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4、仕优而学


  当丁澎遣戍的时候,汤斌也动了“驿马星”,朝命调任江西岭北道。他的移交很顺利,库有存银,案无积牍;造一份“四柱清册”,连印信交给了后任,仍旧跟到任时那样,雇两头骡子,一肩行李一箱书,带着汤本,悄然就道——事先得到消息,当地百姓预备跪香遮道,攀留不舍;这是办不到的事,同时他也不愿惊动地方父老,所以在公开宣布的行期前两天,半夜里开潼关,出函谷,取道湖北,入江西到任。
  岭北道驻赣州。汤斌得以调此官职,有着无限的兴奋,因为这就是阳明先生王守仁做过的官;明朝的赣南巡抚与此时的岭北道,官称不同,事权相仿。他为学不薄程朱爱阳明,如今得能追步前贤,效法懿行来印证所学,实在是难得的良机。
  这是有名的一个难治的地方,“十月先开岭上梅”的大庆岭以北的地区,深山长谷,荒翳险阻,为两广通吴越的要道,所谓“接瓯闽百越之区,介谿谷万山之阻”,那里的风俗,一方面是儒良秀美,尚义工巧;另一方面,劲悍习武,嗜勇好斗,对死生看得甚轻,所以是个著名的盗薮。
  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文治武功,冠绝一时。武功之首,自然是五十大平宁王宸濠之乱,其次就是平盗,当时盘踞在崇山峻岭,鸟道丛篁中的土匪,共有左溪、桶岩、横水、氵利头四大股;王阳明判断形势,广用间谍,亲破贼巢八十余处,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年底,江西的土匪,完全肃清。汤斌对王阳明的这些业绩,早已研究得烂然于胸;所以一到任,首先要查访的就是地方的治安。
  治安果然不好。在零都县北的零山,有一股土匪,头目叫做李玉廷,手下有一万多人,时常下山,劫掠行旅。因此,由福建长汀、西人赣州的这条要道,大受威胁;商贩裹足不前,市面萧条,地方的生计,大受影响。
  汤斌心里在想,要办这一股土匪,不能期望动用官兵,首先没有这么多官兵可以调遣;就算能调到了,官兵的纪律如何不可知,未蒙平贼之利,先受骚扰之害,而且地方上要办军需供应,一样摊派,不如拿这笔钱来办民兵。
  这有王阳明、戚继光等人的成法可循,只要实心实力,地方上无有不踊跃从事的。汤斌也读过兵书,亲自招募选练;布衣蔬食,起居生活比哪个都要苦,仅是这一分感召,就足以昂杨士气了。
  于是,意想不到的,李玉廷派人上书,自愿投诚。汤斌抱着与人为善的宗旨,自然接纳;李玉廷倒言而有信,单身自缚,来见汤斌,表示负荆请罪。
  这只是投诚的初步,他手下有一万多人,如何安置?得有善策。谈到这一点,李玉廷言语支吾,只说“弟兄相从多年,不忍舍弃”,意思是要派他的官职,供他的粮饷;不说一句愿意“卖刀买犊”的话,那就大为可疑了。
  因此,汤斌一面安抚李玉廷,一面去见巡抚苏宏祖,面禀经过,断言李玉廷投降,并非心悦诚服,随时可以生变,不可不预作防备。
  “贵司饱学,识见超卓。”苏宏祖很诚恳地答道:“如有所见,尽请直言;赣州、南安两府,全靠老兄保障。”
  “大人过奖了。”汤斌直抒所见:“倘或李玉廷包藏祸心,必扑南安。南安无兵防守,寇至即下,危险之至。我请大人立刻下令调兵;我今夜就走,先回南安设防。”
  “好!就这么办。我派中军替你安排行程。”
  “多谢大人,只恐耽误戎机,不必费事了。”
  苏宏祖还要设宴为他犒劳,留他第二天一早再走。汤斌坚决辞谢,当夜就骑马带领八名亲兵,直驰南安。
  走了两夜一天才到,到时已值深夜;叩关进城。人马俱乏,但汤斌不暇投店,由地保领着,一直来到南安知府衙门。知府已经人梦,听家人唤醒了说:“汤大人驾到”,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汤斌此刻到府,必有极紧急的大事;喜的是有汤斌在,一切可以放心。
  于是急急起身,匆匆穿戴,开了中门,在烛火下迎谒上司。
  “大人想来还不曾用饭?请先休息,等我派人去找厨子。”
  “不必太费事。”汤斌说道,“请先派人招呼我那几个亲兵的饮食。我跟老兄先谈一谈。”
  知府亲自引入书房,在明亮的灯光照映下。只见三十三岁的汤斌,脸色熏黑憔翠,敝衣破靴,手上还受了伤,用块中衣上撕下来的布条缚住伤口,上面血渍殷然。这副样子像个遭遇灾难,仓皇逃命的难民,哪里像个掌管半省民政的地方大吏?
