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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光辉日增：诸如；
——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峰。
——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
葡萄牙商人远来中国，从浑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门，作为殖民地。
——路德焚毁天主教教皇谕旨，向沉重而错误的传统权威反抗，欧洲人的灵性复苏。
———麦哲伦航海环绕地球一周，证明地球确是球体。
——西班牙人开始涌入新大陆，大量殖民，占领古巴、墨西哥、秘鲁。又在亚洲占领菲律宾群岛。
——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太阳才是。
——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试验物体落下速度，发现落体定律，后来又发现摆动定律，在此定律下，钟表出现。
但中国人仍被酱在大黑暗时代，仍继续把精神和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如大礼议）和可哀的（如三年之丧）的争执上。全国二片八股文的吟哦声，诏狱的廷杖声，和抗暴的呐喊声。
中国开始遥远地落在欧洲之后。
本世纪（十六）一五○五年，明王朝第十任皇帝朱祐樘逝世，把十五岁的儿子朱厚照托孤给两位宰相谢迁和刘健。
然而朱厚照是一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他冥顽不灵的曾祖父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事实上刘瑾一直崇拜老前辈王振的风范。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仅只这个名词就使人不寒而栗。不过八虎最初并没有干预政治的念头，他们只是引导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于声色犬马。于是谢迁、刘健跟各部部长（尚书），联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托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为恐惧，他们只要求保留性命，愿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但谢迁、刘健根据“君子小人不并立”、“除恶务尽”的格言，坚持必须全体处斩。八虎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当然加上一番足使一个大孩子跳起来的挑拨刺激，于是朱厚照果然发现谢迁、刘健的阴谋原是使皇帝陷于孤立。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为皇帝一定会下令把八虎砍头时，皇帝却下令把谢迁、刘健撤差。
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刘瑾对朱厚照的控制力量，从下列事件上可以看出，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捡起来看，原来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就在状上批示：“你所说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的人，我偏要用。”但刘瑾仍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在奉天门（宫门之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兵部主事）何钅弋、进士陆伸，跟北京地方法院法官（顺天府推官）周臣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状来自宦官内部，跟政府官员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上述的两件事显示出刘瑾已威不可当，自然而然地，他的摇尾系统迅速成立。宰相焦芳、刘宇，内政部长（吏部尚书）张彩，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刘瑾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私宅决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下列的两项：
一 设立“内厂”和创立罚米输边制度刘瑾为了加强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厂。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镇抚司、东厂、西厂外，又多了一个内厂。五个血腥的杀人机构并立，凡跟宦官拒绝合作的官员和人民，一律宣称他们贪污有据，照例地延杖拷打。同时刘瑾还发明了另外两种刑罚。即戴重枷和罚米输边。巨枷的重量达七十五公斤，一个人如果被判决戴枷示众三日，他就死定了。罚米输边，从数百石到数千石，由“罪犯”家属直接运到九边要塞，作为军粮。它只是一种从刑，主刑往往是延杖或贬窜，如退休的前任国防部长刘大夏，被贬到军营作苦工，附带罚米二千石。一个人一旦得到这种处分，就等于破产，但破了产也不能免除输边。如果没有地方借贷，他跟他的家人就会死于追赃的拷掠。
二 建立镇守太监定期调任制度我们回忆上世纪（十五）交趾省（越南北部）的丧失，对肇事的宦官马骐，一定还有印象，他的官衔是监军太监。这种制度有它的历史性，可以上溯到八世纪。但上世纪（十五）与监军太监同时并设的，还有一种镇守太监，却是明王朝的发明，到了本世纪（十六），已成为一种“祖宗制度”（祖制），而祖宗制度的特点是：永不可以变更。即由皇帝派出亲信宦官，到各省和各重要城市，长期驻留。这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如织造太监、税务太监、矿务太监。他们既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皇帝的代表，那就跟一个土匪一样，所到之处，贪污勒索，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政府方面的唯一对策是：“养饿虎不如养饱虎”，使他们大贪特贪之后，胃口变小，所以要求皇帝不去调动他们。但刘瑾当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旧人调回，而放出他的同党，这批饿虎迫使全国民怨沸腾。
刘瑾于一五一○年被杀，死于八虎的内哄、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向朱厚照密告刘瑾谋反，朱厚照激动起来，刘瑾就活不成了。刘瑾当权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刘瑾死后，另一位宦官钱宁和边防军的一位军官江彬，接替刘瑾的位置，当人们盼望国刘瑾之死而有所转变之时，朱厚照在二人引导下，到南中国游荡，奸淫烧杀，比强盗还要凶暴。
