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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跨黄金城


作者:余光中

               ——记布拉格

               1 长桥古堡

  一行六人终于上得桥来。迎接我们的是两旁对立的灯柱,一盏盏古典的玻璃灯罩举着暖目的金黄。刮面是水寒的河风,一面还欺凌着我的两肘和膝盖。所幸两排金黄的桥灯,不但暖目,更加温心,正好为夜行人御寒。水声潺潺盈耳,桥下,想必是魔涛河了。三十多年前,独客美国,常在冬天下午听斯麦塔纳的《魔涛河》,和德伏乍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绝未想到,有一天竟会踏上他们的故乡,把他们宏美的音波还原成这桥下的水波。靠在厚实的石栏上,可以俯见桥墩旁的木架上,一排排都是栖定的白鸥,虽然夜深风寒,却不见瑟缩之态。远处的河面倒漾着岸上的灯光,一律是安慰的熟铜烂金,温柔之中带着神秘,像什么童话的插图。
  桥真是奇妙的东西。它架在两岸,原为过渡而设,但是人上了桥,却不急于赶赴对岸,反而耽赏风景起来。原来是道路,却变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纵览两岸,还可以看看停停,从容漫步。爱桥的人没有一个不恨其短的,最好是永远走不到头,让重吨的魁梧把你凌空托在波上,背后的岸追不到你,前面的岸也捉你不着。于是你超然世外,不为物拘,简直是以桥为鞍,骑在一匹河的背上。河乃时间之隐喻,不舍昼夜,又为逝者之别名。然而逝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变者而观之,河乃时间咱其不变者而观之,河又似乎永恒。桥上人观之不厌的,也许就是这逝而犹在、常而恒迁的生命。而桥,两头抓住逃不走的岸,中间放走抓不住的河,这件事的意义,形而上的可供玄学家去苦思,形而下的不妨任诗人来歌咏。
  但此刻我却不能在桥上从容觅句,因为已经夜深,十一月初的气候,在中欧这内陆国家,昼夜的温差颇大。在呢大衣里面,我只穿了一套厚西装,却无毛衣。此刻,桥上的气温该只有摄氏六七度上下吧。当然不是无知,竟然穿得这么单薄就来桥上,而是因为刚去对岸山上的布拉格堡,参加国际笔会的欢迎酒会,恐怕户内太暧,不敢穿得太多。
  想到这里,不禁回顾对岸。高近百尺的桥尾堡,一座雄赳赳哥德式的四方塔楼,顶着黑压压的楔状塔尖,晕黄的灯光向上仰照,在夜色中矗然赫然有若巨灵。其后的簇簇尖塔探头探脑,都挤着要窥看我们,只恨这桥尾堡太近太高了,项背所阻,谁也出不了头。但更远更高处,晶莹天际,已经露出了一角布拉格堡。
  “快来这边看!”首西在前面喊我们。
  大家转过身去,赶向桥心。茵西正在那边等我们。她的目光兴奋,正越过我们头顶,眺向远方,更伸臂向空指点。我们赶到她身边,再度回顾,顿然,全根呆了。
  刚才的桥尾堡矮了下去。在它的后面,不,上面,越过西岸所有的屋顶、塔顶、树顶,堂堂崛起布拉格堡嵯峨的幻象,那君临全城不可一世的气势、气派、气概,并不全在巍然而高,更在其千窗排比、横行不断、一气呵成的逦然而长。不知有几万烛光的脚灯反照宫墙,只觉连延的白壁上笼着一层虚幻的蛋壳膏,显得分外晶莹惑眼,就这么展开了几近一公里的长梦。奇迹之上更奇迹,堡中的广场上更升起圣维徒斯大教堂,一簇峻塔修芒毕厉,凌乎这一切壮丽之上,刺进波希米亚高寒的夜空。
  那一簇高高低低的塔楼,头角峥嵘,轮廓矍铄,把圣徒信徒的祷告举向天际,是布拉格所有眼睛仰望的焦点。那下面埋的是查理四世,藏的,是六百年前波希米亚君王的皇冠和权杖。所谓布拉格堡(Prazskyhrad)并非一座单纯的城堡,而是一组美不胜收目不暇接的建筑,盘盘囗囗,历六世纪而告完成,其中至少有六座宫殿、四座塔楼、五座教堂,还有一座画廊。
  刚才的酒会就在堡的西北端,一间豪华的西班牙厅(Spanish Hall)举行。惯于天花板低压头顶的现代人,在高如三楼的空厅上俯仰睥睨,真是“敞快”。复瓣密蕊的大吊灯已经灿人眉睫,再经四面的壁镜交相反映,更形富丽堂皇。原定十一点才散,但过了九点,微醺的我们已经不耐这样的摩肩接踵,胡乱掠食,便提前出走。一踏进宽如广场的第二庭院,夜色逼人之中觉得还有样东西在压迫夜色,令人不安。原来是有两尊巨灵在宫楼的背后,正眈眈俯窥着我们。惊疑之下,六人穿过幽暗的走廊,来到第三庭院。尚未定下神来,逼人颧额的双塔早蔽天塞地挡在前面,不,上面;绝壁拔升的气势,所有的线条所有的锐角都飞后向上,把我们的目光一直带到塔顶,但是那嶙峋的斜坡太陡了,无可托趾,而仰瞥的角度也太高了,怎堪久留,所以冒险攀援的目光立刻又失足滑落,直跌下来。
  这圣维往斯大教堂起建于一三四四年,朝西这边的新哥德式双塔却是十九世纪末所筑,高八十二公尺,门顶的人瓣玫瑰大窗直径为十公尺点四,彩色玻璃绘的是创世纪。凡此都是后来才得知的,当时大家辛苦攀望,昏昏的夜空中只见这双塔肃立争高,被脚灯从下照明,宛若梦游所见,当然不遑辨认玫瑰窗的主题。
  菌西领着我们,在布拉格堡深宫巨寺交错重叠的光影之间一路向东,摸索出路。她兼擅德文与俄文,两者均为布拉格的征服者所使用,所以她领着我们问路、点菜,都用德文。其实捷克语文出于斯拉夫系,为其西支,与俄文接近。以“茶”一字为例,欧洲各国皆用中文的发音,捷克文说caj,和俄文chay一样,是学国语。德文说Tee,却和英文一样了,是学闽南语。
  在暖黄的街灯指引下,我们沿着灰紫色砖砌的坡道,一路走向这城堡的后门。布拉格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但显然都不在堡里。寒寂无风的空气中,只有六人的笑语和足音,在迤逦的荒巷里隐隐回荡。巷长而斜,整洁而又干净,偶尔有车驶过,轮胎在砖道上磨出细密而急聚的声响,恍若阵雨由远而近,复归于远,听来很有情韵。
  终于我们走出了城堡,回顾堡门,两侧各有一名卫兵站岗。想起卡夫卡的K欲进入一神秘的古堡而不得其门,我们从一座深堡中却得其门而出,也许是象征布拉格的自由了,现在是开明的总统,也是杰出的戏剧家,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坐在这布拉格堡里办公。
  堡门右侧,地势突出成悬崖,上有看台,还围着二段残留的古堞。凭堞远眺,越过万户起伏的屋顶和静静北流的魔涛河,东岸的灯火尽在眼底。夜色迷离,第一次俯瞰这陌生的名城,自然难有指认的惊喜,但满城金黄的灯火,丛丛簇簇,宛若光蕊,那一盘温柔而神秘的金辉,令人目暖而神驰,尽管陌生,却感其似曾相识,直疑是梦境。也难怪布拉格叫做黄金城。
  而在这一片高低迤逦远近交错的灯网之中,有一排金黄色分外显赫,互相呼应着凌水而波,正在我们东南。那应该是——啊,有名的查理大桥了。首西欣然点头,笑说正是。
  于是我们振奋精神,重举倦足,在土黄的宫墙外,沿着织成图案的古老石阶,步下山去。
  而现在,我们竟然立在桥心,回顾刚才摸索而出的古寺深宫,忽已矗现在彼岸,变成了幻异蛊人的空中楼阁、梦中城堡。真的,我们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吗?这庄周式的疑问,即使问桥下北逝的流水,这千年古都的见证人,除了不置可否的潺潺之外,恐怕什么也问不出来。

