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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写一个力衰体弱的老者秦义方，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殡仪馆内他旧日长官李浩然陆军一级上将的灵堂，当时之所见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礼之后，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辆十轮军卡车，跟着灵枢启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叙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时，予以客观描写，固定下来。可是在秦义方向李将军的遗像跪拜过后，作者随着秦义方的内心感触，很自然地钻入他的内部意识，于是开始藉由这个老副官的主观观点，回叙往事，抒发感慨之情，揭露李将军的为人。这之间，作者又时而夹入灵堂里动静的客观描述（在秦义方观察所及范围内），主要却是为了继续刺激引发秦义方的回忆。小说近尾，启灵时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观叙述秦义方如何不容易地获准搭上一辆侍卫卡车去送灵。小说即以他在卡车上兴起的一个光荣往事回忆为终结。 从秦义方的内心自白或唠叨，我们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壶跟着李将军，从广州打到山海关，之后几十年间，忠诚服侍他，陪他渡过各种大风大险。可是数年前，由于年纪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将军终于叫他退休，到天气暖和的台南养病。他满心不愿意，一则因为跟了李将军一辈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为荣，不愿丧失这个身份；二则因为他十分敬爱李将军，觉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气，知道如何照顾他，极不放心把这个责任交付给别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经开了口，他觉得没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荣民医院里养病。从他在灵堂里兴起的一堆内心牢骚，我们得知他把李将军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完全归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顾他的年轻侍从，“这些小野种”，“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小说里，处处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轻一代取替的现象。例如公祭典礼中，“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将官，都是“新升起来的将官”，秦义方“一位都不认识了”。 秦义方这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对他，虽然明显的满怀温暖的同情，却保持客观写实，不隐饰他的缺点，没把他理想化。他诅咒年轻的侍从，就是一例。他怨恨这些年轻侍从，一方面因为他觉得他们没好好的照顾李将军，另方面必也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个颇有虚荣心的人，人家称他“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就觉得“光彩得了不得”，后来长官叫他退休养病，他的首一反应，是觉得不“体面”。我们甚至还可说，他颇有点“势利眼”：不论是抗日胜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将军的灵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许多的“高级将领”，“将级军官”。对于那些享有高贵地位的将军——尤其是上一代的——他满怀敬慕和近乎童稚的好奇。 对于他衷心敬爱的，服侍了一辈子的长官，秦义方也不是没有怨言。他内心咕嗜，李将军嫌他老，嫌他病，把他“撵出门去”。虽然，事实是，他真的老，真的病，需要休养。 然而，就是在他咕噜埋怨的时候，我们从他的抱怨口气，感觉出来的，还是他对主人死心塌地的“忠”和“爱”。除了忠诚的敬爱，他对李将军还怀有一种近乎母性的卫护心理。夫人过世后几年内，冬天夜里，他常起来替李将军盖被，就是一个例子。在灵堂里，他看到久居美国的李少爷，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以前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的时候，李将军气得一脸铁青，喝道：“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过了这许多年，现在又见到已经长成中年人的少爷，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这是作者何等温暖怜爱的笔触！亦十足呈示出秦义方对主人的爱护和卫护心理。但当然，秦义方没能和李少爷达成心灵上的沟通。他只说了“长官——他——”几个字，便缩回手，因为，“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 如果他未能和李少爷心灵沟通，他却在类似的一言半语之中，和小说的另一角色——刘行奇——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秦义方因为在致祭的人群中，看到章司令和叶副司令两位久已隐居不出面的老将，而回想到李将军从前曾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他说过：“我有三员猛将……章健、叶辉、刘行奇。”（小说里提到，章、叶二人被称为“钢军司令”，刘行奇被称为“铁军司令”。笔者据闻：北伐时期，广东、广西军英勇善战，有钢军铁军之誉。）秦义方正回想到此。却见一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这是作者文字转接高明自然之一例——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出去。