪为榜样的地方官? 不论怎么样,当时总是高兴的;皇帝不但奖许他的忠诚,而且还安慰他,不必对金之俊和冯铨介意。皇帝非常通达,很坦率地说:“金之俊、冯铨问心有愧,为他们自己留地步,不能不说你‘奖逆’。尤其是冯铨的话,都是有作用的;不过我另有看法,他说:‘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的,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的;南方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方人短于文而行或善。’这句话是在攻击陈名夏,树立南北门户。照我看,他自己就是‘优于文而行不符’,不过我也不能因人废言,他劝我‘取文行兼优者用之’,这话更不错。” “是!”汤斌答道,“皇上虚己以听,是则臣下不肯直言,就更有负圣心了。” “‘虚己以听’四个字谈何容易?不过,我也总要多想一想推求本心,辨个是非。朝廷立贤无方,只要不立门户,不分地域、不挟私嫌、不作苛评,你们的话,我无有不听的!” 对这四个“不”,汤斌很冷静地反省了一下,一样都不犯,因而此心更觉泰然。同时,回到国史院,依旧孜孜不倦地做他的学问,并不因为皇帝召见,大为嘉许而稍有得色。 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国史院中的工作更勤奋了。他原来做分内撰述清朝国史的工作,就定了一个宗旨,要把前明抗节致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尽量保留下来;现在面奉皇帝的温谕,益发无所顾忌,就事论事,振笔直书。但是每一篇稿子完成,送到长官那里核阅时,总被删改得一塌糊涂;汤斌每每据理力争,争不过就只好自己录下一个副稿,作为史料,留待将来修明史的参考。 到了秋天,他的职位应该要调动了。京官中清秘之职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在升迁上,一向优于六部的司官;进士点为庶吉士,教习期满,照例授职为编修或检讨;编检第一次升官,名为“开坊”,往往升詹事府的中允,或赞善,七品官升为六品,以后就是五品的侍读、侍讲、庶子、洗马等等;四品的待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等等;再以后就是三品京堂、二品的内阁学士,一路扶摇直上。但六部的司官,如五品的员外,便须转九阶,方得成为四品的通政使参议,因而有“九转丹成”的嘲滤。 而汤斌的“开坊”,是由从七品一跃而为正四品——自顺治十四年起,定下一种“内升外转”的制度,清秘之官,升官外调,规定编修,检讨外用为各行省巡守一方的按察副使,也就是府以上的“道”。 顺治十二年九月,皇帝降一道手敕给吏部,上面这样写着:“翰林官员,读书中秘,习知法度,自能以学问为经济,助登上理。兹朕亲行裁定十八员,皆品行清端,才猷赡裕,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 另外附着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汤斌,他被授为陕西潼商道,或称潼关道。 道有“守道”、“巡道”之分,守道又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兼管专职;潼商道是“兵备道”,而潼关是三秦门户,天下重险,皇帝特授汤斌为潼商兵备道,无形中便有付以镇守关中、照顾中原及河东重任的意味在内。 然而这是一个最苦的苦缺,也只有汤斌才能吃得下这分苦。他本来的打算是,想从京师一直南下,回睢州省视老父,再西经开封、洛阳,出函谷关到任;但计算赴任的限期,不容他如此做,只好打消了原来的计划。 照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像他这样的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这些费用,当然是摊派在老百姓头上。汤斌不肯这么做,他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驮行李,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 就这样像穷书生赶考似地,由京师往南到石家庄折而往西,出娘子关入山西省境;沿着大路往西南走,在风陵渡过河,到了潼关。 潼关在军事的部署上是“协”;协设副将,是次于总兵的二品武官。 汤斌一到潼关,把关的兵丁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看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萧然,料知没有“油水”可捞,倒也不曾难为他,放他入关。 汤斌久慕这函谷西来的隘口,北带洪流,南负峻壁,黄河如带,秦岭如砺的雄关,形胜壮绝,所以一进关门,命仆人暂且歇脚,自己跨着毛骡,加上一鞭,由马道直上,想到城头上先眺望一番。 “喂,喂!”有个把总大声在喊,“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汤斌一想,不错,他守城有责,当然不能让人轻易上机要重地去窥探。这是自己没有做对,应该先把身分告诉他。 于是,他停了下来,等那把总走近了说:“我姓汤,新任的潼关道。想到城上去看一看。” “你是个官?”那把总将他从头望到底,眨着眼,皱着眉,然后使劲摇头,“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 汤斌笑了,“莫道你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他问,“你们长官张副将在哪里?” “副将在衙门里。你要见他?”这把总也还忠厚,“你真的是什么潼关道?不要开玩笑!不然害我吃军棍。” “我跟你无冤无仇,害你做什么?而况,我若是冒充,岂不犯罪?” “对!对!你的话有理。请你给我一张名帖,我带你去见副将。” “好的,请你跟我来。” 回到城下,汤斌从竹箱里取出一张名帖交了过去。心里在想,自己这副行径装束,料那张副将也未见得相信自己的身分;因而顺手把吏部选官的凭文、兵部驰驿的牌票,都取了出来,带在身边。 果然,张副将接到名帖,虽开中门,以礼迎接,眼中却露出十分困惑的神色,“我不晓得汤副使到任,”他说,“不曾接到前站的‘滚单’。” 前一站通知后一站,将有哪位大官到达,以便后站预备供应的通知,名为“滚单”。汤斌不扰地方,自然就没有通知了。 “你没有‘滚单’,我有兵部的牌票。”