  “大人勤劳王事,着实辛苦!”那知府感动之下,一揖到地。
  “好说,好说!”汤斌一把扶住他,“老兄,不必再讲这些客套,我们谈正事!”
  于是汤斌谈到如何设防。虽有乡兵,打硬仗不是劲悍的土匪的对手;汤斌指示,多设疑兵,加强巡逻。城内要清查保甲,监视奸充。只要示贼以有备,或者可以让土匪知难而退;万一李玉廷要硬攻南安,只要能守得十天,苏巡抚所调遣的官军,必可赴援解围。
  “我请问老兄,”汤斌重提一句:“万一有变,能不能守到十天?”
  受了汤斌的鼓舞,那知府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尽力而为。倘或守不到十天,与城共亡。”
  有此必死的决心,南安一定可以守住。汤斌欣然称许,只见他的脸上,一双憔悴眼睛,神采奕奕,显得极有信心似的。
  第二天一早,汤斌亲自帮着部署;旗帜鲜明,号令严整,士气极好。也就是在刚刚部署完成的第三天,李玉廷大股,远远而至。瞭望守卒发觉敌情,驰报知府,知府又转报汤斌,急急赶到城上。
  果然,汤斌棋先一着,发生了吓阻的作用,李玉廷和他弟弟秀廷所率领的土匪,一看城头刁斗森严,旗旗密布,知道硬攻无益;而且他们亦没有打硬仗的准备,只好悄然退去。
  危机虽暂时得解,汤斌却不敢丝毫疏忽,督率南安知府、大庾县知县,夜以继日地把防务上的“缺口”都堵塞起来。这样过了十天才部署完成,正待回赣州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命案。
  这件命案的严重,是因为凶手为平南王尚可喜的部下。尚可喜驻兵广东,派了一名姓董的游击,带领小队买马回广州;经过南安时,他的部下两名“旗军”,一个叫孙大,一个叫陈报国,不守纪律,持枪带刀,闯入民居,强取鸭子——南安的腊鸭,远近驰名;鸭子是老百姓生计所关,有人强取了一只,开了个例,凡是兵卒都可恃强而取,岂不断绝生计?因此为一只鸭子起了冲突。
  那家姓钟,弟兄三个,老大叫钟应贞,在向孙大讨回鸭子时被杀;钟应光喊了声救命,结果又为陈报国杀死。于是老三针应尧陪着寡嫂到董游击那里喊冤。
  董游击一听大怒,驰马到了现场,陈报国已经逃走;董游击拔出腰刀,住孙大脖子上就砍。但就在利刃加颈的刹那,他变了主意,收足腰刀,吩咐亲兵将孙大捆了起来,移送大庾县办罪。
  这倒也是正办。只是随带的队伍,蛮不讲理,纷纷向游击去陈诉,说是旗军因为与百姓争斗,为了一只鸭子,闹出命案,如果要旗军抵命,以后必受百姓欺侮,寸步难行了。因此,要求董游击无论如何耍摆“威风”出来。
  董游击不但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还听从了部下的设计,首先就把“威风”摆在苦主身上,说是孙大为了钟家吃官司,一切要归苦主招待。到坐堂问案那天,命案被告孙大是坐了轿子去的,自然,轿子是苦主所雇;入狱以后,又要苦主为孙大送牢饭,每天一只肥鸭,如果敢支吾一声,立刻就以白刃相向。
  另一方面大庾县知县,也受了胁迫;判的不是强取鸭子,致人死命,说是“索鸭必致争闹,疑于殴斗,故依律拟绞。”而以当时的赦例,绞刑可以不死,同时两条人命由孙大一人承当,陈报国竟能置身事外。这就是说,钟家弟兄,等于白死!不但白死,还要花钱供养凶手。
  汤斌得报,大为震怒。等公事报到,亲自提审;董游击的部下,与当地老百姓来看审,挤得水泄不通。
  一声“带原告”,只听钟家的亲属,哭声震天;上堂一问,除了叙述当时命案经过以外,又说,为了供养孙大,已卖掉两个亲生儿子。世间哪有这样的不平之事?要请“青天大人作主伸冤”!