               2 查理大桥

  过了两天,我们又去那座着魔的查理大桥(Charles Bridge,捷克文为Karluv most)。魔涛河(Moldau,捷克文为Vltava)上架桥十二,只有这条查理大桥不能通车,只可徒步,难怪行人都喜欢由此过桥。说是过桥,其实是游桥。因为桥上不但可以俯观流水,还可以远眺两岸:凝望流水久了,会有点受它催眠,也就是出神吧;而从桥上看岸,不但左右逢源,而且因为够远,正是美感的距离。如果桥上不起车尘,更可从容漫步。如果桥上有人卖艺,或有雕刻可观,当然就更动人。这些条件查理大桥无不具备,所以行人多在桥上流连,并不急于过桥:手段,反而胜于目的。
  查理大桥为查理四世(Charles,1316——1376)而命名,始建于一三五七年,直到十五世纪初年才完成。桥长五百二十公尺,宽十公尺,由十六座桥墩支持,全用灰扑扑的砂岩砌成。造桥人是查理四世的建筑总监巴勒(Peter Parler):他是哥德式建筑的天才,包括圣维徒斯大教堂及老城桥塔在内,布拉格在中世纪的几座雄伟建筑都是他的杰作。十七世纪以来,两侧的石栏上不断加供圣徒的雕像,或为独像,例如圣奥古斯丁,或为群像,例如圣母恸抱耶酥,或为本地的守护神,例如圣温塞斯拉斯(Wenceslas),等距对峙,共有三十一组之多,连像座均高达两丈,简直是露天的天主教雕刻大展。
  桥上既不走车,十公尺石砖铺砌的桥面全成了步道,便显得很宽坦了。两侧也有一些摊贩,多半是卖河上风光的绘画或照片,水准颇高,不然就是土产的发夹胸针、项链耳环之类,造型也不俗气,偶尔也有俄式的木偶或荷兰风味的瓷器街屋。这些小货摊排得很松,都持出营业执照,而且一律不放音乐,更不用扩音器。音乐也有,或为吉他、提琴,或为爵士乐队,但因桥面空旷,水声潺潺,即使热烈的爵士乐萨克斯风,也迅随河风散去。一曲既罢,掌声零落,我们不忍,总是向倒置的呢帽多投几枚铜币。有一次还见有人变戏法,十分高明。这样悠闲的河上风俗,令我想起“清明上河图”的景况。
  行人在桥上,认真赶路的很少,多半是东张西望,或是三五成群,欲行还歇,仍以年轻人为多。人来人往,都各行其是,包括情侣相拥而吻,公开之中不失个别的隐私。若是独游,这桥上该也是旁观众生或是想心亭最佳的去处。
  河景也是大有可观的,而且观之不厌。布拉格乃千年之古城,久为波希米亚王国之京师,在查理四世任罗马皇帝的岁月,更贵为帝都,也是十四世纪欧洲有数的大城。这幸运的黄金城未遭兵燹重大的破坏,也绝少碍眼的现代建筑龃龉其间,因此历代的建筑风格,从高雅的罗马式到雄浑的哥德式,从巴洛克的宫殿到新艺术的阴道,均得保存迄今,乃使布拉格成为一具体而巨”的建筑史住物馆,而布拉格人简直就生活在艺术的传统里。
  站在查理大桥上放眼两岸,或是徜徉在老城广场,看不尽哥德式的楼塔黛里带青,凛凛森严,犹似戴盗披甲,在守卫早陷落的古城。但对照这些冷肃的身影,满城却千门万户,热闹着橙红屋顶,和下面,整齐而密切的排窗,那活泼生动的节奏,直追莫札特的快板。最可贵的,是一排排的街屋,甚至一栋栋的宫殿,几乎全是四层楼高,所以放眼看去,情韵流畅而气象完整。
  桥墩上洒着不少白鸥,每逢行人喂食,就纷纷飞起,在石栏边穿梭交织。行人只要向空中抛出一片面包,尚未落下,只觉白光一闪,早已被敏捷的黄喙接了过去。不过是几片而已,竟然召来这许多素衣侠高来高去,翻空蹑虚,展露如此惊人的轻功。