汤斌把证明身分的文件,送给他看,“地方残破困苦如此!我不愿意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住驿馆,请派人领路,找个小客栈住下,接了事住进官舍,彼此两便!” 吏部、兵部的大印,朱紫烂然,这是不能假的;同时张副将也知道皇帝亲简的十八名道员,都是清廉检朴的读书人,所以这下才相信他确是新任的潼关道。 等到相信了,不能不敬重,要留他住下。汤斌自然不肯,最后只好依从,为他找了个极简陋的客栈住下。 哪知这一来是害了那客栈,因为潼关的地方官,得知消息,纷纷前来拜候;门前车马喧阗,以致小本营生的负贩行商,望而生畏,不敢再到这家牌号“盛兴”的小客栈来住宿了。 “这样子不是事!”汤斌跟他的仆人汤本说,“一到潼关,还没有替百姓做事,倒先叫人受累!”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汤本也是个性情耿直,而宁愿自己吃苦,待人宽厚的人,听得汤斌这样说,便即答道:“我明天一早出去找庙。” 汤斌到哪里都是住庙,而且只住古庙、小庙、破庙;所以仆人这样建议,主人亦欣然依从。 第二天黎明,汤本上街转了一圈,在东城找到一所道观,名为“玉皇观”,还是宋朝所建,残破不堪,而地方甚大,里面有个老道、年纪已经七十多岁;汤本跟他商量,要租两间房暂住几天,老道一口答应,但不愿收取租金。 “你不肯收租金,那就谈不成了。”汤本说道,“我家主人从不白住人家的房。我看这样,最多住半个月,我送你二两银子。” “随便!”那老道是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家主人钱多得用不完,就分两个我用。” 汤本笑笑不响,给了二两银子,动手收拾;等打扫干净,借了观里的破旧家具,略略安设停当,回客栈去搬行李。 于是汤斌把“盛兴”店的店主找了来,和颜悦色地问道:“掌柜的,你这店钱怎么算?” “回大人的话,店钱不用你费心;自有驿站来算。” “不!我自己给。”汤斌指着捆扎好的行李说:“我要搬到玉皇观去了。” 店主一听,大惊失色,双膝一弯,跪倒在地:“大人,是哪里得罪了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老宽宏大量,千万请别生气。” “不是,不是!”汤斌赶紧扶他起来;接着说明了要搬的原因。 店主听得将信将疑,世上哪里有这等体谅人的官!所以谈到店钱,死也不肯要。汤斌一路而来,也晓得行情,店钱有限,倒是昨天吃了他一顿晚饭,在这米如珠、面如银的时世,要多给他几个。 “你拿一两银子给他!” 店主还待辞谢,汤本有些忍不住了,“没有见过你这样子愚拙的人!”他气得骂人,“住店吃饭不要钱,你当我家老爷什么人?是贪官还是强盗?” “汤本,”汤斌喝阻,“跟他好好说!” 好说无用,反倒是汤本一顿骂,才把店主骂得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官!店主感激得掉了眼泪。 玉皇观住不到几天,汤斌就接印接事,搬到衙门里去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地方官。潼关道兼着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职衔,等于半个巡抚,在这一带地方,无所不管;汤斌有茫然无所措手之苦。 “老爷!”汤本替他出了个主意,“听说同州府的马知府是位好官,不妨跟他请教一下看。” “不错!原该不耻下问。”汤斌立即叫汤本拿着名帖去请马知府。 同州知府名叫马呈祥,原籍辽东,是汉军旗人,举人出身,分发到陕西来当华阴知县,因为劳绩升任本府的同州知府。为人精明强干,官声甚好。这一次因为新任潼关道到任,特地从府治所在地的大荔县到潼关来禀见;正有许多民生疾苦要向汤斌陈报,恰好汤本来请,正符所愿。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汤斌虽是上司,但年纪比马呈祥来得轻,所以在称呼上很客气;称他“老哥”,请教做地方官该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马呈祥看他方面海口,眉目清疏,脸上道气盎然,便知道这位上司是方正君子;但看样子又像书呆,怕他不知轻重,所以说话相当留心,把一位守道应有的职掌讲了一遍,接着便提到“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由于心存顾忌,马呈祥语焉不详,只说他自己的苦恼:“应讼本来是县官的事,官里承上启下,不过照转而已。如果上头体谅,该驳该准,毫无积滞,府里就快活如神仙了。无奈这年把的案子,总是‘提审’的多。一道札子下来,传人起解,忙个不了。所以这清狱上头,总要求大人体谅。” “谈不到体谅,这也是我该做的事。”汤斌问道:“就算体谅吧,要怎么样,才算是体谅府县和老百姓?” 这里面牵涉到道署的一个不法吏;都是他在从中捣鬼,历任潼关道都拿他没办法。马呈祥晓得他许多劣迹,但不敢在汤斌面前“告状”;怕的是治不倒那不法吏,反结了冤家,以后自己在公事上就更加棘手了。 因此,他只笑笑答道:“大人细阅积案,自然明白。” 听见这话,汤斌就无须再问。“那么,兵差呢?”他问,“但望老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是!”马呈祥蹙眉答道,“潼关害在是天下要隘;于今平西王吴镇守汉中,四川正在用兵,人马调拨,过境频繁,光是‘马料’一项就不得了。如果光是分内的摊派,犹有可说;分外有分,老百姓就苦了。” “所谓‘分外有分’,是不是正额以外,另有附加?” “附加为公,倒也无话可说。” 这就很明显了,分外之分,是落入私人腰包,“这你请放心!”汤斌立即表示,“在我手里,绝不会有分外之分。” 马呈祥站起来很尊敬地请了个安,“大人如此体恤,我替同州的百姓叩谢。不过,”他起身说道:“光是大人一清如水,是不够的!” “我知道了!”汤斌很郑重地保证,“若有人敢舞弊,我一定严办。除了我自己密查以外,贵府倘有所闻,请随时见告。” “是!”马呈祥答应着又说:“兵差除了分外之分,再有一层难处,那就是原来只需两天的供应,结果搞到第四天、第五天,大兵还没有开拔。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大人作主。” “那就奇怪了,为何两天不够,要到四天、五天。” “其中原因当然很多。”马呈祥考虑了一下,“想来总有人不愿大军早走吧!” “是不是趁此机会,可以假借名义,向民间需索?” 马呈祥不置可否,只说了句:“大人明见万里。” 这是官场中一句相当含蓄的话,可以解释为同意,也可以解释为不置可否,总之,内有隐情,需要仔细体察。 汤斌体会得这层意思。便不肯强人所难,去追问马呈祥。