——注意一个使人惊奇的现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结束他烂污的一生，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囗继位。因为朱厚囗是以亲王的身分入承大统，于是发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朱厚囗在皇位世系上的关系位置，我了用下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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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囗则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接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囗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作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而生。那就是说，朱厚囗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最初提出时，刚刚即位，年才十五岁的朱厚囗，便直觉地感觉到不对劲。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朱厚囗的父亲早死，他是一个独子，当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湖北钟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县），听到这个消息时，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失去了儿子，她气愤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
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延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工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囗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囗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延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延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必须朱厚囗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囗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囗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囗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延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囗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囗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囗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囗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囗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囗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延杖后贬窜到蛮荒边区。
朱厚囗在父母的称呼上，因父子至情，闪电似的爆出一线灵性。大礼议过去之后，闪电熄灭，不久他就恢复了他祖先传统下来的冥顽不灵。
朱厚囗在宦官群的引导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热切。但他并没有把道教福音传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颗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权力，召请天下法术高超的道士，建筑华丽的祭坛，用美好的中国古文颂词，向天老爷——玉皇大帝谄媚哀求的话，一定能感动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抵，保佑他逢凶化吉，长生不死。于是，建醮（筑坛祭神）和《青词》（用红笔把拍玉皇大帝马屁的颂词，写在青颜色的符篆纸上，在祭坛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为政治上的两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囗建议，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触，静心修炼，就可得到炼金的法术和得到纪元前三世纪赢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长生不死之药。朱厚囗乐不可支，一五四O年，他宣布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监国），而自己准备退居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静宅）十二年，十二年后即可修炼成功，然后以神仙之体，再出来执政。交通部长（太仆寺卿）杨最，上谏章抨击这种修炼之术，说它完全是谎话，不可相信。朱厚囗大怒（因为戳破了他的白日梦），把杨最逮入镇抚司诏狱，用廷杖拷死。朱厚囗经过这次扫兴，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从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员接触。明政府又回到断头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囗自一五四○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拟”（宰相签注意见）和“朱批”（皇帝红笔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绝如缕地联系。朱厚囗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长生”上，对骨肉亲属的感情，非常淡薄。对政府官员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礼议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于是，在断头政治期间——正是本世纪（十六）中叶，他只信任他认为无党无派，孤立于群臣之外的宰相严嵩。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歌颂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最奇异的是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朱厚囗写给内阁的，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没有人能看得懂。严世蕃却能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适应朱厚囗的心理状态。这使得朱厚囗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宰相严嵩，严嵩也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儿子严世蕃。