                3 黄金巷

  布拉格堡一探,犹未尽兴。隔一日,茵西又领了我们去黄金巷(Zlata ulicka)。那是一条令人怀古的砖道长巷,在堡之东北隅,一端可通古时囚人的达利波塔,另一端可通白塔。从堡尾的石阶一路上坡,入了古堡,两个右转就到了。巷的南边是伯尔格瑞夫宣,北边是碉堡的石壁,古时厚达一公尺。壁垒既峻,宫墙又高,黄金巷蜷在其间,有如狭谷,一排矮小的街屋,盖着瓦顶,就势贴靠在厚实的堡壁上。十六世纪以后,住在这一排陋屋里的,是号称神枪手(sharpshooers)的炮兵,后来金匠、裁缝之类也来此开铺。相传在鲁道夫二世之前,这巷里开的都是炼金店,所以叫做黄金巷。
  如今这些矮屋,有的漆成土红色,有的漆成淡黄、浅灰,蜷缩在斜覆的红瓦屋顶下,令人幻觉,怎么走进童话的插图里来了?这条巷子只有一百三十公尺长,但其宽度却不规则,阔处约为窄处的三倍。走过窄处,张臂几乎可以触到两边的墙壁,加以居矮门低,墙壁的颜色又涂得稚气可掬,乃令人觉其可亲可爱,又有点不太现实。进了门去,更是屋小如舟,只要人多了一点,就会摩肩接踵,又仿佛是挤在电梯间里。
  炮兵和金匠当然都不见了。兴奋的游客探头探脑,进出于迷你的玩具店、水晶店、书店、咖啡馆,总不免买些小纪念品回去。最吸引人的一家在浅绿色的墙上钉了一块细长的铜牌,上刻“佛朗慈·卡夫卡屋”,颇带梵谷风格的草绿色门楣上,草草写上“二十二号”。里面是一间极小的书店,除了陈列一些卡夫卡的图片说明,就是卖书了。我用七十克朗(crown,捷克文为korun,与台币等值)买到一张布拉格的“漫画地图”,十分得意。
  “漫画地图”是我给取的绰号,因为正规地图原有的抽象符号,都用漫画的笔法,简要明快地绘成生动的具象:其结果是地形与方位保持了常态,但建筑与行人、街道与广场的比例,却自由缩放,别有谐趣。
  黄金巷快到尽头时,有一段变得更窄,下面是灰色的石砖古道,上面是苍白的一线阴天,两侧是削面而起的墙壁,纵横着斑驳的沧桑。行人走过,步声跫然,隐蔽之中别有一种隔世之感。这时光隧道通向一个空落落的天井,三面围着铁灰的厚墙,只有几扇封死了的高窗。显然,这就是古堡的尽头了。
  寒冷的岑寂中,我们围坐在一柄夏天的凉伞下,捧喝着咖啡与热茶取暖。南边的石城墙上嵌着两扇木门,灰褐而斑驳,也是封死了的。门上的铜环,上一次是谁来叩响的呢,问满院的寂寞,所有的顽石都不肯回答。我们就那么坐着,似乎在倾听六百年古堡隐隐的耳语,在诉说一个灰颓的故事。若是深夜在此,查理四世的鬼魂一声咳嗽,整座空城该都有回声。而透过窄巷,仍可窥见那一头的游客来往不绝,恍若隔了一世。

