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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伸出手爪捞住娟娟，猛咬她喉咙。从此，娟娟的咽喉下端就横着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 娟娟的单薄身子，不但容纳着母亲遗传下来的疯癫症，更烙印着父亲加之于她的乱伦罪。真正是载满了罪孽。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于是“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 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孤恋花》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 两人见到了娟娟。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 在这样一个看来好像以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取胜的短篇小说里，却埋伏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与总评。我们可以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白先勇简直不是我们今日世界的人。他，就是“过去”，就是他以为命中注定必须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灵。 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将“宿命”观念织入《孤恋花》情节里。 小说叙述者，到五月花不当酒女之后，有一天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卢根荣卢九。 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叙述者回忆在上海时，五宝被华三虐待，雪白的胳膊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他那杆烟枪子烙的。可是叙述者一劝她摆脱华三，五宝就冷笑道： “这是命，阿姐。” 后来娟娟被柯老雄缠上，受他虐待，弄得全身“七痨五伤”。叙述者劝阻她，娟娟就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小说人物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然而像这样子再三重复同一调子，好比交响乐里主题旋律之一再重复，显然与“主题”有关，不仅是“写实”。 另外，作者更藉由叙述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娟娟的“薄命相”，以及她任由命运摆布却无能抗拒的凄苦：她唱歌神情“悲苦”，像在“诉冤”。没有酒量的她，被日本狎客来回猛灌酒，却“并不推拒”，“连声也不吭”，三角脸上“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天边的落日，“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柯老雄的赤黑粗膀子，把娟娟那把细腰，“夹得紧紧的”，“扭得折成了两截”。“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些魔头”。叙述者觉得“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白先勇似乎认为，一个人的“命”，和祖宗血液遗传很有关系。娟娟体内遗传得到母亲的疯癫症，所以在她出生时，甚至成胎时，她的悲惨命运就可说是已经注定的了，她咽喉上被母亲咬成的红疤，就是“孽”的象征。叙述者抚摩着她颈项，“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如此，作者以“孽痕”之蠕动，预示娟娟身上的“孽”将十足发作起来。而在来自母亲的先天“孽”上，后又加添乱伦罪孽，娟娟的凶命到此已完全铸成。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她的乱伦，对象是亲父。作者如此再度暗示“孽”来自父母祖宗之旨意。二、这乱伦之孽是被迫加在她身上的，绝非她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她先天的孽和后大的孽，都是“冤”孽，完全超出自我能力控制的范围。作者如此暗示，人的命运全是天定。一切人为的反抗和挣扎，都不能扭转改变天命的轨道。 而作者心目中的“孽”，和肉体与肉欲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类兼具灵性与兽性；人之不能脱离“肉”而生存，显然是作者最大的怅恨。