送走了客,天已将黑,一个人坐在暮霭四合的廊下,默默思量,恨不得生两颗心、四只手,可以同时料理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无奈这是不可能的,眼前还得阅卷,先从了解案情开始。于是草草吃过一顿粗粝的晚饭,把京里带来的茶叶末子抓了一把,沏成一壶浓茶,倒在粗磁碗里,颜色黄浊,就像马溺,但却能消食提神;汤斌喝了两碗这种只觉苦涩,毫无香味的茶,在油灯下披阅刑名案卷。 才看了上十件卷,就已约略明了马呈祥的话;照案情来看,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用不着提审的,情节确凿,口供明白,问得毫无差错,提审便成了别有用心,故意挑剔。再细看这些案卷的承办人,都是一个名叫周松轩的刑房书办,不言可知,是此人在中间捣鬼。 但汤斌初想到此,即有警惕,深恐自己存了成见,知人不明,所以仍然平心静气地看着案卷,到三更天还不肯歇手。 “老爷!”汤本劝道:“该睡了。” 汤斌摇摇头,指着高可尺许的卷牍,“我得尽一夜工夫把它看完!”他说。 一夜工夫可以看得完,这一点,汤本是相信他有此本事的。“不过,就是看得完,也不必急在这一夜。”汤本的怜主之情,化为轻微的不满,“何苦自己作践自己?” “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哪晓得关在监狱里的人,受尽煎熬的苦楚?早早弄明白了案情,明天一早坐堂,便可发落。在我不过破费一夜工夫,在别人就等于一年——怎么叫度日如年?那些候审的人最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汤本暗中叹口气,口不服心服,想一想便又说道:“老爷也该请位刑名师爷。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有限。” “这倒是句实在的话。我也想过,无奈有几层难处,第一、请了幕友,便得尊重人家的地位,办案迟速,操之于人;是那长厚的君子,倒也罢了,倘或遇着性情疏懒、脾气特大的人,只顾上头规定的限期,不肯额外出些力,那时我怎么办?不催于心不安;催了势必宾主失欢,倒不如我自己动手。” 汤斌喝了口茶,又说第二、第三。幕友倘或从中舞弊,自然不会有证据落在外面,甚至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在哪一案中做了手脚?同时,请幕友适馆授餐,必须有相当的供应,才算尽到礼数,这一下就得加重地方的负担。凡此都是难处,想来想去,只有自己硬挺着干。 “为来为去为的四个字:于心不忍!”汤本又叹口气,“老爷就不知道自己这么苦法,旁人看在眼里,也是于心不忍!” 汤斌笑了,“这就是你少读书的缘故。”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么做,中怀坦荡,自有一种乐趣。” 汤本跟了主人这几年,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气质,懂得为善最乐的道理;只是主仆情深,不能不劝,劝不听只好叹口气,悄悄退了下去。 坐堂不到一个时辰,汤斌发落了六件案子。其中三件是徒刑的罪,照规矩在这一审终结,汤斌斟酌案情,分别增减,发交驿站服役;两件是盗案,审明属实,即时堂谕解省;一件是田地纠纷,属于“户律”,可以由县官审结的,而前任潼关道,却以牵涉粮税的理由提审,提了来又关在那里不问,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节外生枝,汤斌对这一案,在前一天夜里就已研究过,并无提审的必要,所以问不到几句话,已经和解而无端受了讼累的原告和被告,大喜过望,心诚地磕头道谢,含笑出街。 审到第七件也是“户律”中的婚姻纠葛,被告的女儿从小许配给原告的儿子为妻,当初是门当户对,两厢情愿;到儿女成长,被告发了财,原告的家道却中落了,因而被告悔婚,偏偏原告只有人证并无庚帖,所以县、府两审,都判被告胜诉,原告不服,告到道里。 先提原告,名叫孙鸿书,是个蒙馆的塾师;照例问了年龄籍贯,听孙鸿书诉了冤屈,汤斌便问:“你儿子来了没有?” “小儿跟了我来的。” “唤他上来!” 孙鸿书的儿子叫少鸿。上得堂来,汤斌一看便觉欢喜;那孙少鸿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眉清目秀,气度沉静;汤斌先不问案情,问他的功课,知道资质很不坏,只是他那塾师父亲,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可以传授儿子,变成“质美而未学”,着实可惜。 “孙少鸿!”汤斌问道:“你父亲告人家海婚,你自己的意思怎么样?” 孙少鸿看一看他父亲,踌躇答道:“我不敢说。” “为何不敢?”汤斌鼓励他说,“两造对簿公堂,原是讲理。你不说话,这理从何讲起?” “大人明鉴,”孙少鸿答道:“一则是父命难违;二则,是不敢议论闺阁。” 这两句含蓄的话;别人听不明白,汤斌却是人耳便已了然;原来他不愿打官司,也就是他愿意退让,这与他父亲的意思相反,所以不敢明说。其次是被告的女儿,必是名声不好,因而他说“不敢议论闺阁”。被告悔婚,他反倒替被告留余地,宅心仁厚,更见得是可造之材。 这样转着念头,脸上便浮起欣慰笑容,“孙鸿书,‘犁牛之子角如囗’”,他说,“可喜可贺!” 孙鸿书大感意外,堂上大人称赞他的儿子,又为他道贺,真有些受宠若惊了,赶紧磕头答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不敢当!” “你也是读书人,听我的劝,‘齐大非偶!’” “大人说得是。”孙鸿书加重了语气说:“实在是这口气咽不下。” “你如肯听我的劝,我自然有教你消气的办法。” 孙鸿书犹在迟疑,他儿子悄悄拉了拉他的衣服;孙鸿书心想,儿子不愿意打官司,是无可奈何之事,于是这样答道:“那就请大人替我们父子作主。” “好,我一定不教你吃亏。”汤斌提高了声音吩咐:“带被告!” 被告早在廊下待命,遥遥望到堂上,只见汤斌对原告父子和颜悦色,笑着问话,心里大为嘀咕,所以上堂去时,身上有些发抖。到了公案面前,双膝往下一跪,磕了个响头自己报名:“小人郝成,叩见青天大人。” “郝成!”汤斌问道:“你半夜里醒来,想到这场官司,还能睡得着觉不能?” 如何问出这么一句话来?郝成愕了一下,辨清了话中的味道,想昧着良心说一句“睡得着”,又怕惹得堂上生气;要照实答说“睡不着”,那就明明是问心有愧。左右为难之下,只好不答,连连磕头。 “不用如此!你抬起头来;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 “是!”郝成把头抬了起来,这时才发觉汤斌的脸色,不如想象中那样严厉,心便定了下来。 “你的女儿多大年纪?” “今年十六,比孙少鸿小一岁。” 这句话便露了马脚,汤斌笑道:“照此说来,虽无庚帖,彼此的生辰八字是知道的!这先不去提它;我且问你,你可是很宠你那女儿?” “大人明镜高悬,不敢瞒大人,都是小的女人溺爱之故。” “这就是了!”汤斌说道:“从来这种案子,断合不断分,以致亲家反成冤家。夫妇为人伦之始,须得慎重,你家既不愿,男家也不爱,所以我断分不断合。不过在道理上你是欠缺的。” “是,是!”那郝成怕老婆,官司能打到这个结果,回去足可交代,便满口认错,“原是小人夫妇的不是!” “你知道不是,是愿从打还是认罚?” “小人认罚,但凭大人吩咐。” “罚你捐五百两银子助潼川书院的膏火。这虽是认罚,其实也是为你自己造福。”汤斌又说,“其次你要给孙鸿书陪不是。这两项,你服不服?” “服,服!小人甘服。” 于是郝成当堂替孙鸿书赔了礼。汤斌又忠告了他一番,劝他不可溺爱子女,否则将来自讨苦吃。然后派礼房书办,领他去办捐款书院的手续。 “孙鸿书,”汤斌发落原告:“你的儿子资质过人,大堪造就。不妨到潼川书院去读书,本道备文请潼川书院山长照料。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子二人欢天喜地磕了头,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子,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子,疑窦甚多,你可曾看出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这样问说。 这件案子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入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处“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奴隶,耕种畜牧,为主人生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奴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身分提高了,虽然仍称为“包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做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依旧是“旗下家奴”,或者是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逼官府,鱼肉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强盗还狠毒的强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阴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身。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干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炮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户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马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道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移交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种逃人的案子,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户洗刷冤屈,主要关键,是在把同谋的人找出来。 他问承办这一案的“刑书”——刑房书办张桂文:“出首告官的钱地保,与这家姓邢的大户,平素可有冤仇?与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识?钱地保如何得知邢大户家有逃人?这三点须得查问清楚。现在看供词中,没有片言只字道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刚愎自用,向来不喜人进言。所以书办不敢多说。” 这与汤斌打听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关道一向信任书办,怎说是“不喜人进言?”明明是张桂文的推托。然则其中必有缘故了! 这时他还不敢就认定张桂文与此案有干系,只这样说道:“我与前任不同,你们如有所见,尽管直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接下来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户来问,你传话下去!” 于是汤斌就在花厅里传讯邢大户——凡是做地方官,必须精于相人;汤斌对此道颇有研究,一个人的善恶,入眼便知,看那邢大户,长脸高颧,眼不旁顾,是个正直而近于偏执的人。 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听邢大户陈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深得地方乡里的敬重,但因性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这件案子,据他自己说,并非挟仇诬害,纯粹是敲诈勒索。 出事的那天下大雨,傍晚时分,有个口操北音的陌生人到邢家求宿,浑身湿得像落汤鸡。邢大户家是有规矩的,凡此不速之客,招待一宿两餐,分文不取;倘或是缺少路费,或者有病在身,格外加以照料,此人衣履尽湿,庄客便拿了衣服替他换;换下来的衣服替他烤干,就在这时候,钱乡约到了,一进门便求见邢大户,说有人密告,邢家窝藏“逃人”。 邢大户跟钱乡约很熟,只当他是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些,邢大户不悦,言语之间,起了冲突。钱乡约似乎也生了气,自己动手搜查;看到那两件湿衣服,查问原主,庄客还不及回答,钱乡约已从湿衣服的口袋中搜到一张水迹淋漓的纸,字迹却还可辨,是一通郑亲王府所发的文书,记载着派了一个名叫莫武成的家奴,到汉中公干,请沿途关卡予以方便。 