秦义方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记起北伐打孙传芳龙潭那一仗，刘行奇后颈受过炮伤，这才认出是他，赶忙追上去和他打招呼。 在紧接的秦义方内心之往事回忆中，我们得知刘行奇跟随李浩然将军三十年，从家乡开始出征，北伐抗日，勇不可当，尽打胜仗，深得李将军的宠爱。可是在大陆最后撤退的时候，刘行奇和他的兵团被困在广东，没能和李将军等会合一同撤离，却全军覆没，给俘虏了一年，吃尽苦头，才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来台湾后，他即被革除军籍，曾到李公馆参拜长官，惭愧恸哭，称自己“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李将军则“红着眼睛，一直用手拍着刘行奇的肩膀”，深叹道：“这也是大势所趋，不能深怪你一个人。” 老和尚认出秦义方，“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说道：“秦义方——唉，你们长官——”便哽咽落泪，不能卒言。过后他又说了一次：“你们长官，他对我——咳——”还是说不下去，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地离去。虽然他连一个完整句子都没说出口，他和秦义方两人，由于对李将军的共同思慕和悲悼，在痛苦无言的片刻却达企了心灵的汇通。 作者让秦义方追忆刘行奇的往事，一方面是为了指示他所以变成和尚的原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揭露李浩然将军的人格和沉痛的心情。从秦义方早先的内心唠叨，我们已知他的长官有“拗脾气”，性格十分倔强，七十多岁还不肯服老，身体不舒服绝对不肯承认。他当了一辈子军人，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轰轰烈烈的建立了伟大功业。可是在台湾，“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这样的叙述，已经呈示出李将军晚年，对于年岁的压迫是多么的不肯屈降，对于现实局势使他无法施展雄才的事实，又是多么的心怀怅憾。可是我们必须等到秦义方追忆刘行奇往事的时候，才能确实测探得知李将军心事沉重的程度，和他爱国爱民的心之广大。当刘行奇一脸枯黑，毛发尽摧，逃到台湾来见长官，李将军和他，两人相对黯然，半天，李将军才幽幽说道： “我以为退到广东，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章健、叶辉、跟你——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兵，跟了我这些年，回到广东，保卫家乡，大家死拼一下，或许还能挽回颓势，没料到终于一败涂地——”长官的声音都哽住了，“十几万的广东子弟，尽丧敌手，说来——咳——真是教人痛心。”说着两行眼泪竟滚了下来。 对于一生倔强好胜、深爱家乡的李将军，眼看自己手下几个兵团一败涂地，使十几万的同乡子弟尽丧敌手，该是何等难以忍受的痛苦事！可是对着丧失了整个兵团。惭愧得泣不成声的刘行奇，李将军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红着眼，拍着他肩膀，说道：“行奇，辛苦你了——”秦义方追忆大陆最后撤退时，李将军和章司令、叶副司令三人，在海南岛龙门港八桂号兵舰上苦等三天，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从广东撤退出来。“天天三个人都并立在甲板上，盼望着，直到下了开船令，长官犹自擎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边了望。三天他连眼睛也没合过一下，一脸憔悴，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就这样寥寥数句，作者极端生动有力地表达出李将军对刘行奇的深厚手足情谊，以及对自己同乡子弟兵的极端关心和爱护。 已经去世的李浩然，当然没能和读者直接见面。我们对他的认识，一部分是来自作者对灵堂动静的客观描述，例如从公祭典礼的隆重场面和主祭官的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一生功业之大概，得知他是一个不平凡的大将军。但，我们认识他之为一个人，却是经由秦义方的意识媒介。而秦义方这个角色，固然被作者勾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在小说中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做为一个中间人，把李浩然将军推介给读者，让我们一同悼念这位一代巨人的死亡。 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台北人》中的另外两篇——《思旧赋》和《梁父吟》。事实上，《国葬》的小说形式，和这两篇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甚至小说里的人物，隐隐问也仿佛有某种的相关。 我们记得，《思旧赋》里那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也姓李。家长和李浩然同样，是“李长官”，以前也有过“轰轰烈烈的日子”。夫人也是早几年去世。那么，李浩然将军，是否就是《思旧赋》的李长官？ 似有此可能。但论起性格，却又不像。《思旧赋》的李长官，身体虚弱得“脱了形”，任由罗伯娘服侍吃药睡下。看见女儿堕落，他便闹着要出家当和尚。完全没有李浩然将军那种倔强不肯屈服的气势。李浩然如果身体不舒服，“你白问他一声……他马上就黑脸”。少爷逃离军校跑去美国，他生气的方式，当然不是闹着要出家，却是宁可一辈子不见儿子的面。此外，在李将军灵堂里披麻戴孝，频频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的中年男人，显然也不是《思旧赋》里那个变成了白痴的李少爷。 《梁父吟》里的翁朴园，致身革命，日后几十年间又“东征西讨”，背景年龄都和李浩然相像。他的夫人也已经先去世。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教书，亦可符合今日在灵堂披麻戴孝的李少爷。特别是朴公那个苍老的侍者赖副官，“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背却佝偻得成了一把弯弓”，颇符合《国葬》中秦副官的模样：“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腰弯成了一把弓”。