                4 犹太区

  凡爱好音乐的人都知道,布拉格是斯麦塔纳和德伏乍克之城。同样,文学的读者也都知道,卡夫卡,悲哀的犹太天才,也是在此地诞生,写作,度过他一生短暂的岁月。
  悲哀的犹太人在布拉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斯拉夫人来得最早,在第五世纪便住在今日布拉格堡所在的山上了。然后在第十世纪来了亚伯拉罕的后人,先是定居在魔涛河较上游的东岸,十三世纪中叶更在老城之北,正当魔涛河向东大转弯处,以今日“犹太旧新教堂”(Staronova syngoga)为中心,发展出犹太区来。尽管犹太人纳税甚丰,当局对他们的态度却时竟时青,而布拉格的市民也很不友善,因此犹太人没有公民权,有时甚至遭到迫迁。直到一八四八年,开明的哈布司堡朝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才赋予公民权。犹太人为了感恩,乃将此一地区改称“约瑟夫城”(Jlsefoy),一直沿用迄今。
  这约瑟夫城围在布拉格老城之中,乃布拉格最小的一区,却是游客必访之地。茵西果然带我们去一游。我们从地铁的佛罗伦斯站(Florenc)坐车到桥站(Miustek),再转车到老城站(Staromestska),沿着西洛卡街东行一段,便到了老犹太公墓。从西洛卡街一路蜿蜒到利斯托巴杜街,这一片凌乱而又荒芜的墓地呈不规则的Z字形。其间的墓据说多达一万二千,三百多年间的葬者层层相叠,常在古墓之上堆上新土,再葬新鬼。最早的碑石刻于一四三九年,死者是诗人兼法学专家阿必多·卡拉,最后葬此的是摩西·贝克,时在一七八七年。由于已经墓满,“死无葬身之地”,此后的死者便葬去别处。
  那天照例天阴,冷寂无风,进得墓地已经半下午了。叶落殆尽的枯树林中,飘满蚀黄锈赤的墓地上,尽堆着一排排一列列的石碑,都已半陷在土里,或正或斜,或倾侧而欲倒,或人土已深而只见碑顶,或出土而高欲与人齐,或交肩叠背相传相倚,加以光影或迎或背,碑形或方或三角或繁复对称,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石面的浮雕古拙而苍劲,有些花纹图案本身已恣肆淋漓,再历经风霜雨鹰天长地久的侵蚀,半由人雕凿半由造化磨练,终于斑驳陆离完成这满院的雕刻大展,陈列着三百多年的生老病死,一整个民族流浪他乡的惊魂扰梦。
  我们走走停停,凭吊久之,徒然猜测碑石上的希伯莱古文刻的是谁何的姓氏与行业,不过发现石头的质地亦颇有差异;其中石纹粗犷、苍青而近黑者乃是砂岩,肌理光洁、或白皙或浅红者应为大理石,砂岩的墓碑年代古远,大理石碑当较晚期。
  “这一大片迷魂石阵,”转过头去我对天恩说,“可称为布拉格的碑林。”
  “一点也不错,”天恩走近来,“可是怎么只有石碑,不见坟墓?”
  茵西也走过来,一面翻阅小册子,说道:“据说是石上填土,土上再立碑,共有十层之深。”
  “真是不可思议,”隐地也拎着相机,追了上来。四顾不见邦绶,我存和我问首西,茵西笑答:
  “她在外面等我们呢。她说,黄昏的时候莫看坟墓。”
  经此一说,大家都有点惴惴不安了,更觉得墓地的阴森加重了秋深的萧瑟。一时众人截然面对群碑,天色似乎也暗了一层。
  “扰攘一生,也不过留下一块顽石。”天恩感叹。
  “能留下一块碑就不错了,”茵西说。“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在这一带杀害了七万多犹太人。这些冤魂在犹太教堂的纪念墙上,每个人的名字和年份只占了短短窄窄一小行而已——”
  “真的啊?”隐地说。“在哪里呢?”
  “就在隔壁的教堂,”茵西说。“跟我来吧。”
  墓地入口处有一座巴洛克式的小教堂,叫做克劳兹教堂(Klaus Synagogue),里面展出古希伯莱文的手稿和名贵的版书,但令人低徊难遣的,却是楼上收集的儿童作品。那一幅幅天真烂漫的素描和水彩,线条活泼,构图单纯,色调生动,在稚拙之中流露出童真的淘气、谐趣。观其潜力,若是加以培养,未必不能成就来日的米罗或克利。但是,看过了旁边的说明之后,你忽然笑不起来了。原来这些孩子都是纳粹占领期间关在泰瑞辛(Terezin)集中营里的小俘虏。当别的孩子在唱儿歌看童话,他们却挤在窒息的货车厢里,被押去令人哈咳而绝的毒气室,那灭族的屠场。