严嵩的唯一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囗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囗大脑上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囗自以为十分英明，严嵩在朱厚囗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囗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囗的过失。朱厚囗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囗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囗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朱厚囗用官位玩弄严嵩，严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囗。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机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囗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赦，唯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囗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囗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囗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囗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囗的了解，超过朱厚囗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囗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囗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荒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囗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在这种断头政治和这种纵容贪污的社会条件之下，上世纪（十五）遍地爆发的抗暴民变，进入本世纪（十六）后，更如火如茶，全国人民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以上大规模的暴动。有些被明政府迅速扑灭，有些则战斗数年或数十年。如汤麻九集团，占据孝丰（浙江安吉）一带一万余平方公里，达二十余年。徐九龄集团，占据建昌（江西永修）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三十余年。陈阔口集团，占据下历（江西定南）、和平（广东和平）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四十余年。这种长期的跟明政府对抗，组成国内之国的现象，是大黑暗时代中政治腐败、宦官当权和断头政治特有产物之一。
我们再把其他重大的人民抗暴行动，列为下表摘要的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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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六集团发生在河北心脏地区，跟首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他们分成数个支队，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游击战，大肆杀戮贪污官员和被称为“乡绅”的大地主。他们在初起事时，一度想向政府投降，曾透过宦官张忠向皇帝请求赦免，张忠要白银二万两的贿赂，才肯保证下大赦令，而更大的宦官刘瑾的家人，又另外索取一万两，刘六集团无力缴纳，虽经更加努力劫掠，仍不能凑足。一五一一年，剿匪总司令（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统京营兵）马中锡，派人招降，态度十分诚恳，刘六深为感动，决心归附，但他的弟弟刘七说：“现在宦官当道，马中锡自保都不容易，他怎么有力量实践他的承诺？”刘七的判断十分正确，马中锡不久就被宦官逮捕，死在锦衣卫诏狱。
朱寘钅番是一位亲王，他本身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不忍看到人民所受的迫害。事变发生那一年，刘瑾派他的摇尾系统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地区测量耕田，征取马匹及追缴人民历年所欠的地租。连年旱灾，人民早都成为赤贫，但周东仍然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法庭之上，每天拷打，后来更牵涉到军中屯日战士和低级军官，军民的愤怒一时爆发，拥戴朱寘钅番当领袖，发动军民联合的抗暴行动，包括周东在内的贪官酷吏群，全被砍头。
朱宸濠也是一位亲王，他的叛变目的跟朱寘钅番不同，只不过想当皇帝而已。但他的叛变行为，却是贪污的产品。他利用巨额的贿赂收买宦官钱宁和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陆完。朱宸濠的父亲因为作恶多端，中央政府曾把他的亲王府的守卫撤销。在钱宁、陆完的建议下，朱宸濠获准恢复，他就用这支警卫军作他的基本武力，向中央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结果因阳明学派创始人王守仁抄他的后路而迅速失败。
最奇异最悲惨的是杨金英集团。她们都是美丽的妙龄少女，充当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的宫人，乘朱厚囗熟睡的时候，把绳索套到朱厚囗的脖子上、企图把他勒死。可是她们太紧张了，竟打了一个活结，以致把朱厚囗勒昏之后，误以为已经死了，就急忙逃走，却不知道绳索一松，朱厚囗竟悠悠苏醒。杨金英集团在意料中地被残酷地处决——磔死。宫廷的事，肮脏恐怖而秘密、没有人知道她们为什么要杀朱厚囗。但我们可以判断，无疑地由于仇恨，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迫使她们用谋杀的手段，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杨金英事件是中国宫廷第二次透露出来宫女对暴君的激烈反抗（第一次是四世纪九十年代，张贵人谋杀晋帝国皇帝司马曜），也显示明王朝宫廷的黑暗，更甚于其他王朝。
(口孛)拜当过宁夏军区的高级指挥官，早已退休。宁夏军区司令官（宁夏巡抚）党馨，是一位标准的小官僚。严冬已深，而军中冬天的衣服装备和冬季的粮饷，仍扣留不发。战士们向将领请愿，将领们向党馨请愿，并且婉转地向党馨建议，假如不能现在马上发，那么，把从前积欠的粮饷先发也可。党馨严词拒绝，他的理由是：“这种动不动就向上级请愿的作风，不可以鼓励。”有人暗示他，这样做可能激起兵变。党馨冷笑说：“难道他们不怕全家砍头吗？”战士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冻饿至死，一是叛变。他们选择叛变，拥护(口孛)拜起兵。当党馨发现竟然有不怕全家砍头的勇士时，他慌了手脚，逃到水洞里发抖，但仍被搜出杀掉。
抗暴行动最后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抗暴不止。
当全国抗暴蜂起之际，东南地区发生倭寇的灾难。
倭寇，即日本海盗。