两人都同样勉强直起腰，做立正的姿势。那么，今日接受国葬的李将军，是否就是朴公？悲悼着长官的秦义方，是否就是赖副官？ 似也有此可能。但是，朴公和李将军，性格还是不很像。两人虽然同具正直的气质和贯彻始终的精神，但朴公中和得多，文儒得多。 在年龄、功业、背景、地位、性格、一生命运，各方面都能和李浩然将军相符的，却有一个人，那就是朴公追悼的结拜义弟——王孟养。 王孟养，我们记得，和朴公同是革命元老，日后几十年间又东征西讨，具有超人的才略机智，官位升得最高，当了“总司令”，建功立业，叱咤风云。我在分析《梁父吟》这篇小说的时候，曾经详论其中的中国历史文学典故之运用，谈到作者存心把王孟养影射为诸葛亮。在《国葬》里，我们发现，作者同样也把李将军暗喻为诸葛亮。 李将军灵堂内，章健的挽联之“汉贼不两立”一句，语出诸葛亮《后出师表》。叶辉挽联中有一句“遽吹五丈秋风”，诸葛亮即死于五丈原。这些显然都在影射李浩然为诸葛亮，兴复汉室而功亏一赏。 《梁父吟》小说里，王孟养的国葬仪式，可比李将军的国葬仪式，十分“风光”，“人到得那么齐全”。可是王孟养晚年，显然由于现实情势的拘囿，和“不合时宜”的刚烈性格，“才智……没能展尽”，相当不得意的样子。《国葬》的李将军，命运似亦相同。作者没有一句明白的话，可是文中隐藏着绝对不错的暗示。叶辉的挽联，下联后半是： 闻道霸陵夜猎何人愿起故将军 这里，作者显然把李浩然暗中比喻为西汉时代防御匈奴的正直名将李广。李广一生汗马功劳，但运气不好，晚年征战无功，屡遭贬黜，最后被迫自杀。李广被劾落职，家居赋闲，曾经夜猎（李浩然也“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闲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白先勇引用李“故将军”夜猎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态的炎凉。 如此，就小说人物而言，《国葬》和《思旧赋》，特别和《梁父吟》，确实好像是有关系的。然而这三篇小说更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小说的象征意义与悲悼气氛。 讨论《思旧赋》的时候，我已解释，该篇小说真正的主角，不是顺恩嫂和罗伯娘，而是残破的李家与其所象征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讨论《梁父吟》时，我亦说过，如果我们把王孟养当作诸葛亮来解释这篇小说，则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朴园，而变成王孟养和他所代表的中华民国之精神。同样，《国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义方，而是李浩然将军，和他所象征的我们国家与文化。 顺恩嫂、罗伯娘、朴公，秦义方诸人，其实只是故事的叙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是我所说的“中间人”，把过去光辉无比但现在残败死亡的主角，推介给我们，让我们也一同追悼凭吊。 《思旧赋》之李长官，《梁父吟》之朴公，王孟养，与《国葬》之李浩然将军，既然或象征我们文化，或象征我们国家，无怪乎彼此之间仿佛相关，甚至好像是同一个人。 李浩然将军一角之象征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说题《国葬》，就似有所暗示。从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紧要关头，没能“挽回颓势”，终于“一败涂地”而使同胞子弟“尽丧敌手”，秦义方的记忆中，最光荣的一日，是“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他随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那一天。 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也是很有含义的。暗示李浩然这个人，继承国父的精神和遗志，一生抱持和我们国父同样的崇高理想。他和国父同是广东人，也是作者的一个暗示，此外，“广”“东”二字亦可解为“广大的东方”，所以好像同时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义。 出殡的行列向墓地进发，到南京东路，路旁有一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马上发出一声号令：“敬礼！”听到这声号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礼，秦义方瞬间回想起当年到中山陵去谒陵时的情形。那时他年轻力壮，跟在十分英俊豪迈的李将军身后，那些驻卫部队，排列在陵前，一见他们走上来，便轰雷般地喊起：“敬礼——”。相隔二十余年的今昔两景，看来颇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将军致敬。可是当年李将军去中山陵，显然是为了向国父的在天之灵报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讯。而今日，他的遗体被移往墓地，情况又是多么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没有多少余力对小说人物加以惯常的反讽。上述今昔两景的对比，固然不无反讽含义，但一般说来，《国葬》一篇的反讽意味着相当微弱的（当然，小反讽还是时常出现，譬如秦义方认为没有“良心”的年轻侍从，却很健康，有“良”好的“心”脏：而他认为很有良心的李将军，却因心脏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们却不能把作者这份悲感，误解为颓废性质的悲观。《国葬》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旨是：活在今日这个偏重肉体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的惟一精神滋养，和对灵魂的救赎，即是对于光荣过去的记忆和礼敬。我们人类，若要维持人性的尊严，继续做“万物之灵”，就必须不遗忘，不斩断过去。保持一份记忆。一份礼敬。 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国葬》一篇的最后一句，也就是《台北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士兵轰雷般喊出的“敬礼——”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国葬，部队士兵行礼的对象，是“灵”车。