  汤斌不置可否,先请董游击上堂问道:“一面是贵部,一面是百姓,你看人数多寡?万一发生殴斗,如何收场?”
  董游击一听这话,心里着慌,躬身答道:“请大人示下。”
  “士卒须受约束,不宜干预民政。请贵官将所部带回营地;千万注意纪律,倘滋事,本道断难回护。”
  汤斌是兵备道,下马治民,上马管军,职兼文武,而且大庚的义兵正被汤斌训练得生气勃勃;万一发生冲突,自己过境的少数人马,不是对手。即令事后能倚仗平南王的势力,找回面子,无论如何眼前亏是吃定了。因此董游击表现得很合作,把夹在老百姓当中看市孙大的士兵,都集中在一起,带队回营。
  就这一下,便令大庾百姓,心折无已。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汤斌是如何大快人心地平反冤狱。
  “提孙大!”
  堂上一呼,阶下齐诺,把孙大从“班房”里提了出来;只见他起初傲然不以为意,等向堂下一望,顿显惊慌——一大家都明白,他仗的就是旗军的势;每次“过堂”都有人助威,如今同伴一个不见,自然气馁。
  问明姓名年籍,汤斌问道:“钟家兄弟,是你杀死的吗?”
  “是因为买鸭子起了争执,我一时失手伤人。”
  汤斌已把全案连件作所填的“尸格”,何处受伤,伤痕如何,缘何致命,都记熟在心里;这时不用检机案卷,便可洁问:“钟家老大,左乳下中枪,直透后心;这致命之伤是怎么来的?”
  孙大无法抵赖,依然这样回答:“是我一时失手。”
  “听你的供词,好像在跟人比武似的,左一个‘失手’,右一个‘失手’!我且问你钟家老大那时手中拿着什么东西?”
  “拿着一只鸭。”
  “照此说来是赤手空拳,并无武器?”
  孙大无法狡辩,只好答应一声:“我不曾细看。”
  “不曾细看,便是毫无防备;你一个毫无防备的人,把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杀掉了,还说是‘失手’?”一说到这里,汤斌不提此事;问到第二条人命,“钟家老二是谁杀掉的?”
  “也是我一时失手。”
  “喔,又是你!你的‘失手’何其之多?”
  这句带着讥讽意味的话,鸦雀无声的老百姓听得明明白白,都高兴地笑了。
  “钟家老二尸身只有刀伤,莫非你是一手持枪,一手持刀,带着两样武器?”
  这一问把孙大问住了,低着头好久不响。
  “是陈报国是不是?说!”汤斌第一次动用了惊堂木。
  “是。”
  汤斌点点头,大声宣示:“案情已明,原告饬回,孙大收押,不准任何人接见,亦不得食用外送食物。听候本道提取陈报国到案,再行定罪。”
  这一宣布,等于是说要抓陈报国一起来抵命。堂下无不抚掌称快,交颂青天。但汤斌的处置却很慎重,第二天就离了南安,去见巡抚苏宏祖,提出两项要求,希望得到支持。
  “凶手有枪,死者空手,力不相敌,不能谓之争执斗殴。”汤斌的第一要求是:“凶手应依‘故杀’律定罪。”
  第二个要求是行文平南王府,要求将另一凶手陈报国交出来,归案讯办——当然,汛办也是故杀,要孙大和陈报国双双为钟氏兄弟抵命。
  苏宏祖是个好长官,但禀性微嫌游移懦弱,虽然对汤斌信任而又佩服,但他怕这样严厉执法,会引起平南府的不满,闹出事来,是件大案,前程不保之外,还有别的祸事,因而显得极其为难。
  “潜庵!”苏宏祖的态度不像上司,倒像个一向依恃汤斌的老朋友,所以称他的号,用商量的语气说:“是不是可以缓和一点儿呢?”