在作者心目中，肉体与肉欲是上天加诸人类的“孽”，就因为这个“孽”，人类成不得“仙”。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后，这个“孽”，就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千年万载也消除不去。正如娟娟唱歌，像在悲苦诉冤，“也不知在唱给谁听”，《孤恋花》的小说作者，仿佛代表整个人类，向茫茫苍空诉冤：我有何罪，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 小说里，华三和柯老雄二人，就是人类兽性部分的象征。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象征。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凶暴、龌龊、野蛮。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兽。试看作者如何把“兽”的意象加诸柯老雄一角： 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个赤黑的粗膀子，膈肢窝下露出两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光光的，天平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个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开，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己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柯老雄有“鱼”腥味，有“狐”臭，两个牙已骨像“鲤鱼”腮，倒竖之硬发如“猪”鬃，还长着一对满布血丝的“猪”眼睛。作者显然认为所有动物中，猪最能代表肮脏的肉体，亦即人类之“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把娟娟的母亲——娟娟的“孽”之来源——安排在猪栏里。 柯老雄不但长的样子像野兽，行动举止也龌龊如兽：“嘴里不干不净的吆喝着”，“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嗅了一轮，一只手在她胸上摩掌起来”，“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舐了几下”，“抓住她的手，便往他腹下摸去”。 可怜的娟娟，被这样一个野兽“夹得紧紧的”。尽管她惊惶得“拼命挣扎”，细腰“扭得折成了两截”，哪里有逃脱的可能？（正如我们人类，那里有逃脱“肉”的可能）开始一度惊惶过去后，娟娟“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由柯老雄虐待施暴，不再挣扎抗拒。（显然，兽性或肉性，一方面令人深恶痛恨，一方面却又有惑人魅力，使人迷失心窍，愈堕愈深，终于不能自拔。）娟娟逐渐染上吗啡瘾，就是作者暗示，兽性使灵性麻痹。亦暗示人类自出生到成长，逐渐麻醉于肉性，终于完全丧失敏锐灵性。 然而，生为“万物之灵”的人，岂能甘心于灵性的丧亡？岂能接受如许之“冤孽”？所以，娟娟总是诉冤一般，哼着一些凄酸的哭调，“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但她显然是个“被虐狂”患者，继续承受柯老雄的淫笑叱喝，肉体凌虐，而发着“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可是，当我们认为她已无药可救，堕陷得不可自拔，她却突然“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脑浆洒得一地。 娟娟之凶杀柯老雄，可以说是她对自身“冤孽”之报复。这“冤孽”，当然，一方面是情节里表明的源自母亲的疯癫症和源自父亲的乱伦罪，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暗示的来自人类原始祖先的天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娟娟杀死柯老雄的方式，是敲开他的天灵盖。作者用“天灵盖”三字，取代“脑壳”，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已说过，在作者心目中，人的兽性或肉性，就是人类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孽”。而柯老雄这个角色，就是兽性的象征。所以杀死柯老雄就是歼灭兽性肉性，而歼灭了兽性肉性就有希望重获天性灵性。如此，娟娟猛锤柯老雄那长着“一撮猪鬃似的硬发”的“天灵”“盖”，因为如果不先把这长满兽毛的“盖子”敲开，就根本没有希望达获“天灵”。 