倭寇对中国的伤害，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上世纪（十四）末叶到上世纪（十五）三十年代，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侵犯，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恰是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期间），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十四世纪末叶，浙江省反抗蒙古人统治的革命领袖方国珍的势力，虽然被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吞，但他的若干部属，跟日本的海上亡命之徒勾结，在沿海劫掠不息。朱元璋简单的头脑无法处理广阔的海洋上的事务，于是他下令“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禁止中国渔民们捕鱼，而且把沿海渔民和船户，统统编入军籍，改做战士。这种作法只能伤害民生，不能根绝海盗。适逢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南北朝结束，南朝被并，一些不肯向北朝屈服的巨僚，向中国发展，也加入了海盗行列，声势就更浩大。
上世纪（十五）初，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改变闭关政策，一面准许日本跟中国作正规的贸易，一面加封日本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请他加强海禁。足利义满虽然拒绝日本国王的封号，但对正规贸易感到满意，所以对骚扰中国的海盗，严厉剿捕，沿海社会秩序遂渐渐恢复正常。
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而总是把他的征夷大将军（幕府）或最高执政宫（关白）当作国王。
中国沿海保持八十余年的平静，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先后到达当时中国东方最大的港口宁波（浙江宁波）。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商船到达后，由市舶司（海外贸易管理处·海关·招待所混合机构）检查报税，并设宴款待。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市舶司首长是一个贪污的最好位置，所以由皇帝直接派宦官担任，合法的收入呈献皇帝，非法的收入下宦官腰包），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气得暴跳如雷，要殴打瑞佐。赖恩袒护瑞佐，更暗中帮助他准备军械。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走。宗设追击，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政府的反应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认为一切罪过都由于贸易，就把市舶司撤销，一些高级官员坚持这样作才能发扬中国的国威。
问题是，政府主持的贸易机构虽然撤销，但贸易不会停止，只不过由政府转到了民间。日本商船队到达后，改由当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作为代理店。最初双方合作得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中国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日多，最多的达一万余两，少的也有数千两。日本人不断讨债，那些富商使出种种推拖手段，等到实在推不下拖不下时，就索性逃得无影无踪，明政府对这种骗局根本不管。日本商船队吃了哑巴亏后，只好转而委托有声望绝不致逃掉的“乡绅”，想不到乡绅的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更多。日本商船队不得已，就停泊在沿海岛屿坐索。乡绅们大为烦恼，最后想出了砸锅补锅妙计，他们警告地方官员说：“倭寇为患，不是突发的，有它的历史性，现在又横行海上了。听说他们杀人掠财，无所不为，如果不早日扑灭，恐怕有严重的后果。”政府官员跟乡绅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果然出动军队，要把讨债的日本商船队当海盗进剿。乡绅却适时地向日本商船队透露军队出动的消息，教他们逃走。日本商船队十分感激他们的照顾，欠债就更多起来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诈欺花样，日本商船队被愚弄了二十余年。最后，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队的忍耐达到饱和，就占领了若干岛屿，誓言得不到债款，决不回国，中国如果用武力对付他们，他们就用武力对抗。
乡绅们发现法宝已不灵光，只好请明政府的军队真的向日本商船队攻击，日本商船队早已准备妥当，从本国带来的武装部队，即登陆应战。并把那些进剿的明政府军队击溃，索债军跟在溃兵屁股后，一波一波地攻城掠地。于是战斗蔓延三省：浙江、福建、南直隶（江苏省）。日本正当的贸易商人，遂被迫变成“倭寇”，他们因对明政府官员和奸商痛恨入骨，就把全部愤怒加到所遇见的无辜的中国人身上，所到之处，备极残酷。
这场灾祸历时十九年之久，到了一五六四年，以抗倭而成名的将领戚继光，才把已失去索债初意，全成为海盗的日本最后一支突击部队，在仙游（福建仙游）消灭，倭寇才告平息。中国为那些贪官奸商所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死亡和广袤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区全部残破。——仅杭州一城，日本所杀的中国人的血，就汇流成河。
中国东南地区倭寇的灾难正严重时，北方的外患又起。
瓦拉部落于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被刺身死后，向西方撤退。蒙古诸部落又回到塞北故地，经过无数次流血火拼，到了上世纪（十五）七十年代，一位年仅七岁，名叫巴图蒙和的孩子，蒙古帝国第二十任大汗脱古思帖木儿的六世孙，被各部落拥立，号称达延汗——我们猜想这可能是“大元汗”——大元帝国可汗的谐音。这位达延汗年事渐长，发挥出他的才能，再度把蒙古统一。在完成统一工作的过程中，他专心对内，中国边境得以保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平静。这个中兴的蒙古帝国，恢复到十三世纪成吉思汗铁木真攻击金帝国前的初期版图。
但是，巴图蒙和到底不是铁木真，他没有力量并吞中国。而他的组织才能也只限于他在世之日。本世纪（十六）四十年代，巴图蒙和逝世，帝国立即瓦解，分裂为下列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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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鄂尔多斯部酋长吉囊和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俺答尤其强悍好战。他们都是达延汗巴图蒙和的后裔，在巴图蒙和在世的末年，便开始向中国侵袭。四十年代后，更变本加厉，经常攻破长城，深入太原（山西太原）、平凉（甘肃平凉），烧杀掳掠，如入无人之境，明政府的边防军无力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腐败的政府不会有能作战的军队。
一五四六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三边指长城三要塞：固原、宁夏、延绥）计划把鄂尔多斯逐出河套，把国防线从长城向北推移五百公里，以黄河为界。他向皇帝朱厚囗建议训练精兵六万人，再加上使用当时最新式火枪的现代化装备的部队二千人，每年春夏之交，携带五十天的粮秣，水陆两道同时出发，向河套扫荡，焚烧牧草和蒙古人积存的粮食。每年如此，三年之后，敌人被饥饿所迫，只有退出河套，然后就在阴山跟黄河之间，修筑新的防线，可以一劳永逸，并且使土默特部有后顾之忧，不敢东进。
朱厚囗被这个雄壮的建议大大地感动，立即交给国防部作进一步的研究，当国防部弄不清皇帝的意向，不敢表示意见时，朱厚囗大发雷霆，下谕旨说：“敌人盘据河套，为中国边患已久，连年破关入侵，使我日夜不安，而边疆将领中从没有一个人为我分忧。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规模壮伟，国防部为什么迟疑不决，拿不出主意？”下令先发给曾铣白银二十万两调度使用。曾铣深庆他遇到盖世英主，积极准备。