于是钱多约和邢大户的脸色都变了,一个是翻脸不认人,一个是吓得目瞪口呆。同时原先看见生人,自己躲了起来的莫武成,也挺身而出,哀求钱多约“高抬贵手”。这一下真赃实犯都具备了。 由此展开谈判,钱乡约的姿态又一变,劝邢大户将那密告的人安抚下来。如果只花个千儿八百银子,邢犬户倒也认命了,无奈狮子大开口,简直就是要把他赶出门去;大片家业,拱手让人,邢大户自然不甘。结果闹成僵局,不能不告到当官。 听到这里,汤斌已经了然,伺题的关键,是在那个密告的人身上;而原卷中一直不曾提到这个人,岂不可怪。 “钱乡约到案没有?”他问张桂文。 “全案人犯都已移到。” “提钱多约!” 钱乡约是个獐头鼠目的矮子,不要说是汤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此人绝非善类。汤斌平静地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转入正题:“那密告的人是谁?” “是小人的一个邻居,叫何小二。” “何小二人在哪里?” “回大人的话,何小二逃走了。” “怎么?”汤斌大为诧异,“他怕什么?为何要逃走?” “小人也不明白。”钱乡约的眼神闪烁地说,“据他家里的人说,有人拿着刀去威吓何小二,说他不该密告邢大户家有逃人,害得人家性命都要不保,叫何小二自己出头,说密告是诬告,并无其事。何小二不敢这么说,只好逃走。” 话还未毕,邢大户气急败坏地喊了起来:“青天大人!他,他是血口喷人。” “咄!”张桂文喝道,“不准咆哮!” 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亦是天理,汤斌对这张桂文假借“咆哮”两字威吓邢大户,颇为不满,但亦不愿当面呵斥,只摇摇手阻止,让邢大户说话。 “青天大人,”邢大户说,“小人只为这个性子生得不好,性子耿直,言语上得罪乡邻是有的,却不敢昧着良心做坏事;如果不是平日心太热、喜欢朋友,也不至于会有这场麻烦。平空受了冤屈,如今这钱乡约反倒暗指小人买出人来去恐吓何小二,这是冤上加冤,小人万难心服。青天大人公侯万代,若不替小人伸冤,这世界上哪里还有好人过的日子?”说到这里,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同时“咚咚”地磕着响头,额上立刻凸起一个又红又青的大包。 “你不必如此,我一定秉公办理。你体再哭,一哭我不好问话。” “是,是!”邢大户含泪答应,强忍悲声;只是喉头哽咽,不断抽噎,那声音越发令人感到悲酸。 “姓钱的!”汤斌继续再问,声音威严而神态平静,“本道不听你一面之词。就事论事,你的话也着实可疑。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实话!” “小人句句是实。”钱乡约一口咬定,死不肯吐实。 “是虚是实,我自能知道,有本人问本人,本人不在,问证人,证人也没有时,”汤斌指着胸说,“我还有一颗心,不偏不倚,平心静气去体察,何愁真相不明?如今我问你,这何小H家中有什么人?” “有一个老子,一个哥哥!” “他家是何人当家?” 汤斌这一问的意思,容易明白,是要传讯何家的当家人;于是张桂文抛过一个眼色去,钱乡约会意,当即答道:“是他家老头子当家。” 那两人的一番勾结,都落在汤斌眼中,知而不言,另有计较;抬眼朝廊下一看,差役中有个年轻小伙子,浓眉大眼厚嘴唇,样子长得极其憨厚,便向张桂文问道:“那黑大个儿叫什么名字?” “叫张又飞。” 汤斌笑了,“看模样倒像是又一个张飞。”他便喊道:“张又飞!” “喳!”张又飞大踏步跨了进来,双膝一弯,顿时听得砖地上“咕咚”一响,就像半截铁塔矗立在那里。 “张又飞!我派你到同州去一趟。”汤斌照案卷所开何小二家的地址说了一遍,先问他:“你可记得住?” “我记得住。”张又飞复诵了一遍,果然不错。 看来,脸笨心不笨,汤斌大为高兴,“这里到同州有多远?”他问。 “不远。几十里路,一口气就走到了。” “那好,你此刻就去一趟,明日午堂候审。” 汤斌料到何家是老大当家,所以这样吩咐;传他午堂候审,则一早动身,审完可赶回家去,免得携带盘缠于粮,这是极容易做到的“便民”。 遣派了张又飞,汤斌嘱咐将其余嫌犯还押候讯;同时再一次安慰邢大户,说是只要无辜,定可无罪。邢大户自然感激不尽,那张桂文却大起恐慌,将公事勾当完毕,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去看户房书办仲传武。 这件传武就是马呈祥所指的“不法吏”,六房书办无形中听他和张桂文两人的指使;是同州一带有名的“文武两判官”,武的比文的更凶更恶,是这一伙城狐社鼠中的真正的头脑,连张桂文都得向他问计。 “看样子,这姓汤的着实不好对付!倘或不给他一个下马威,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了。”接着,张桂文把这天问案的经过,细说了一遍。 大家都觉得诧异——汤斌的清廉刻苦,名声已经传出去了,但是,清廉刻苦而无用,可以不必理他,他不喜欢吃肉爱咬菜根,是他自己的事,与旁人无关,“瞒上不瞒下”,照样捞钱。如今是这般精明,那就麻烦了。 “安大,”张桂文催问,“你怎么不说话?” 不断在喝闷酒的仲传武,抬眼看了看周围,慢吞吞地说道:“遇见克星了!这一阵大家各自小心。” 说出这等泄气的话来,在座的人无不失望,便有人问了一句:“小心到哪天为止?” “小心到姓汤的滚蛋为止。” “啊!”大家不约而同地精神一振;知道他还有话,都聚精会神地在等待下文。 “凡人必有一好,这一好,在我们看,就是‘把柄’。好钱最容易办,好色也是容易,好名亦有叫他舒服的办法。这姓汤的一样不好,难弄者在此。”仲传武喝了口酒说,“不过细细想去,他也有一好,好做事,这也是个把柄!我倒考考你们,这个把柄要怎么才捏得住?” 包括张桂文在内,大家面面相觑,瞠目以对。就在这静寂得令人难堪的当儿,有个带些稚气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累死他!” 回头一看是仲传武的小儿子小虎,才十四岁,却已语惊四座。 “孺子可教!”仲传武大为得意,“你们倒细想一想他的话看!” 何用细想?一点破就通体皆透了,于是纷纷夸奖小的,恭维老的:说他们虎父虎子,将来一定会光大门楣。 乱过一阵,归入正题,大家商量好了办法,决定拿“例”去困扰汤斌——满清入关已过十年,也曾颁过一部《大清律例集解》,但实际上用的还是“大明律”;而大明律是不够用的,大至杀人放火的重案,小至田地婚姻的纠葛,都用律外的例来处理,而例案多如牛毛,只有书办清楚。仲传武教大家把大小案子,尽量推给汤斌去裁决;任何案子,砖签要做得噜嗦糊涂,越复杂、越麻烦、越看不懂越好,要汤斌看见公事就头痛! “姓汤的有什么了不起?”