  脚步沉重,心情更低沉,我们又去南边的一座教堂。那是十五世纪所建的文艺复兴式古屋,叫平卡斯教堂(Pinkas Synagogue),正在翻修。进得内堂,迎面是一股悲肃空廓的气氛,已经直觉事态严重。窗高而小,下面只有一面又一面石壁,令人绝望地仰面窥天,呼吸不畅,如在地牢。高峻峭起的石壁,一幅连接着一幅,从高出人头的上端,密密麻麻,几乎是不留余地,令人的目光难以举步,一排排横刻着死者的姓名和遇难的日期,名字用血的红色,死期用讣闻的黑色,一直排列到墙角。我们看得眼花而鼻酸。凑近去细审徐读,才把这灭族的浩劫一一还原成家庭的噩耗。我站在刀部的墙下,发现竟有心理学家佛洛依德的宗亲,是这样刻的:
  FREUD Artur 17. V 1887—1.X 1944 Flora 24.Ⅱ 1893——1. X 1944
  这么一排字,一个悲痛的极短裙,就说尽了这对苦命夫妻的一生。丈夫阿瑟·佛洛依德比妻子芙罗拉大六岁,两人同日遇难,均死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丈夫五十七岁,妻子五十一岁,其时离大战结束不过七个月,竟也难逃劫数。另有一家人与汉学家佛朗科同姓,刻列如下:
  FRANKL leo 28.11904——26.X 1942 Olga 16.Ⅲ1910—26. X 1942 Pavel 2. W 1938—26.X 1942
  足见一家三口也是同日遭劫,死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爸爸利欧只有三十八岁,妈妈娥佳只有三十二岁,男孩巴维才四岁呢。仅此一幅就摩肩接踵,横列了近二百排之多,几乎任挑一家来核对,都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去,偶有例外,也差得不多。在接近墙脚的地方,我发现佛来歇一家三代的死期:
  FLEISCHER Adolf 15.X 1872——6.Ⅵ 1943 Hermina20. Ⅶ 1874—18.Ⅶ1943 Oscar 29.Ⅳ 1902—28.Ⅳ1942 Gerda 12.Ⅳ 1913-28. Ⅳ 1942 Jiri 23.X 1937-28.Ⅳ 1942
  根据这一串不祥数字,当可推测祖父阿道夫死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享年(恩年?)七十一岁,祖母海敏娜比他晚死约一个半月,恩年六十九岁:那一个半月她的悲恸或忧疑可想而知。至于父亲奥斯卡,母亲葛儿妲,孩子吉瑞,则早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同时殒命,但祖父母是否知道,仅凭这一行半行数字却难推想。
  我一路看过去,心乱而眼酸,一面面石壁向我压来,令我窒息。七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具赤裸裸的尸体,从耄耋到稚婴,在绝望而封闭的毒气室巨墓里扭曲着挣扎着死去,千肢万骸向我一铲铲一车车抛来投来,将我一层层一叠叠压盖在下面。于是七万个名字,七万不甘冤死的鬼魂,在这一面面密麻麻的哭墙上一起恸哭了起来,灭族的哭声、喊声,夫喊妻,母叫子,祖呼孙,那样高分贝的悲痛和怨恨,向我衰弱的耳神经汹涌而来,历史的余波回响卷成灭顶的大漩涡,将我卷进……我听见在战争的深处母亲喊我的回声。
  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我的哭墙在何处?眼前这石壁上,无论多么拥挤,七万多犹太冤魂总算已各就各位,丈夫靠着亡妻,夭儿偎着生母,还有可供凭吊的方寸归宿。但我的同胞族人,武士刀夷烧弹下那许多孤魂野鬼,无名无姓,无宗无亲,无碑无坟,天地间,何曾有一面半面的哭墙供人指认?