而娟娟，杀死了柯老雄后，的确好像达获了“天灵”：总司令和林三郎去新竹疯人院看她时，觉得“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娟娟身上的罪孽，仿佛由于敲开了柯老雄的天灵盖，而获得净化。她似乎突然拾回久已失去的“童真”（innocence），变回婴儿一般的洁净。可是，当然，她是“完全疯掉了”。到底她逃避不了母亲遗传给她的“孽”。但谁能逃避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人既受圃于肉体桎梏，灵魂永远得不到自由解放。无怪乎娟娟，虽然好像敲开了天灵盖，最后还必须戴着手铐！此外，娟娟的发疯亦暗示，一个人若想毁灭肉性，独拥灵性，必然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 如此，《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作者对“天命”的探索，推演而成类似《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灵肉对立的故事。事实上，这两篇小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小说的叙述观点。 这两篇，都是第一人称写成的。而且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都是故事里较次要的角色。作者惜用他们的眼睛观察小说主角，并用他们的口吻叙述故事。《孤恋花》的叙述者“总司令”，比起《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叙述者“表少爷”，参与情节动作的程度大得多。而且叙述故事时，纠缠许多自己感情，混含很多主观的意见，远不似“表少爷”那样客观、冷静。这是因为“总司令”，异于“表少爷”，和小说主角关系十分亲密的缘故。 “总司令”起先和五宝，后来和娟娟，显然有同性恋爱的关系。作者在小说里并未明说，但到处给予暗示。她属于女同性恋得中的“男性化”型；这从她被称做“总司令”之事实，亦可猜知一二。她“是在男人堆子里混出来的”，“和他们拼惯了”。她厌恶男性；同样一句话，若是“男人嘴里骂出来的，愈更龌龊”。她说：“我知道，男人上了床，什么下流事都干得出来的。”提起五月花那些酒女，她就说“那起小查某”，“那些女孩儿”，好像自己不属于女性似的。 但当然，最明显的证据，是她和五宝、娟娟先后同居的事实。以及她服侍她们上床睡觉，把五宝“攥入怀里”“亲了她两下”，搂娟娟肩膀，抚摩她颈项，替她卸奶罩，梳头，等等肌肤接触的亲密动作。还有就是她所叙述的： 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 以及： 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 虽然作者多方给予明示暗示，但这份同性恋爱关系只是被作者用来做小说背景的，与小说的主旨含义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个同性恋爱关系，和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与罪孽，并不相关。而且，如果真要论起来，她们这种不寻常的恋爱关系，由于除了肉体之外含有更多成分的感情，所以和华三、柯老雄的兽性相对而立，形成作者对人生较肯定的一面。 “总司令”这个角色，以及她的同性恋癖，除了叙述故事，供给小说背景外，另又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做为一个中间媒介，把五宝和娟娟这两个看来毫不相干而且从未互相见面的人物，十分神秘十分奥妙地拉合在一起。于是，这两个薄命女人，变成一而二，二而一，扑朔迷离，是非难辨。 当“总司令”见娟娟像诉冤一般唱着《孤恋花》一曲，她突然想起以前在上海，五宝唱起戏来也有同样悲苦的神情。 从前我们一道出堂差，总爱配一出《再生缘》，我去孟丽君，五宝唱苏映雪，她也是爱那样把双眉头蹙成一堆，一段二簧，满腔的怨情都给唱尽了似的。 《再生缘》这出京戏，是讲孟丽君女扮男装，考取状元的故事。她考上了状元，经过离奇事故，与她从前乳母的女儿苏映雪相配成婚，最后才二女共嫁皇甫少华（另一王孙公子）。白先勇把这出京戏引入小说里。一方面是影射小说人物的同性恋爱关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作者也真的存心取用“再生”二字的字面意义。 这，就牵涉到白先勇的另一个使现代人感觉惊诧的“迷信”。他好像真的相信轮回。因果报应之说。他好像真的存心暗示：娟娟就是五宝。五宝灵魂投胎，变成了娟娟。 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作者也暗示过，王雄死后魂兮归来。所以这两篇小说的另一共同点。即都具有神秘不可解的含义。就是这一种的神秘性，使这两篇显得奥妙不可言喻，十分难懂，不能依据理性与知性来做合理的解说。如此，我们从事小说分析工作的人，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暂时无条件接受作者的前提，而进行研讨作者究竟用什么样的技巧手腕，从这一个既定之前提，合乎逻辑地把故事导演出来。 