仲传武酒后大言,“教他输在我小儿子手里!” 到得第二天恰好是“卯期”——每期照例点检书办差役,时间在清晨卯时,所以称为“点卯”。 应点就称为“应卯”。这向来是虚应故事,而且往往不是长官亲点,但汤斌实事求是,这天卯正升堂,按簿查点;有不曾到的,堂谕初犯免议、再犯行杖、三犯开革。接下来便有一番告诫;大家是齐心好了要对付他的,所以任他言之谆谆,一个个听之藐藐。 这套例行公事完毕,接下来便是问案。早堂问完,汤斌对张桂文说道:“逃人一案,我今天就要结。你去问一下,张又飞回来了没有,何家的老大可曾到案?” “不用问,已经到案。” “那好。传齐了等午堂来问,一堂就结了。” 又说要结案!张桂文倒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与自己切身利害有关,便不能不打听一下。 “请大人的示,这案如何结法?” “我通盘想过了。这一案可繁可简,我是照简单的结法,以免好人亦受讼累。” “再请示大人,何谓简单的结法。” “简单的结法嘛,就是实际已经结了,纸面上不结。”汤斌说道,“我也晓得有些人结案,纸面上结了,实际上未结;那样子于事无补而于考成有利,我要反其道行之,只要于事有益,我的考成可以不管。” 一听这话,张桂文暗暗高兴,心里在想,只要你不顾考成,随着自己的性子来,滚蛋就快了。 午堂提审,第一个是传证人何老大,看相貌是老实人,上得堂来抖个不住,问起来是在“打摆子”,这个病又叫“三日两头”,这天原是不该发病的空档,但因见了官害怕。寒热提前发作,连话都说不清楚。 “来!”汤斌喊道,“拿碗热汤给他喝!” 这一半是汤斌的恻隐之心,一半是他的作用,好教何老大心情轻松些,问案便可顺利。果然,等把一碗热汤喝了下去,何老大额上微微沁汗,神气就好多了。 “何老大,我问你几句话,就放你回去。你不必害怕!只要你不是与你兄弟串通一气,就没有你的事。”汤斌安慰了他一番,接着问道:“你可知道有人拿着刀来威吓你兄弟?” “回禀大人,没有这回事。”何老大答道:“我兄弟素来不务正业,那天晚上跟我说,输了钱还不出赌帐,不能不躲一躲,跟我要了两吊钱,连夜走了,至今不曾回来。” 这一供,就见得钱乡约完全胡说;但汤斌却先放过此人,提莫武成上堂,第一句话就问:“你可知道逃人该受何刑罚?” “回大人的话,是鞭背一百。” “不错!你先受了这个刑再说。” “大人,大人!”莫武成叫苦连天,“你莫打我!我这刑罚该回王府去受!” “朝廷的法,行之于天下,哪里打都是一样!” 于是莫武成被拉到阶下,剥下上衣,背上吃了一百皮鞭;观审的老百姓,知道他诬陷好人,无不称快。 莫武成不止于吃这一百鞭子,还得发落;汤斌当时下判,等刑伤痊愈,押解赴京,接着是传邢大户上堂,预备当堂开释。 “你是冤枉的,我知道!”汤斌第一句话就这么说,“何小二诬害良民,自然有罪,不过我劝你不必再追究;不然案子不结,将来还有传你到案的时候,岂不又受讼累?” 听得这话,便是昭雪了不白之冤,邢大户感激磕头,连声说道:“但凭青天大人作主。” “这样说,你是不愿追究了。好好回家跟家人团聚吧!” “是!青天大人再生之恩,小人只有来生做牛做马报答。” 他的话还没有完,值堂的张桂文,踏上一步,轻声说道:“回大人话。是不是该让邢某交保候传?” “不必!这就结案了。” 这是结的什么案?不明不白就把一个逃人的窝家,当堂开释,看他将来有得麻烦!张桂文在心中冷笑,格外用心,要看汤斌对案中另外几名人犯,如何发落? “钱乡约,你总听见何老大的话了,饰词诬指,该当何罪?你自己说。” 钱乡约哪能说什么,只是磕头说:“大人开恩!” “我问你,你可肯悔改?” “小人再也不敢了。” “只要你肯悔过,我就给你自新的机会,判你杖责一百,伽号三月,暂且寄下;倘或你不肯改过,将来两罪并发,先革你的差,再补今天的刑罚,最后再定别的罪。” “是,是,小人一定改过。”钱乡约喜出望外,激起向善之心,“小人若再犯错,情愿死在大人笔下。” 听见这话,汤斌自然安慰,因而对何小二也网开一面,“你要想法子找到你兄弟,”他对何老大说,“叫他出来投案。本道治民,重感化不重刑罚,只要他能洗心革面,我一定饶他。倘或执迷不悟,一旦被捕,我就不能不依律例办理,叫他休得自误。” 这一桩可以叫人破家丧命的“逃人”大案,汤斌就如此作了了断,看案的老百姓,自然觉得这位青天大人,仁厚过人;但也有人批评汤斌根本不懂律例,是非不分,惩罚不明,太便宜了恶人。 “糊涂官结的糊涂案。”仲传武冷笑着对他的同事说,“我就在这一案上要他的好看!” 仲传武想了极恶毒的一计,但尚未来得及施展,汤斌已经得到马呈祥的密函指点,特地把所有的书办都召集起来,有所训诫。 “莫武成一案,似乎结得太容易;对何小二、钱乡约,我似乎显得姑息。你们可是这样的想法?” “不敢!”仲传武答道:“大人饱读诗书,小人等岂敢妄测高深!” “话不是这么说,”汤斌指着胸说,“一个人立身处世,全在方寸之间,要有主宰;凡事不肯用心,如何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敷衍长官的面子,大家都唯唯称是。 “我以前说过,当官治民,我重教化,不重刑罚。”汤斌说到这里,突然一转,“我且问你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莫武成一案,我为何不愿深究?钱乡约、何小二应得之罪甚重,我为何姑息?” 仲传武听这话有深意,而且问到这点,见得汤斌不是“湖涂官”;然则,有意宽纵,是不是放交情呢?俗语道得好,“行得春风有夏雨”,如果汤斌清廉其名,表里不符,不要钱只是“不要小的要大的,不要明的要暗的”,说这话的意思是,已行春风,思得夏雨,那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件传武踏上两步,陪着笑说:“大人有话,尽管吩咐。” 看他那诡秘卑谄的神情,汤斌恍然大悟,此辈错会了意思;与今天召集他们来谈话的原意,恰好相反。这就太糟糕了! 因此,他把脸色沉了下来,“我的为人,你们自然不能深知,也无法深问,只向场本去打听好了。你们如果错看了我,便是自逢其祸!”汤斌停了一下又说:“莫武成一案,我不愿深究,是给你们一条自新之路。一深究,你们之中必定有人首级不保。不教而诛,我所不忍,亦非与人为善之道。从今天起,你们要好好想一想,流寇的惨无人道,都是你们所亲见的,老百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今好不容易才有苏息的机会,你们本乡本土的人,还不能体恤乡里,而要作威作福,试问天良何在?” 这几句话,击中了人心深处!书办只是相沿已久的不良制度,有时逼得他们不能不舞文弄墨,无弊生弊,论起本心,毕竟有天良未泯的,想起自己亲友受流寇茶毒,大军骚扰,辗转沟壑,哀呼求死的惨状,不由得满脸惭愧地把头低了下去。 但是“恶性重大”的“文武两判官”,却是无动于衷,看到有些同事的神色,暗暗叫声“不好”,这样下去,尽为汤斌所用,“做事”就不方便了!