行礼的地点，是“南京”“东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这些都是有双关暗示含义的。如此，当部队长高声发号：“敬礼！”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从肺腑深处，用灵魂的全部力量，呼吁号召我们全体一同，向人类的灵性光辉，以及我们一度灿烂无比的国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对于“灵”或“精神”的信仰与崇拜，在《台北人》的这个未篇小说里，达到了最高潮。我们读《国葬》，从头至尾，一直感觉到“灵”的存在。首先，小说主角李将军，就是已经脱离了肉体的“灵”。小说情节发展的地点，是“灵”堂。而“殡仪馆”、“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灵台”、，“遗像”、“致祭”、“黑布鞋”、“白发如雪”、“白须白髯”、“阴霾……冷峭”、“哀乐”、“启灵”、“灵柩”、“灵车”、“黑色……汽车”、“白菊”、“白麻孝带”、“灵堂里黑压压”、“凝神摒气”、“交通已经断绝”，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们感触到死亡，或灵与肉的永别。挂满于灵堂四壁的挽联，“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拂了起来”；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来了”。这样的描写，使人觉得李将军的灵魂，好像真的游回在空气里，统摄着整个灵堂，统摄着整篇小说。 《国葬》的神秘性质或气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军已经去世的事实，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还有其他情节上的因素，譬如秦义方住在台南荣民医院，一夜梦见李将军骑马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滚下床，心里就知道：“长官不好了！”我们记得，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时，“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指挥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挥刀之遗失，即暗示生命之丧亡。李将军的灵魂托梦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说的神秘性质。 比这个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神秘情节，就是老和尚刘行奇的突然出现于灵堂，以及随后的突然飘逝。和尚“满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义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谈话，他却只吐出两半句话，掉下几滴眼泪，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如此之描写，暗示这个和尚，已经解脱成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考验，他体悟到人世之无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萨心肠，以广大的慈悲，悯怜受苦的众生。 这位老和尚，到最后一篇《国葬》才出现，是深具含义的。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心灵上的发展和转变。我们记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艳，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灵”，可是她冰冷无情，毫无慈悲心肠，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萨。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 所以，《国葬》这篇小说，题材虽然和《永远的尹雪艳》同样涉及死亡，两篇小说的含义、语调和气氛，却都迥然不同。《永远的尹雪艳》冷酷而悲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卑微；《国葬》则温和而达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尊严。 李将军一生，倔强不屈，保住人性尊严，所以虽然身死，精神尚存，坚留不去。正如章健挽联上所题，“岂容青史尽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异于尹雪艳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颓废丧气，却予人一种壮烈的悲剧感。 有生必有死。这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事实。由于时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无常”是必然的现象：年轻的人终将老死，贵族之家终将没落，兴盛的国家终将衰亡，灿烂的文化终将失色。在这无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们人类，只要能够毕生保持住一点灵性的光辉，不丧失人性的尊严，也就算是没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场。 死神，当然，是无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纵结束我们的肉体生命，未必管辖控制得了我们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样，他的血肉之躯很快就会化为白骨灰烬，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这一部伟大小说的创作，已经超越时间的限制，达企了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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