小说里，从头至尾，没有一言半语，明说五宝和娟娟之间的神秘联系。连“明示”也没有。完全是“暗示”。而叙述者本人，除了觉得她们两人脸形神情相似，却也不把她们想成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魂”）。既然不明说，连叙述本人都不知觉，作者怎么可能把这样一种幽深神秘的含义传达出来？这，就要靠高明的表现技巧了。 作者的第一个表现技巧，就是强调过去的五宝和现在的娟娟，两人的相似处，以及两人的经验遭遇之前后重复或互相对应。头一个相似点，当然，她们同是叙述者的同性恋爱对象。而五宝唱戏，娟娟唱歌，神情酷似，都有“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个人都是三角脸，短下巴，高高的颧骨，眼塘子微微下坑，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们都没得到过父母的恩爱，娟娟的身世我们已谈过，五宝则十四岁时被人牙贩子从扬州乡下拐出来，卖到万春楼，她连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总司令”从前和五宝同睡一房，半夜替她盖被；现在服侍娟娟上床，也替她盖被。五宝被黑社会老龟公华三缠上，任他百般欺虐，而对叙述者冷笑道：“这是命，阿姐。”娟娟被同样恶毒下流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也任他施暴欺虐，而对叙述者凄笑道：“没法子哟，总司令。”五宝的胳臂，被华三的鸦片烟枪子，烙上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娟娟的手臂，被柯老雄扎上一排四五个青黑的吗啡针孔。五宝“那双小小的奶子上”，曾经被咬得“青青红红尽是牙齿印”；娟娟“那两只奶头给咬破了，肿了起来，像两只熟烂了的牛血李，在淌着黏液”。 作者的第二个表现技巧，是混淆今昔。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的结构，或描述方法，是让过去在上海发生的事，和现在在台北发生的事，交插相间而并进。今昔之转接，多半时候界线相当分明（分明程度不一）。可是有时界线十分暧昧模糊，于是在叙述者意识中，今昔混淆，现实与回忆杂合一处。这也就是所谓的“意识流”技巧。（其实，娟娟的故事也是用追叙方式，讲述出来的，所以严格说来，也是回忆动作，也是“过去”。我说“今”，“现在”，是和十几年前的往事相对而论。）叙述者的今昔联想，总是以娟娟、五宝二人为中心，所以叙述者虽然不知不觉，下意识里却是常把她前后两个同性恋爱的对象混而为一的。而我们读者，也就随着作者的摆布，感觉这两个女人好像暗合在一起。让我们举几个例，看看作者如何以叙述者今昔交流的意识，制造错觉，使读者产生两人同为一人的印象。 叙述者头一次带娟娟回家过夜那个晚上，娟娟被一个日本押客强行灌酒，灌得烂醉，呕吐昏迷。“总司令”服侍她上自己床睡觉，十分体贴，替她盖被，因而联想到“从前五宝同我睡一房的时候”，陪酒喝醉回来的情形，以及被华三打伤回来的情形。 她那雪白的胳臂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那杆烟枪子烙的。我看她痛得厉害，总是躺在她身边，替她揉搓着，陪她到大天亮。我摸了摸娟娟的额头，冰凉的，一直在冒冷汗。娟娟真的醉狠了，翻腾了一夜，睡得非常不安稳。 这段文字的前一半，到“陪她到大天亮”一句，写的是从前的事，即五宝；而后面一半，写的是现在的事，即娟娟。但上下两半，语意甚联贯，好像是同一场景，同一经验，即“总司令”躺在受罪回来的情人身边，陪到大天亮。如此，间隔在这两景，两经验之间的十几年，好像消失，根本不存在，而五宝和娟娟也就像是合为一体似的。 又如“总司令”叙述她以前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买房子成家。由此说到五宝的可怜身世，以及自己如何开始对她生出一股母性的疼怜。说了这许多关于五宝的话，后面突然紧接着来一句： “娟娟。这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样的文字连接，思路贯通，如果不是明写着“娟娟”，真会使人以为“总司令”这句话是对五宝说的，以为她们两人终于达成了买屋成家的心愿。又，“总司令”购买金华街这栋公寓，是为了和娟娟同住，可是她买屋的钱，除了自己一生的积蓄，也变卖五宝遗下的翡翠镯子凑上。所以就又好像是她和五宝合买而成家的。如此，在读者印象中，娟娟和五宝，又一次暗中符合。 再如中元节发生事故那个晚上，叙述者回想着五宝自杀前被华三虐待的一幕： ……她拼命的喊了一声：阿姐——我使足了力气，两拳打在窗上，窗玻璃把我的手割出了血来——一声穿耳的惨叫，我惊跳了起来，抓起案上一把菜刀，便往房中跑去。 这几行文字，也包含今昔二景，中间相隔十几年。前面一半，到“我的手割出了血来”，说的是五宝的事；从“一声穿耳的惨叫”起，说的是现在娟娟的事。可是我们一口气读下来，几乎感觉不到今昔的分界，好像是单一的场面，好像是同一个女人处于紧张危局。 作者表达神秘含义的第三个技巧方法，是让娟娟终于报成冤孽，以暗合五宝死前“我要变鬼去找寻他”的誓言。