                5 卡夫卡

  今日留居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已经不多了。曾经,他们有功于发展黄金城的经济与文化,但是往往赢不到当地捷克人的友谊。最狠的还是希特勒。他的计划是要“彻底解决”,只保留一座“灭族绝种博物馆”,那就是今日幸存的六座犹太教堂和一座犹太公墓。
  德文与捷克文并为捷克的文学语言。里尔克(R.M.Rilke,1875——1926)、费尔非(Franz Werfel,1890—1945)、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同为诞生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但是前二人的交游不出犹太与德裔的圈子,倒是犹太裔的卡夫卡有意和当地的捷克人来往,并且公开支持社会主义。
  然而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卡夫卡始终突不破自己的困境,注定要不快乐一生。身为犹太种,他成为反犹太的对象。来自德语家庭,他得承受捷克人民的敌视。父亲是殷商,他又不见容于无产阶级。另一层不快则由于厌恨自己的职业:他在“劳工意外保险协会”一连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也难怪他对官僚制度的荒谬着墨尤多。
  此外,卡夫卡和女人之间亦多矛盾:他先后订过两次婚,都没有下文。但是一直压迫着他、使他的人格扭曲变形的,是他那壮硕而独断的父亲。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里,卡夫卡怪父亲不了解他,使他丧失信心,并且产生罪恶感。他父亲甚至骂他做“虫豸”(ein ungeziefer)。紧张的家庭生活,强烈的宗教疑问,不断折磨着他。在《审判》、《城堡》、《变形记》等作品中,年轻的主角总是遭受父权人物或当局误解、误判、虐待,甚至杀害。
  就这么,这苦闷而焦虑的心灵在昼魇里徘徊梦游,一生都自困于布拉格的迷宫,直到末年,才因肺病死于维也纳近郊的疗养院。生前他发表的作品太少,未能成名,甚至临终都嘱友人布洛德(Max Brod)将他的遗稿一烧了之。幸而布洛德不但不听他的,反而将那些杰作,连同三千页的日记、书信,都编妥印出。不幸在纳粹然后是共产党的政权下,这些作品都无法流通。一九三一年,他的许多手稿被盖世太保没收,从此没有下文。后来,他的三个姊妹都被送去集中营,惨遭杀害。
  直到五十年代,在卡夫卡死后三十年,他的德文作品才译成了捷克文,并经苏格兰诗人缪尔夫妇(Edwin and Willa Muir)译成英文。
  布拉格,美丽而悲哀的黄金城,其犹太经验尤其可哀。这金碧辉煌的文化古都,到处都听得见卡夫卡咳嗽的回声。最富于市井风味历史趣味的老城广场(Staromestske namesti),有一座十八世纪洛可可式的金斯基宫,卡夫卡就在里面的德文学校读过书,他的父亲也在里面开过时装配件店。广场的对面,还有卡夫卡艺廊。犹太区的入口处,梅索街五号有卡夫卡的雕像。许多书店的橱窗里都摆着他的书,挂着他的画像。
  画中的卡夫卡浓眉大眼,忧郁的眼神满含焦灼,那一对瞳仁正是高高的狱窗,深囚的灵魂就攀在窗口向外窥探。黑发蓄成平头、低压在额头上。招风的大耳朵突出于两侧,警醒得似乎在收听什么可疑、可惊的动静。挺直的鼻梁,轮廓刚劲地从眉心削落下来,被丰满而富感性的嘴唇托个正着。
  布拉格的迷宫把彷徨的卡夫卡困成了一场恶梦,最后这恶梦却回过头来,为这座黄金城加上了桂冠。