但是，没有人对疯狗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忽然发作咬人，对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亦然。事情突然变化，首席宰相（中极殿大学士）夏吉，全力赞助曾铣。而次席宰相（建极殿大学士）严嵩，则正积极排除夏言，河套战略正供给他攻击夏吉的工具。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理由，只知道严嵩和宦官勾结，在宫廷中秘密下手，终于使朱厚囗作一百八十度改变。一五四八年，当国防部把实施攻击的详细作业拟妥，而且刚刚呈请批准时，朱厚囗忽然下了一道谕旨说：“驱逐河套的敌人，出兵是不是有名？粮秣是不是够用？胜利是不是有把握？曾铣一个人不可惜，而人民受到荼毒，谁负责任？”这是一种当权人物翻脸时特有的口吻——中国人称之为“官腔”，官腔一出，已不是理性可以解决的了，全体官员大为惊愕，严嵩立即公开反对擅开边衅。于是，曾铣、夏言全被处斩。
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不因朱厚囗的昏聩而心肠软化，明年（一五四九），俺答直抵大同、永宁（北京延庆）一带，大掠而去。又明年（一五五○），攻陷古北口（北京密云东北），破长城而入，包围北京。这是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围城后，北京再次被围，两次相距恰恰一百年。朱厚囗惊恐过度，把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丁汝夔杀掉泄愤。但他不承认杀错了曾铣，反而坚称这正是曾铣妄图开边，激起敌人的报复。
北京好容易解围，俺答杀够了中国人，抢够了中国人的财产之后，满载而归。但北中国全部暴露在这个蒙古部落的铁蹄之下，万里长城在腐败的边防军手中，已不发生作用。俺答几乎每年都要攻破长城，南下大大地劫掠一次。边防军将领们无可奈何，唯有把逃难的一些难民，提来杀掉，当作杀敌报功——其中有多少使人伤心落泪的事迹。然而，俺答年纪渐老，而且他和他的部落人民，都信奉了从西藏传过来的喇嘛教。开始厌倦战斗。七十年代时，又发生了一件桃色事件。遂使他们永无休止的侵略，蓦然结束。
桃色事件的男主角就是俺答，女主角是俺答的外孙女三娘子。三娘子美丽绝伦，身为外祖父的老混蛋俺答却把她纳为姬妾。三娘子的未婚夫不答应，跟俺答理论，俺答没有办法，只好把孙儿把汉那古的未婚妻，改嫁给三娘子的未婚夫。现在轮到把汉那吉恼火了，他说：“这算什么话，外祖父娶外孙女，祖父把孙儿媳妇送给别人。”就率领他的家人，逃到中国。边将们痛恨俺答，一致要求杀掉把汉那吉，幸而大同总督王崇古有政治头脑，坚持予以保护，又请中央政府委派把汉那吉一个中级军官（指挥使）的职位。
俺答的原配妻子恐怕她的孙儿被中国杀掉，日夜不停地向俺答哭闹咒骂，这个老混蛋在头脑清醒时还是有理性的，他既懊悔又惭愧，于是率领十万人的强大兵团，越过边界二直指大同，准备在发现中国杀了他的孙儿后，即发动攻击。王崇古知道他的用意，派人前去谈判和解，保证他的孙儿还结结实实地活着。俺答不肯相信，差遣他的亲信到大同窥探，看见把汉那吉穿着中国军官的制服，正在那儿骑马取乐。俺答惊喜说：“中国竟没有杀我孙儿，我从此也不再攻打中国。”
中国北方的外患，就这样戏剧性的停止。
俺答死后，三娘子掌握大权。她不但美丽，而且极有才干和见识，她发现跟中国和解，接受中国的封号所得到的赏赐，要比劫掠得到的还要多，所以她始终臣服中国，作为中国的屏藩。本世纪（十六）最后三十年，以及下世纪（十七）初叶，三娘子在世期间，两国边界保持一段长期的和平。
跟俺答和解的前四年（一五六六），朱厚囗逝世，他在位四十六年，带给中国半个世纪的痛苦。他的死使中国人照例松一口气，由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任。朱载垕在位七年，于一五七二年逝世，由他的十岁儿子朱诩钧继任。
当朱载垕刚死，朱诩钧还没有登极时，首席宰相高拱跟次席宰相张居正，争斗激烈。张居正跟宦官巨头——司礼太监冯保勾结，利用主少国疑，千载难逢的机会，由冯保设下网罗，向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告密说：“高拱在朝堂上向群臣扬言：十岁的孩子，怎么能担起皇帝的重任？”高拱即令是一个白痴，也不敢公开讲这种杀身灭族的话，但在官场倾轧中，问题不在他讲不讲，只要有人坚持他讲就够了，李太后颜色大变，立即把高拱免职，擢升张居正为首席宰相。
张居正使用的显然是一种不尊严的手段，但不能责备他，明王朝三百年间，所有高级官员都必须有宦官的支持。只有少数人敢跟宦官对抗，但不是死于诏狱，便是死于穷困。
张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负责任而又有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荣华富贵为满足，他雄心勃勃，企图对政府的腐败作一改革。但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主要的措施在于加强行政效率，下级官员必须对中央命令彻底执行，不能敷衍了事。张居正屡次调查户口、测量耕田、整理赋税，使负担过多的穷人减少负担，使逃税的“乡绅”纳税。又大举裁减不必要的官员，缩小若干机关的编制。最有成绩的是，张居正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守御北方边疆。
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准许他率领一手训练的击败倭寇的浙江部队。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只有浙江部队因没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动，边防军大吃一惊，从此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军纪军令。这件事说明边防军的腐败（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万里长城所以抵挡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张居正所以进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们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纪（十六），正是大黑暗时代，对改革的反对当然更加强烈。张居正所作的这种外科医生的手术，严格地说还谈不到改革（更谈不到高一级的变法了），只不过稍为认真办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对，却同样可怕。一是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如被裁减的人员，被增加田赋的“乡绅”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习惯性的反对，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不幸的是，张居正又因为父亲亡故的守丧问题，触犯了儒家的礼教。
张居正的父亲于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礼教的规定，作儿子的必须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守丧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权下令征召守丧中的儿子继续供职。皇帝朱翊钧倒是下令征召张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员的喧哗，一种是卫道之士，他们认为纵然有皇帝的征召，但儒家正统思想不能违犯，不守父母三年之丧，跟禽兽没有两样。另一种是锐进之士，希望张居正马上退出政治舞台，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这场争执虽没有大礼议事件那么死伤狼藉，但也热闹了一阵。使张居正的仇人布满天下。