我已提过，华三和柯老雄也简直像同一个人（都是有毒瘾、虐待狂的黑社会恶棍，都有一口金牙，华三骂五宝“臭婊子”，柯老雄咒娟娟“干伊娘”）。五宝是因为受不了华三的折磨才自杀的，死时极不甘心，口口声声说要变鬼去找他。果然，在十五年后的中元节（即所谓“鬼节”）晚上，娟娟凶杀柯老雄，把他脑袋锤碎。 我们细读作者对当天晚上事故的描写，可以很有把握他说，作者确实存心暗示娟娟和五宝是同一个人。或，说得更恰当些，五宝的灵魂栖息在娟娟身上。在这个“鬼节”晚上，叙述者买了元宝蜡烛，做了四色奠菜，祭五宝之灵。这一祭，五宝的灵魂（娟娟？）大概有了感应，因为总司令“两腮都发烧了”，“好像火烧心一般，心神怎么也定不下来”。接着，也是由于听到柯老雄在房内吆喝撕打娟娟，“总司令”突然想起五宝自杀前的惨状。 就在这一霎那，一向只软弱凄苦地忍痛受虐的娟娟，突然使出令人万料不到的千斤巨力，把个野兽般凶狠的大男人用铁熨斗锤死。这股巨大力量是哪里来的？她的突然改变是怎么来的？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她母亲遗传给她的疯癫症，猛然间发作了起来。可是，“娟娟一头的长发都飞张了起来，她的嘴巴张得老大，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她那瘦白的身子……突然好像暴涨了几倍似的”，这样的描写，颇令人毛骨悚然，暗示娟娟鬼魂附身，借助“鬼力”，报成了前世的冤孽。其实，作者从一开头描写娟娟，除了“薄命相”，也予以“幽灵”影像：譬如她苦笑起来，三角脸，“扭曲得眉眼不分”；她穿黑旗袍，披白褂子，“一头垂肩的长发，腰肢扎得还有一捻”。 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当夜事故描述中，所隐隐暗示的因果报应观念。让我们先细读五宝自杀前受华三虐待的一幕： 五宝跌坐在华三房中，华三揪住她的头，像推磨似的在打转子，手上一根铜烟枪劈下去，打得金光乱窜，我看见她的两手在空中乱抓乱捞…… 再细读柯老雄遭娟娟凶杀的一幕： 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他那两根赤黑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 我们比较这两幕行凶细节，可发现其中有颇多完全互相对应的地方。首先，所用凶器就是一对：华三打五宝，用一根“铜烟枪”；娟娟（五宝灵魂）报仇，用一只“铁熨斗”。其次，华三揪住五宝的“头”，“劈下去”，打得金光乱窜；娟娟则对准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一下紧接一下。又，五宝被打得“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乱捞”，而柯老雄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 作者似乎如此暗示：犯了什么样的罪孽，必遭什么样的报应。若非今世，就是在来世。而载着冤孽的灵魂，永不得安息，直到把孽债还清为止。杀死柯老雄这一行动，一方面好像使娟娟还清了前世孽债，另一方面又好像把她今世新招的罪孽洗涤一净。所以后来她的笑容就不再有凄凉意味，而带着“憨稚”。我们注意到，她本来留着垂肩长发，可是进入疯人院后，“娟娟的头发给剪短了……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而五宝，被人牙贩子卖到万春楼的时候，是一个十四岁的处女，“剪着一个娃娃头”。如此，我们觉得，载满一身冤孽的娟娟，在杀死柯老雄这野兽之后，仿佛神秘不可解地变回当初纯洁的五宝。 经由上面讨论的三种技巧与方法，作者成功地暗示出娟娟和五宝是同魂异体的神怪含义，使小说更增添一种阴森暧昧的气氛。娟娟，是《台北人》所有主要角色中，惟一不是出身中国大陆的。但当我们领会她就是五宝的“鬼”，她的背景，她的过去，也就获得和中国大陆有关。然而关于二女共具同一灵魂的神怪意义，根据小说内容，又有一些疑难存在。我就此提出来说一下。 娟娟，若真如作者所暗示，是五宝投胎变成的，那么在年岁问题上，又说不过去。中元节“总司令”祭五宝的时候，说：“算了一算，五宝竟死了十五年了”。可是娟娟在追叙自己被父亲强奸的悲惨经验时，说“那时我才十五岁”。而“总司令”后来看到她头发剪短，觉得她“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由此相较可知，五宝去世的时候，娟娟已经诞生，活在人间了。那么，五宝的魂，怎么又能投胎变成娟娟？这是作者的疏忽吗？还是作者故弄玄虚，存心使之似是而非，制造悬疑？灵魂小是否也能不“投胎”，而游回于天地氖氢中，择时停驻在活人身上？娟娟，是生下来就是五宝，还是行凶的刹那才变成五宝？两个人的灵魂是同一？或是由于“总司令”的拜祭，五宝的冤魂从阴间回来，附在娟娟身上，借她的手行凶，偿还孽债？ 还有一点也值得深索。娟娟一生下来，身上就有母体遗传的疯癫孽。但乱伦孽是十五岁的时候被迫加她身上的。也就是说，她的“冤孽”，出生之后十五年而固定。而五宝的冤魂，也是等了十五年之后才回来讨债。这之间，有没有什么神秘牵联？