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亚洲周刊报导，出席这个二十世纪末届年会的包括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朱寨，副会长顾骧、谢冕、潘旭澜、白烨、晓雪、杨匡汉及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清华大学旷新年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原伦，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吴思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阎纯德，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晓明博士，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广东批评家协会会长黄树森，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胡经代、陈剑辉等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各大专院校、新闻出版业的专家学者共一百二十余人。 关于如何看待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高获诺奖的事实，高行健坚持不做政治工具的姿态，值得文坛反思。高的作品及言论，势必成为日后研究的课题。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说，高行健获奖，出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他认为，没离开中国，高写不出《一个人的圣经》。这部作品写得非常放松，通过个人经历讲述历史，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可读性。“中国文坛对高及其作品当慢慢认识，研究界尤应关注他的发展。中国作协对高获奖的表态很政治化，心胸不够宽大，应有客观、有胸怀的报道”。 研究会新任副秘书长孟繁华认为，《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很好，诺贝尔奖没有胡来。国内一些评论和反应，源于没有读过高八七年后的作品，其次是有政治情绪，心理不平衡。孟指出，高行健作品的最大价值在于，对人进行重新追问与思考。“获诺贝尔奖的作品向为写作范本，它显现弱势文化希望被强势文化认同的诉求。但高的汉语作品得奖，遭遇却极冷淡，对中国写作界如此反应进行心理分析很有意义”。 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以鲁迅关于诺贝尔奖评谁都好，就是不要给中国人的提法为引子，直指中国当代文学界对高行健八七、八八年后作品的无知，是“集体的白痴”。他说，高获奖让中国当代文坛感受到的只能是☆辱。姚追问：“是谁造成这份☆辱？”原来，八十年代批评界对很活跃的高行健很熟悉，八九年后竟如此陌生如此不熟悉，以至他获了奖，大家几乎无话可说。姚指出：“是无法控制的权力，让我们这些吃批评饭的人暂时做奴隶而不知。”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