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
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
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立即向他们采取报复行动，任命冯保的死敌张减当司礼太监，把冯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着宣布张居正的罪状，下令抄没他的家产。张居正是荆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员在谄媚奉承宰相之家十余年后，为了表示对新当权派的忠贞和对“罪犯”的深恶痛绝，还没有得到正式命令，一听到风声，就派兵把张居正家团团围住，门户加锁，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员张诚到达时，已有十余人活活饿死。
张居正的失败是注定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绝不允许他成功。他失败后，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渐化为乌有。一切恢复原状，黄河照旧泛滥，戚继光被逐，边防军腐败如故，守旧的士大夫、乡绅、宦官，一个个额手称庆。
张居正死后不久，日本大举侵略朝鲜王国，中国第一次武装援助朝鲜。
朝鲜王国和安南王国，是中国南北两个最忠实的藩属，他们除了有一位国王和使用一种跟中国大同小异的文字外，事实上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省。中国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宗主国，但从不过问他们的内政。
日本帝国在本世纪（十六）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将丰臣秀吉。他统一了全国，担任国家最高执政官（关白），天皇便成为一个虚名。丰臣秀吉在国内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后，日本三岛已不能容纳他的野心，他决定征服朝鲜。
朝鲜得到日本即将入侵的情报，对于文化落后的蕞尔小国，竟敢动高度文化大国的脑筋，感到不能置信。为慎重起见，一五九O年，特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调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代表团于翌年（一五九一）返国，提出两份内容恰恰相反的报告，团长黄允吉认为日本一定会有军事行动，副团长金诚一则认为冷战有可能，热战绝不可能。朝鲜国王李(日公)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黄九吉说：“光采焕发，具有胆略。”金诚一说：“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
——判断，是人类最高智慧的表现。判断如果错误，就必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小焉者是个人的失败，大焉者是国家受到伤害，甚至灭亡。对同一现象，竟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事实上有时候还产生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判断），跟当事人的智慧见解，生活体验，以及心理背景，有密切关系。
朝鲜政府经过研究之后，决定采信副团长金诚一的判断。那时朝鲜的李王朝跟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样的腐败浑噩，他们不愿意受到攻击，所以不相信会受到攻击。
第二年卜五九二），丰臣秀吉统率海陆军十五万人，渡过对马海峡，在朝鲜半岛的釜山城登陆。朝鲜不堪一击，日军长驱直入，抵达首都王京（汉城）。王京陷落，国王李(日公)逃到北方的开京（开城）。开京又陷落，又逃到更北方的平壤。平壤又陷落，李(日公)于是逃到跟中国一水之隔，鸭绿江畔的义州。日本兵团自四月在釜山发动攻击，到六月夺取平壤，只不过三个月时间，朝鲜全国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义州一个孤城。李(日公)向中国告急，他认为复国无望，请求举族内迁。
中国这时正逢宁夏军区(口孛)拜兵变，兵力集中在西疆，一时不能调遣。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石星就派遣精通日本语文的沈惟敬，作为中国使节，前往日本占领下的平壤，了解情况。沈惟敬到平壤后，日本大将小西行长表示：“日本无意跟中国为敌，我们愿跟中国共同瓜分朝鲜，以大同江为界。中国如果同意的话，日本就撤出平壤，退到大同江以南。”沈惟敬回报，中国拒绝，认为必须维持朝鲜领土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这一年九月，(口孛)拜事件平息，中国大将李如松率援朝军出发。
李如松于十二月渡过鸭绿江，跟国王李(日公)会合。明年（一五九三）正月，开始进攻，张居正整顿后的武装部队，仍有残存的优良纪律和战斗力，日军大败。援朝军追击三百余公里，克复平壤。再追击一百五十余公里，克复开京（开城）。日军节节失利后，在王京（汉城）北十五公里碧蹄馆，布置埋伏，由间谍向李如松报告说：“日本人已放弃王京，向南逃窜。”李如松这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十分骄傲。他轻骑急追，在碧蹄馆陷入重围，战马跌倒，他的头部受伤，虽然援军仍将日军击退，但损失惨重，锐气已消。
然而，日本也无力反攻，而且鉴于平壤之败，不敢固守后勤交通线有随时被切断危险的孤城，不久真的放弃王京（汉城），撤退到朝鲜半岛南端最初登陆地的釜山。车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长：等候命令。这时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鲜全国光复。如果换了有些大国，可能会趁此良机，把朝鲜一口并吞。然而中国却命国王李(日公)不必内迁，还都王京（汉城），李(日公)像中了马票一样的大喜过望。
日本退守釜山后，中国援朝军在外围布防。国防部长石星主张谈判解决，国王李(日公)也向中国要求如此。这件艰难的工作由沈惟敬担任，最后中国允诺加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允许日本贸易，日本则允诺撤出釜山。一五九六年，中国派遣使节团前往丰臣秀吉所在地大阪（当时日本首都仍在京都），举行册封典礼，朝鲜也派一个代表团陪同观礼。然而，日本的谈判不过是一个骗局，丰臣秀吉需要时间重新集结兵力。我们一眼就可看出，他不能接受日本国王的封号（好像连精通日本语文的沈惟敬，也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皇）。于是等到中、朝两国代表团抵达大皈之后，丰臣秀吉指摘两国代表团的代表，官位太低，礼物也太薄，不但瞧不起日本，也瞧不起中国。一方面要求中国惩罚朝鲜，一方面在釜山发动第二次攻势。
丰臣秀吉的背信，影响两个人的生命，一是国防部长石星，一是和平使节沈惟敬，这两位从事和解的人物，被勃然震怒的明政府皇帝朱翊钧下狱处决。然后命杨镐、邢玠两位大将，分别围堵。杨镐是著名的债帅人物，他在釜山北方被日本的凌厉攻势击败，死伤惨重，只身逃脱。幸而邢玠终于挡住了日本陆军，并用海军骚扰日本的海上补给线，日军的处境不久就岌岌可危。
一五九八年，即本世纪（十六）最后第二年，丰臣秀吉在大阪逝世，遗令退军，留在釜山的日军才行撤退。其实即令丰臣秀吉不死，日军因粮道不绝如缕，也会撤退。但丰臣秀臣之死，使他们撤退有名，保持了颜面。