这非得想办法阻止不可。 “最后我还有句话,”汤斌看着张桂文,意味深长地问:“莫武成的刑伤,不会变重,以致死在监中吧!” 这一点,张桂文和仲传武,都暗吃一惊,仲传武所说的,“就在这件案子上,要他的好看”,就是准备把莫武成整死了,报个刑伤毕命,这样汤斌就会担个极大的处分,重则革职,轻则降官,总而言之,潼关道是干不成了。 不想汤斌受了马呈祥的指点,已有防备。张桂文看这样子,此计不成,自己知趣为妙,于是担保不会有此情事,否则任凭治罪。 “好!”汤斌点点头,“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第二天汤斌请地方绅士吃饭。礼节周到隆重,特下全帖;但肴撰极其简陋,六菜一汤,倒有一半是素菜。 这班绅士对于汤斌的来历、性情以及居官之道,早已听得多了,敬仰如天人的固然不少,但也有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的;同州知府马呈祥,算得是肯为地方做事的好官了,而比起汤斌来,似乎还差得远;他们不大相信,天底下会有如汤斌那样子的地方官! 因此,接到他的请柬,有些人不免惴惴然,认为“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说不定这顿酒吃下来,汤斌会有些什么暗示;譬如宣布老太爷在河南睢州做寿之类的消息,那就得好好送笔寿礼,才能买得个安宁。 为了有此打算,不免先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有的表示到时候再说,有的不置可否,有的认为汤斌确是好官,因为父老家贫打个抽丰,不仅情有可原,而已应该从宽送致“寿仪”,其中只有一个人,也是绅士行辈最尊,在前明当过礼部侍郎的朱嘉猷大不以为然。 “是何言欤!”朱嘉猷掀着长可及腹的白髯,不断摇头,“汤公以悲悯人为襟怀,一心只想救百姓,何曾有半点私心?各位如此度他之腹,真与亵读圣人无异!” 他的话说得很不客气,简直就是在骂起这个念头的人,是“小人之心”。但以他是绅士中的领袖,平日对他一向尊敬,此时也只好不作声。被骂的人心里不服,暗中思量:且先放着!等汤斌有了打抽丰的话,那时再来挖他几句;看他的老脸羞不羞? 存了这样的念头,在席间酒过一巡,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老公祖召宴,必有示谕,尽管吩咐,无不从命!” “不敢!”汤斌答道:“我既然在这里做官,地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今天略设杯盘,奉屈各位,就是跟大家讨教,一起想办法,来解消同具的痛苦。” 听得这话,朱嘉猷第一个点头,得意地望着大家;意思好像是在问:如何?你们这才知道我的话不错吧! 汤斌自然猜不到他的心思,因为他齿德俱尊,便先向他讨教,“猷老!”他问,“请直言民痪!” “老公祖的称呼,实在不敢当!”朱嘉猷拱手谦谢了这一句,自己不说话,只眼风环扫,鼓励大家发言,“潼关何幸,得汤大人驻节在此!各位有所陈情,尽管直说。汤大人绝不会见怪。” “正是!”汤斌欣然举杯,“猷老知我。” 于是绅士们无不大感兴奋,光是畅所欲言,得以把内心的感触痛苦发泄出来,便是一大快事;至于能不能发生效果,大家却并不存奢望,因为都知道有些事出于朝廷的意旨,在汤斌是无能为力的。 汤斌很虚心,他是真正勤求民隐,所以这时候只细心地听,不必表示任何意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盘算;等大家都说完,他才开口答复。 “多承各位指教,感谢之至。”他说,“地方上的痛苦,约而言之,计有五事,其中兵差频繁,军队苛扰,是他处所无的苦楚,这一点,我自到任以来,已经相当明瞭,此刻听了各位的话,更觉得当务之急,便是在这方面下工夫改善。” 话还未毕,只见有个人离席而起,捧酒长跪,口中说道:“老公祖请尽一筋!” 汤斌认得他名叫萧庆聪,赶紧下座相扶,“萧兄,萧兄,”他不安而又不解地,“为何如此多礼?” 这萧庆聪就是疑心汤斌要打抽丰的那个人,自从人席以后,立刻就发觉自己错了;越想越感歉疚,不该以那种心情去猜度汤斌,因而在内愧与感激两种心情交织之下,做出这种突兀的举动。当然,意在陪罪,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便说破也不必说破的。 略能窥破心事的。只有一个朱嘉猷,他觉得萧庆聪的意思很好,正不妨由他来代表地方致谢,所以帮着劝汤斌接受了他的敬酒。 这杯酒为汤斌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不多几天的工夫,已得到地方上这样深厚的爱戴,好官可为,在此又得到一个明证。同时也使他深切感到,百姓实在可爱,只要稍微能替他们做些事,便会得到逾量的报答,真是“受之有愧”,唯有格外费心费力,兴利除弊,为地方造福了 在这个念头之下,他决定实话直说,不须加上任何迂遇曲折的言词,“同州府马知府说得好,潼关之害,害在是天下要隘,以致过境大军,络绎不绝。但是,这是一时的,请各位要体念朝廷的不得已,多多忍耐!”说到这里,他向在座的绅士举一举杯,带着些致歉的意味。 “马大人的话说得很痛快,老公祖能够体谅,更是潼关之福。”朱嘉猷答道,“只要是额内的供应,担负再重,地方上亦一定勉力以赴。如今就请老公祖吩咐吧!” 这是要汤斌拿出改善的办法来。他筹思已熟,不慌不忙地为大家解释,额外供应的由来,是因为大军一到,征粮征草,不能迅速交付,结果征集到的一部分,就在等待的时间中,消耗完了,说起来是双方的责任,不能只怪过境的军队苛扰。 “我在想,凡事要‘尽其在我’,我如今跟两位相约,第一、大军过境,我要求上宪,联络邻省,预先通知潼关,以便准备;第二、通知一到,应该备多少粮、多少草,派定以后,请各位尽快缴纳,一到即付,付讫即走,既不误戎机,又图个清静,何乐而不为?” “是!”朱嘉猷毫不迟疑地代表地方绅士应诺,而且有进一步的建议,“老公祖肯为地方费神,实在感激不尽。只要大军能够随到随走,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而且是乐于做到。我想,我们可以先缴粮缴草,请大人拨出仓库,预为存储;军队一到,立刻就有供应,至于谁该出多少,不妨随后再算。”。 “那就更好了!一言为定。” 果然,这个办法的效果很好,过境的军队,一到潼关,应该要什么便有什么,异常痛快。人心都是肉做的,地方上如此漂亮,军队也就不好意思骚扰了,随到随走,军纪肃然;而潼关市面也就大非昔比,以前大军过境,家家惶恐,胆小的甚至闭门不出,如今都是安居乐业,浑如无事。 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潼关附近各州县,连妇人孺子都知道“汤青天”这个美称。