                6 遭窃记

  布拉格的地铁也叫Metro,没有巴黎、伦敦的规模,只有三线,却也干净、迅疾、方便,而且便宜。令人吃惊的是:地道挖得很深,而自动电梯不但斜坡陡峭,并且移得很快,起步要是踏不稳准,同时牢牢抓住扶手,就很容易跌跤。梯道斜落而长,分为两层,每层都有五楼那么高。斜降而下,虽无滑雪那么迅猛,势亦可惊。俯冲之际,下瞰深谷,令人有伊于胡底之忧。
  布城人口一百二十多万,街上并不显得怎么熙来攘往,可是地铁站上却真是挤,也许不是那么挤,而是因为电梯太快,加以一边俯冲而下,另一边则仰昂而上,倍增交错之势,令人分外紧张。尖峰时段,车上摩肩擦背,就更挤了。
  我们一到布拉格,驻捷克代表处的谢新平代表伉俪及黄顾问接机设宴,席间不免问起当地的治安。主人笑了一下说:“倒不会抢,可是扒手不少,也得提防。”大家松了一口气,隐地却说:“不抢就好。至于偷嘛,也是凭智慧——”逗得大家笑了。
  从此我们心上有了小偷的阴影,尤其一进地铁站,向导茵西就会提醒大家加强戒备。我在国外旅行,只要有机会搭地铁,很少放过,觉得跟当地中、下层民众挤在一起,虽然说不上什么“深入民间”,至少也算见到了当地生活的某一横剖面,能与当地人同一节奏,总是值得。
  有一天,在布拉格拥挤的地铁车上,见一干瘦老者声色颇厉地在责备几个少女,老者手拉吊环而立,少女们则坐在一排。开始我们以为那滔滔不绝的斯拉夫语,是长辈在训晚辈,直到一位少女赧赧含笑站起来,而老者立刻向空位上坐下去,才恍然他们并非一家人,而是老者责骂年轻人不懂让座,有失敬老之礼。我们颇有感慨,觉得那老叟能理直气壮地当众要年轻人让座,足见古礼尚未尽失,民风未尽浇薄。不料第二天在同样满座的地铁车上,一位十五六岁的男孩,像是中学生模样,竟然起身让我,令我很感意外。不忍辜负这好孩子的美意,我一面笑谢,一面立刻坐了下去。那孩子“日行一善”,似乎还有点害羞,竟然半别过脸去。这一幕给我的印象至深,迄今温馨犹在心头。这小小的国民外交家,一念之仁,赢得游客由衰的铭感,胜过了千言不惭的观光手册。苦难的波希米亚人,一连经历了纳粹等许多凌虐折磨,竟然还有这么善良的子弟,令人对“共产国家”不禁改观。
  到布拉格第四天的晚上,我们乘地铁四旅馆。车到共和广场站(Mamesti Republicky),五个人都已下车,我跟在后面,正要跨出车厢,忽听有人大叫“钱包!钱包!”声高而情急。等我定过神来,隐地已冲回车上,后面跟着茵西。车厢里一阵惊愕错乱,只听见隐地说:“证件全不见了!”整个车厢的目光都猬聚在隐地身上,看着他抓住一个六十上下的老人,抓住那老人手上的棕色提袋,打开一看——却是空的!
  这时的车门已自动合上。透过车窗,邦媛、天恩、我存正在月台上惶惑地向我们探望。车动了。茵西向他们大叫:“你们先回旅馆去!”列车出了站,加起速来。那被搜的老人也似乎一脸惶惑,拎着看来是无辜的提包。茵西追问隐地灾情有多惨重,我在心乱之中,只朦朦意识到“证件全不见了!”似乎比丢钱更加严重。忽然,终站佛罗伦斯到了。隐地说:“下车吧!”茵西和我便随他下车。我们一路走回旅馆,途中隐地检查自己的背包,发现连美金带台币,被扒的钱包里大约值五百多美金。“还好,”他最后说,“大半的美金在背包里。台湾的身分证跟签帐卡一起不见了,幸好护照没丢。不过——”
  “不过怎么?”我紧张地问道。
  “被扒的钱包是放在后边裤袋里的,”隐地啧啧纳罕。“袋是钮扣扣好的,可是钱包扒走了,钮扣还是扣得好好的。真是奇怪!”
  茵西和我也想不通。我笑说:“恐怕真有三只手——一手解钮,一手偷钱,第三只再把钮扣上。”
  知道护照还在,余钱无损,大家都好了一口气。我忽然大笑,指着隐地说:“都是你,听谢代表说此地只偷不抢,别人都没开口,你却抢着说:‘偷钱要靠智慧,也是应该。’真是一语成谶!”