——七世纪时，日本出兵朝鲜半岛，还可以说是援助百济王国对抗新罗王国。本世纪（十六）这一次，则连一个借口都没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对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国干预，朝鲜早已灭亡。日本似乎总是气咻咻的，稍微有一点力量，就企图奴役他的邻国，不管这邻国对他多么友善。
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也是中国第一次保卫朝鲜，自一五九二年到二五九八年，历时七年。日军撤退后，中国援朝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战士的鲜血，洒遍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
当援朝战役结束时，本世纪（十六）也告结束。
让我们暂时抛下使人昏眩的政治军事，走到另两个宁静的领域，一是学术思想领域，一是文学创作领域。学术思想领域中，本世纪（十六）兴起一种新的思潮，即阳明学派。文学创作领域中，则进入了小说时代，连续出现三部伟大的小说。
我们先叙述阳明学派。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起，中国的正统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崇古思想。纪元后十一世纪，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派，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大黑暗时代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都是仁义道德，而行为上不能实践，以致满坑满谷的仁义道德，都成了专门外销给别人的出口货，阳明学派针对这种流弊而生。
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朱熹，要复杂曲折得多，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也比朱熹为高。王守仁当过小官，下过诏狱，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当过大官，统过大军，擒过叛王，扑灭过民变，最后被皇帝封为怕爵。
王守仁于本世纪（十六）初，当南京国防部的科长（南京兵部主事），因为竭力拯救被宦官诬陷的朋友，触怒了大宦官刘瑾，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打四十廷杖，然后贬窜到距首都航空距离一千七百公里外的龙场驿（贵州修文），担任驿站站长（驿丞）。龙场在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迹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丧和绝望。但就在那里，使他过去一直感到困扰的，理学家们何以言行不符的丑陋现象，豁然开朗地得到了解决方法。王守仁曾筑室阳明洞，研讨学问，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说，包括下列两个主题：
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致，即实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觉。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仅自命为知道了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
自从十二世纪朱熹利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传播理学思想，讲学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讲学跟学校不同，讲学是公元前五世纪孔丘式的（在西方，柏拉图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因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纯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肄业年限，也不限定授课的场所。这种讲学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对自己的理论建立严谨的课程，教师只是随时随地的，想到那里，讲到那里。学生们固然可以追随教师数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谈几句话，即恍然大悟，满载而去。王守仁即用这种儒家学派的传统方法，传播他的学说。当一五一九年，朱宸濠亲王在南昌（江西南昌）叛变时，王守仁正担任江西省南部军区司令官（南赣巡抚），他率领大军，迅雷不及掩耳地进攻南昌，把朱宸濠擒获。即令在如此军事倥偬之际，他仍然讲学不辍，从各地投奔他的学生，跟他的卫士一样，他走到哪里，学生们跟到哪里。
阳明学派对理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理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理学家发现这种指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恼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赢政大帝的第二号魔鬼。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
可是阳明学派思想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而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正。于是，到了后来——王守仁逝世一百余年的下世纪（十七）中叶时，阳明学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堕落的阳明学家跟酒肉和尚一样，认为贪赃枉法，照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圣人，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
其次，我们叙述三部小说。
中国文学的发展，像一列车厢分明的火车，从纪元前五世纪的《诗经》，发展到纪元前四世纪的《楚辞》，再发展到纪元前二世纪的汉赋，然后发展到八世纪的唐诗，十一世纪的宋词，十三世纪的元曲。到了本世纪（十六），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小说时代，有三部代表中国文学高度成就的长篇小说，先后出现。
三部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人说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有人说他是十四世纪人，有人说他是上世纪（十五）跟本世纪（十六）之间的人。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文学，描写第三世纪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对抗的经过和最后终于统一的故事。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第十世纪后，曾出现讲述这些故事的稿本，那时还没有“小说”这个名词，只称为“评话”。到了本世纪（十六），罗贯中用他的才华把它们加以整理组织，遂成为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巨著。在这部小说中，蜀汉帝国的宰相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会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道教巫师。大将关羽，因他对义兄刘备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称为忠义人物的典型，死后且被世人尊为神抵。另一位大将张飞，以直爽鲁莽、粗犷闻名于世。中国古典戏剧中有太多的主题，取材于这部小说。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罗贯中一样，历史上没有确实的记载，据说曾当过钱塘（浙江杭州）仓库的管理员。我们姑且猜测他生在罗贯中之后，因为他写的《水浒传》，用的是流畅而成功的白话文（《三国演义》还是用文言文，虽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这是他大胆的革命创举。