土豪劣绅,不敢也不能为恶;流氓地痞纷纷敛迹。”民间争执,知道什么叫讲理,先请左邻右舍,乡党长老排解;真到讲不清理时,才告到官府,因此,潼关备道茂门,落得个讼简刑清。 但是,汤斌自己却依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勤求民隐,兴修农田水利,为地方造产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他自己还忙着做学问,每夜一灯荧然,非到三更,不肯罢手。 推己及人,他觉得振兴文教是件万不可忽的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着手整顿潼川书院。 书院起于唐朝,唐明皇置“丽正书院”,招集文学之士,讲学其中,即为书院制度的滥觞。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书院大兴,最有名的是四大书院,而以白鹿洞书院为首。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德宗时,李涉、李渤兄弟归隐于此;李渤后来做了“浔阳江头”的江州刺史,便在白鹿洞修建台榭,成为一时胜景。其后南唐李家父子,素好文学;认为白鹿洞是个士子读书的好地方,下诏建立学馆,并给官田,以供学子薪水;派了李善道主持。称为“洞主”,而整个学馆,则称为“白鹿国库”,是南唐最高官学。 到了宋初,“白鹿国矿改为白鹿洞书院;以后渐次荒废。一人南宋,朱熹当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徽文,派官学教授杨大法勘查白鹿洞,接着又亲自去作视察,认为可以修复,也应该修复,于是白鹿洞书院,复又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乐土。 在白鹿洞书院,朱熹亲自订定了一篇学规,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伦为本,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而学做人的程序是:广泛涉猎的“博学”;学而不解则“审问”;问清了还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虽明,犹须“明辨”它的对与不对?是对的道理,便当“笃行”。同时他又申明做学问的目的: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虽为后世书院奉为圭桌,但书院并不能保持纯为做人而读书的那种高超的风格。在明朝,书院往往成为读书人论世干政之地,因此触犯忌讳,前后经过四次的摧残,到了末叶,终于有东林书院的名闻天下。 东林书院在无锡,是有气节的读书人,砥砺切磋之地;但以东林出身的,入仕以后,多居高位,于是无形中,有了一个与问党对称的东林党,成为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集团。这一番争斗,明朝既亡,犹复不止。清军入关以后,阉党的冯铨防备东林报复,反对设置书院;当政的旗下贵族。亦怕汉人借书院掩护,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诏令,不许设置书院。汤斌要考虑的,就是这一层关系。 在顺治九年有道上谕,责成各省学政,督率官学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书请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不过潼川书院既非新创,又不是结党干政,游食空谈,汤斌认为并不违反功令。 当然,书院还无法动用公款来维持,汤斌只能找到地方绅士,劝募一笔基金,也仍旧交由地方绅士管理,订立条规,置产收息,只用利息不动本。预定招收名额是正课二十名,附课视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课每月发给膏火银二两,附课减半。聘请朝邑的一位理学家雷子显主讲。名为“掌教”。 这样筹备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书院来肄业;报考的资格是不限制的,无论举人、监生、秀才,或者不曾进学的童生,都可参加。由于汤斌的实事求是,以及雷子显的道德文章,报考的有三百人之多。到了考试那天,汤斌亲自到书院照料;二月里的天气,春寒犹劲,考生一到,由汤斌带领的执事夫役,引到饭厅,先送上一碗滚烫的羊肉汤,条案上整箩筐的馍、大壶热茶,随意取用,初入书院,便令人从心底浮起温暖,向学向善之心,油然而起,一个个都在自誓,定要好好应考,取得高第,成为“正课”,在这潼川书院打下一个进德修业的基础。 考试的题目是汤斌与雷子显共同拟定的,叫做“盍言尔志”,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养。一上午考完,汤斌与雷子显立即阅卷;到了深夜,把三百本卷子看完,定了正课二十名,附课三十五名,第二天一早便已发榜,录取的即时人院,不取的也觉得很痛快,因为不曾耽误他们的工夫。 于是五十五名生徒,平日埋首钻研;逢初二、十六参加月课。其中一课名为“官课”,由汤斌开始,出题考试,评定等第,优等每名奖银二两,次等奖银一两;文字拙劣的,汤斌必定把他们找来,一个个细问学业进度,加以指点。到下一个月便是同州知府马呈祥主持;他的家累重,而俸人无多,捐廉所发的奖金便少些。然后又是各县县官到院出题考试,而不论是谁主持官课,汤斌一定要到书院来帮着照顾;因此,不但是书院中的生徒,就是主持考课的州县官,亦无不觉得这位“汤大人”循循善诱,跟他论学谈艺,确有一种身心俱泰的乐趣。 这样到了顺治十四年了西,是乡试之年。有个河南副主考丁澎,是杭州人,文名极盛,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与汤斌在京里相识,订交不久而极佩服汤斌的为人,所以出闱以后,特地经函谷道专诚来访汤斌,一叙契阔。 不想一到就病倒了,汤斌为他延医治病,代为办公事请病假,每天亲自看护医药;到年底病愈,正待启程回京时,来了一道上谕,指河南正主考黄钅心、副主考丁澎,主持试务有弊,为言官参劾,奉旨:“黄钅心着革职严拿察究,丁澎亦着革职察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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