                缘短情长

  捷克的玻璃业颇为悠久,早在十四世纪已经制造教堂的玻璃彩窗。今日波希米亚的雕花水晶,更广受各国欢迎。在布拉格逛街,最诱惑人的是琳琅满目的水晶店,几乎每条街都有,有的街更一连开了几家。那些彩杯与花瓶,果盘与吊灯,不但造型优雅,而且色调清纯,惊艳之际,观赏在目,摩挲在手,令人不觉陷入了一座透明的迷宫,唉,七彩的梦。醒来的时候,那梦已经包装好了,提在你的袋里,相当重呢,但心头却觉得轻快。何况价钱一点也不贵:台币三两百元就可以买到小巧精致,上千,就可以拥有高贵大方了。
  我们一家家看过去,提袋愈来愈沉,眼睛愈来愈亮。情绪不断上升。当然,有人不免觉得贵了,或是担心行李重了,我便念出即兴的四字诀来鼓舞士气:

    昨天大穷
    后天大老
    今天不买
    明天懊恼

  大家觉得有趣,就一齐念将起来,真的感到理直气壮,愈买愈顺手了。
  捷克的观光局要是懂事,应该把我这“劝购曲”买去宣传,一定能教无数守财奴解其啬羹。
  捷克的木器也做得不赖。纪念品店里可以买到彩绘的漆盒,玲珑鲜丽,令人抚玩不忍释手。两三千元就可以买到精品。有一盒绘的是天方夜谭的魔毯飞行,神奇富丽,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念吝啬,竟未下手,落得“明天懊恼”之讥。
  还有一种俄式木偶,有点像中国的不倒翁,绘的是胖墩墩的花衣村姑,七色鲜艳若俄国画家夏高(Marc Chagall)的画面。橱窗里常见这村姑成排站着,有时多达十一二个,但依次一个比一个要小一号。仔细看时,原来这些胖妞都可以齐腰剥开,里面是空的,正好装下小一号的“妹妹”。
  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了莫札特的歌剧《唐乔凡尼》(Don Giovanul),不是真人而是木偶所演。莫札特生于萨尔斯堡,死于维也纳,但他的音乐却和布拉格不可分割。他一生去过那黄金城三次,第二次去就是为了《唐乔凡尼》的世界首演。那富丽而饱满的序曲正是在演出的前夕神速谱成,乐队简直是现看现奏。莫扎特亲自指挥,前台与后台通力合作,居然十分成功。可是《唐乔凡尼》在维也纳却不很受欢迎,所以莫札特对布拉格心存感激,而布拉格也引以自豪。
  一九九一年,为纪念莫札特逝世两百周年,布拉格的国家木偶剧场(National Marionette Theatre)首次演出《唐乔凡尼》,不料极为叫座,三年下来,演了近七百场,观众已达十一万人。我们去的那夜,也是客满。那些木偶约有半个人高,造型近于漫画,幕后由人拉线操纵,与音乐密切配合,而举手投足,弯腰扭头,甚至仰天跪地,一切动作在突兀之中别有谐趣,其妙正在真幻之间。
  临行的上午,别情依依。隐地、天思、我存和我四人,回光返照,再去查理大桥。清冷的薄阴天,河风欺面,只有七八度的光景。桥上众艺杂陈,行人来去,仍是那么天长地久的市并闲情。想起两百年前,莫扎特排练罢《唐乔凡尼》,沿着栗树掩映的小苍一路回家,也是从查理大桥,就是我正踏着的这座友砖古桥,到对岸的史泰尼茨酒店喝一杯浓烈的土耳其咖啡;想起卡夫卡、里尔克的脚步声也在这桥上橐橐踏过,感动之中更觉得离情渐浓。
  我们提着在桥头店中刚买的木偶;隐地和天恩各提着一个小卓别林,戴高帽,挥手杖,蓄黑髭,张着外八字,十分惹笑。我提的则是大眼睛翘鼻子的木偶皮诺丘,也是人见人爱。
  沿着桥尾斜落的石级,我们走下桥去,来到康佩小村,进了一家叫“金剪刀”的小餐馆。店小如舟,掩映着白纱的窗景却精巧如画,菜价只有台北的一半。这一切,加上户内的温暖,对照着河上的凄冽,令我们懒而又赖,像古希腊耽食落拓枣的浪子,流连忘归。尤其是隐地,尽管遭窃,对布拉格之眷眷仍不改其深。问起他此刻的心情,他的语气恬淡而隽永:“完全是缘分,”隐地说。“钱包跟我已经多年,到此缘尽,所以分手。至于那张身分证嘛,不肯跟我回去,也只是另一个自我,潜意识里要永远留在布拉格城。”
  看来隐地经此一幼,境界日高。他已经不再是苦主,而是哲学家了,偷,而能得手,是聪明。被偷,而能放手,甚至放心,就是智慧了。
  于是我们随智者过桥,再过六百年的查理大桥。白鸥飞起,回头是岸。

                           一九九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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