十二世纪初叶，宋王朝酒肉皇帝赵佶在位时，曾经有三十六个骑士人物，以山东省梁山泊为根据地。梁山泊是山东省梁山县梁山之下的洼地湖，古代钜里泽的遗址附近。十二世纪时，黄河溃决，遂成为一片汪洋。这三十六个行侠仗义的骑士人物，纵横华北大平原，专杀人民所最痛恨的贪污官员和土豪恶霸，抢劫富家的财物，救济贫民。这种行为被广大的群众歌颂为“替天行道”。骑士们生龙活虎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达数百年之久。但直到施耐庵手中，才被组织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同样高的巨著，而三十六个骑士，也增加三倍，成为一百零八位梁山泊好汉。
全书精神是一种“官退民反”的痛苦呐喊，施耐庵用无懈可击的布局和深刻的分析，把每一个骑士，由守法畏官的善良小民，到被逼上梁山泊，成为官员心目中的万恶匪徒。他们转变的过程，都有细腻的描绘。每一个角色所遭受的迫害都不一样，但不甘心死于迫害，挺而走险的结局却是一样。我们可举出书中第一个出现的主角之一的林冲作为说明：林冲是宋王朝政府禁卫军的一位中级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宰相的儿子看上了林冲美丽的妻子，在调戏强奸失败后，宰相即拿出传统的“诬以谋反”的冤狱手段，把林冲逮捕判刑，贬窜到边荒地区做一名看守草料的士兵。但他的妻子拒绝改嫁，仍盼望遇到大赦，丈夫得以回家团聚。宰相为了断绝她的盼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当地负责的军区司令官，派了两个爪牙，乘着大雪之夜，到草料场中纵火。这是一个毒计，如果把林冲烧死，固然达到目的。即令不能烧死，林冲焚毁了军用物资，也逃不了军事法庭死刑的处决。林冲在大火中死里逃生，正要去司令部报告时，却听见两个爪牙在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阴谋。林冲把他们杀掉，然后发现自己“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一条路是，到梁山泊当强盗。
——《水浒传》跟《三国演义》，同是中国人最欢迎的文学作品，但《水浒传》却受到儒家系统的厌恶，因它暴露了中国不断民变的内幕，太富于反抗精神。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是三位作者中唯一敢确定籍贯和时代的一位。他是南直隶（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淮安市）人，生于本世纪（十六）第一年（一五○○），死于一五八三年，活了八十四岁高龄。
《西游记》也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由吴承恩把它综合成为一部巨著，描写七世纪唐王朝高僧玄类前往印度寻求佛教经典的故事（唐僧取经）。玄奘在西行路上，收了三个妖怪作为他的门徒。即猴精孙悟空、猪精猪八戒、水怪沙和尚，还有一匹由白龙变化而成的白马。孙悟空神通广大，能力高强而心肠善良。猪八戒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自私懒惰、贪吃贪财、投机取巧、喜欢说谗言和挑拨是非。沙和尚则是平凡的乡愿，既没有特殊长处，也没有特殊的短处。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武装旅行团，从中国到印度，沿途共遇到八十一次灾难，每次都因为玄奘或猪八戒的错误而发生，每次也都靠孙悟空锲而不舍的忠心和努力，拯救出险。
《西游记》曾引起很多学者研究它的涵义，有人说是宣扬佛教，有人说是宣扬佛道儒三教合一，有人说是描写人物的善恶两面，有人说是讽刺明政府的黑暗，有人说它只是吴承恩的游戏之笔。我们感觉到应注意两点，第一，《西游记》中人物，除了玄奘一人外，其他全属虚构。八十一次灾难，每一难有每一难的特色和情趣，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相同，这是一种丰富的想像力。第二，《西游记》是一部幽默作品。书中人物连篇累牍的对话和动作，都使人作会心的微笑。而想像力和幽默感，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无论他是理学派或阳明学派，所最缺少的东西。
这三部小说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历时数百年，直到二十世纪都被爱好不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悉书上的每一个人物和书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无不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们认为说下面的话并不过分：要想了解中国，在这三部小说中可找到宝贵的答案。三部小说在此后所发挥的力量和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儒家系统的《四书》、《五经》百倍。
一五○八年（刘瑾大发威风，命中央政府高级官员跪奉天门），西班牙征服古巴。
一五一七年（亲王朱宸濠叛变前二年），（一）葡萄牙商人到广州，欧洲跟中国海上的直接贸易，从此开始。（二）威丁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焚毁教皇李奥十世纪出售赎罪卷的谕旨，宗教革命爆发。
一五一九年（亲王朱宸濠叛变，酒肉皇帝朱厚照下诏亲征，乘机游荡江南），（一）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资助船长麦哲伦作第一次环球航行。（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
一五二○年（朱厚照在江南广索民间妇女，随从的宦官和士兵军官，更为横暴），麦哲伦船队穿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病死，堂弟朱厚囗即位，大礼议事件起），麦哲伦到菲律宾群岛，被当地居民所杀。
一五二八年（王守仁讨伐广西民变），蒙古酋长巴卑尔（帖木儿可汗五世孙）进攻印度，陷德里城，建莫卧儿帝国。
一五四二年（首席宰相夏言与次席宰相严嵩，斗争正烈），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群岛。
一五四三年（宫女杨金英集团谋杀朱厚囗失败），波兰学人哥白尼逝世，所著《天体运行论》发表，揭示地球非宇宙中心，太阳乃宇宙中心。
一五四七年（朱厚囗诬杀夏言前一年），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四世（恐怖伊凡），改称沙皇，俄罗斯帝国出现。
一五五四年（倭寇正扰东南一带），英国女王玛丽（血腥玛丽）迫害新教徒。
一五七二年（朱诩钧即位，张居正当权），法国皇太后喀德琳下令屠杀新教徒，史学家称“圣巴托罗缨惨案”。
一五八八年（张居正死后第六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失败，自此西班牙没落，英国取而代之。
一五九八年（保卫朝鲜战役结束），日本最高执政官（关白）车臣秀吉逝世，托孤于部将德川家康、毛利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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