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教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欤？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 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幸灾乐祸，自私自私，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载《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国外居住过，又曾回国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国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国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地，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的挤和斗，受不尽的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有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王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阔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薰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分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抛于一旦，真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载《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也。 李国鼎先生指出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呜呼，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叫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呀，俺好漂亮呀！”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