或者只是偶然？ 这一大疑团，恰似浑沌一片，使这篇小说的含义更变得朦胧暧昧，像一个无底的谜。真个是：今昔不明，虚实难分。似真似幻，如醉如痴。 这，大概也就是生命之谜吧。 另外，作者似亦暗示，娟娟这个薄命女人，不仅是五宝一个人的冤魂，也是天地间所有冤魂的总合，小说另一角色林三郎，日据时代爱上一个蓬莱阁叫白玉楼的酒女，后来那酒女发羊痈疯跌到淡水河里淹死，他就为她写下《孤恋花》这首十分凄凉的歌，从那时起，每天用他那架破旧手风琴拉奏。根据“总司令”的叙述，“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林三郎很喜欢她，教了她许多台湾小调，他自己写的那首《孤恋花》就是他教她唱的”。而总司令“在五月花里，不知听过多少酒女唱过这支歌了，可是没有一个能唱得像娟娟那般悲苦的小一声声，竟好像是在诉冤一样”。这些文字，隐隐暗示娟娟和林三郎以及《孤恋花》这首歌曲，也有某种的神秘缘份。好像她同时也是淹死的白玉楼的冤魂。我们注意到，“白玉楼”这个名字，以及“蓬莱阁”，皆象征至美之“灵”。作者似乎如此暗示，这个酒女也是因为受不了“肉”的冤孽，才枉死的。作者对林三郎这一小角，倒费不少笔墨来描写。这个眼睛烂得快瞎的老乐师，天天抱着那磨得油黄的手风琴，拉《孤恋花》哀调，好像为天下的酒女，天下的冤魂，奏着永恒的挽歌。最后“总司令”到新竹疯人院看娟娟，林三郎也陪伴同去。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为了娟娟，互相搀扶着在寂寞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行走，我们隐隐感觉，这二女一男之间，似有某种神秘联系，好像前世有过什么缘份似的。正暗合《再生缘》一戏的情节含义。 又，根据“总司令”的叙述，黑窝主柯老雄，三年前是五月花的常客，耍过几个酒女，“有一个叫凤娟的，和他姘上不到一个月，便暴毙了。我们五月花的人都噪起说，是他整死的，因此才敛迹了几年”。这次他回五月花，“我派过丽君和心梅去，他都不要，还遭他骂了几句‘干伊娘’，偏偏他却看上了娟娟”。为什么柯老雄不肯要丽君。心梅这些个有风头的酒女，偏偏选中显然不大出色的娟娟？这也是“天命”吧？或者娟娟也是在死的凤娟冤魂，来身柯老雄讨债？ 如此看来，娟娟确实好像不单是五宝一人的冤魂，而是天地之间所有冤魂的总合，我上文已经讨论过，在作者视界中，人，一生下来，身上就烙有孽痕——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而这“孽”，就是人类的兽性或肉性。人既不能超脱“肉”而存在，就根本无法法除这个被迫加诸身上的冤孽，所以从作者观点而言，全人类的灵魂都是“冤”魂，而娟娟，既代表所有的冤魂，也就变成了全人类的象征。于是《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一个酒女的故事，引申扩大，成为整个人类的故事。成为一个天长地久、永无止息的人类悲剧。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娟娟，不是五宝的鬼魂，而是全体人类的“冤孽”。 还有一点我也顺便一提。我们中国古代神话，认为人间乱世，和“冤魂”有关，《西游记》里，唐太宗游观地府，阴司的崔判官就提醒他回阳间以后，做个“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因为，“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白先勇在《孤恋花》里，似亦取用同一神话含义，影射我们今日社会之混乱。然而除了这么一点暗示性的社会批评，这篇小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写实意义，我们不宜将它归为社会写实小说的类型。像柯老雄那样凶蛮下流的黑心野兽，像娟娟父亲那样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要强奸的丧心病狂，用来影射人性恶的一面，十分适当。可是如果我们偏要用纯写实眼光来看，就会觉得太缺乏普遍性。而且会误解作者选用这样的人物题材，是想以色情暴力刺激读者的感官。 本来，像这样一个“鬼故事”，也不可能是“写实”——除非解释为“心理之写实”。在西洋文学里，也有不少以人性善恶或灵肉对争为主题的小说名著，内容牵涉到鬼魂或其他“超自然”（Super natural）力量。例如亨利·詹姆斯的《碧庐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王尔德（Oscar Wilde）的《陀利安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这些都是。为什么如此？这，大概是因为，一谈起“灵”和“肉”，就是触及人类生命最根本的奥秘；而要表现解释这样一个无可理喻的生命之谜，即使天下最高明的作家，也不得不借助于鬼神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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