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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纳谏不纳谏，明明是皇帝的责任，而不是小民的责任，可是酱缸蛆用三棱镜的眼睛一瞧，事情就恰恰翻过来啦，成了皇帝没有责任，小民有责任啦。好像三作牌劝人不要开快车，那人非开快车不可，结果把路人撞了个半死，他倒没有责任，而三作牌的责任却大啦，这算啥逻辑哉？ 柏杨先生家乡门口，有棵古老槐树，据说槐树上住着一位狐仙先生，呼风呼雨，本领奇大，树上挂着一匾，有字曰：“诚则灵。”有一次我老人家屁股上长了一个英明的大疮，不知道向该槐树兼狐仙磕了多少响头，又不知道吃了多少香灰，结果该大疮仍然英明地往外流脓，我去找神棍论理，神棍曰：“你看那匾啦没有？诚则灵，这不是孤仙不灵，是你不诚。”想当年义和团之役，也有这种节目，大师兄交下咒语，只要那么一念，人人都成了金钟罩，洋枪洋炮打到胸脯上好像打到城墙上。等到后来尸伏如山，血流成河，找大师兄算帐时，大师兄也理直气壮曰：“怎能怪我，只能怪你不诚呀。” 呜呼，“诚则灵”，这是神棍、大师兄的堵嘴手段，酱缸蛆把这种手段用到政治上，皇帝老爷遂有百是而无一非，小民则有百非而无一是矣。不管皇帝老爷灵不灵，只管小民诚不诚。皇帝老爷所以不灵，只因小民不诚。吕祖谦先生把那些“不可与言而与言”的可怜烈士，大笔一抹曰：“未善也。”问题是，即令“善”啦，理也说明白啦，辞也达意啦，心也平气也和啦，行为也受到尊重，言论也受到信任啦，而皇帝老爷仍照样顽强如初，该怎么办？ ——不过，圈子似乎仍可以兜回到原处，原处仍是“诚则灵”，酱缸蛆的意思显然是，只要“善”啦，皇帝老爷一定会听，如果不听，就一定是不“善”。看起来好像政治性辩论法，辩来辩去，有权势的朋友有理，没权势的朋友没理，嗟夫，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别的学说都一脚踢掉，而独欣赏儒术，真是聪明绝顶。君看过《金瓶梅》乎？西门庆先生为啥不喜欢吴月娘，而偏喜欢吾友潘金莲？实在是潘金莲女士有她的几套。其中一套是，每当天寒地冻，她就不让西门庆先生从热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去厕所，而自动自发地让他把尿撒到她嘴里（柏杨先生引用这种古典音乐作例子，实在不好意思）。其嗲其诌，其降志辱身，怎不使臭男人舒服哉。不要说别的，仅只吕祖谦先生这种诚则灵的喝尿理论，就不亚于潘金莲女士，坐在金銮殿上的西门庆先生，怎不喜欢他？ 不过努力喝尿只能解决“诚”的问题，不能解决“灵”的问题。潘金莲女士虽然喝了尿，西门庆先生该乱搞仍然乱搞，到处跟女人睡觉。吕祖谦先生喝尿的结果，皇帝老爷仍不能行仁政，又该如之何耶？潘金莲女士还可大哭大闹，偷书童，偷女婿，给西门庆先生也戴戴绿帽子。儒家既没有这种手段，也没有这种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台北市公共汽车屁股后写的：“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善”的意义乃变了质，这又回到前面说的那种极端的自私上啦，盖“与愚人画策，其死宜也。”对付愚人最“善”的办法，莫过于沉默寡言，只求自己无灾无难到公卿，国家事管他娘。说老实话固然“未善也”，就是多说话也是“未善也”。最“善”的妙着莫过跟屎壳郎一要，紧抱着臭屎球不放，天塌啦把大家全砸死都没关系，只要别碰它那块臭屎球。而这臭屎球，在我们这种走错路的文化里滚来滚去，滚得又坚又硬，连原子弹都轰不垮。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能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绝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能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艺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也。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的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不能沾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也。 自私心人皆有之，未可厚非，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是：“俺可以在里面弄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臭屎球死也不放，你说，怎不教人柔肠寸断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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