  “大人!”汤斌答道:“我不敢有丝毫成见,亦不敢有丝毫爱憎之心,只记着‘持法务平’四字,民不平则起民愤;民愤不泄则必酿成民变。此案一时因可以硬压下去,只是将来的纠纷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那时大人或者有悔不当初之叹了!”
  苏宏祖人虽懦弱,却不是不能激励的人;一听汤斌的话,再细想一想将来的利害关系,壮起胆气答道:“也罢!我依旧听你的。”
  于是汤斌“客串”苏宏祖的幕友,代为拟了一道致平南王府长史的咨文,细叙案情,同时强调为了以后彼此和谐,办理军差方便起见,必须依法处置,请求将陈报国移送归案。
  这个咨文缮好用印,派专差度大庆岭到广东投递,立等回文。当时约定,汤斌仍回南安;平南王府的回文一到,就近交汤斌拆阅处理。
  不久,平南王府复文到达杨斌手中,拆阅一看,答复出人意外,说是陈报国因为剿匪中炮,业已阵亡,无从移送。其事真假不可知,但就复文来看,并未表示陈报国无罪;这样在法理上已有交代。汤斌既然无法亲自到平南王府问明真假,就只有依律“免究”。
  孙大自然难逃一死,正法之日,万民欢呼;都认为朝廷毕竟能重民命,更当奉公守法,做一个好百姓。而平南王府所属的官兵,只要一人江西,也大为安分,深怕犯在汤斌手里。到这时,苏宏祖真的佩服汤斌,见识超卓。
  然而这样一个好官,不能再在南赣了。因为汤斌接到家书,他父亲的便血的旧疾复发——一自从他母亲赵太夫人殉难后,父子俩相依为命;回想当年艰苦倍尝的光景,汤斌孺慕之心,无法抑制,忧思成疾,因而上书,请求辞官归里,省视老父。
  苏宏祖自然不允。汤斌重复上书,再三再四,到第五次上书他是这样陈情:
  斌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赴任时归省,老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斌病,病必剧,是斌贻误岭疆,不可为巨;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
  苏宏祖看到这样的哀词,再也不忍心了;于是代为出奏,让汤斌“予告”。部中复文一到,立刻准备回乡;而一笔盘缠,却无着落。
  如果说要让家里寄钱来,往返数千里,缓不济急;而且也怕伤了老父的心,在外服官,穷得连回家的川资都没有,这不太惨了吗?
  万般无奈,只有卖去所骑的一匹马——这匹马是汤斌因为地方不靖,山路崎岖,为了应变和视察的需要,到任不久用官俸所买的私产;这时马价又涨了,卖掉了勉强可供还乡之用,便叫汤本从槽头上牵到市集上去处分。
  “汤本,这匹马不可胡乱卖掉。”他说,“第一,不可跟人多要价钱。”
  汤本知道他的脾气,答一声:“知道。”
  “第二,要替这匹马找个好主人。”
  “这就难了。”汤本问道:“大少爷,怎样才是好主人?我不大明白。”
  “这匹马很驯良,就年纪大些的人骑也不妨。你看有那长厚积善之家,老主人要觅座骑代步,你就卖了给他。”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
  “那就要挑那爱马的,自然不会虐待牲口。若有这样的买主,就减些价也不妨。”
  汤本遵照主人吩咐,刚要牵走,汤斌又把他喊住,还有一句话嘱咐。
  “千万不可说,卖马充作川资!”
  这一点汤本也明白,如果那样一说,必有人自愿献赠川资;而且可以料定,像这样的人还不会少。主人当然绝不肯接受,结果推来让去,无非平添许多麻烦。
  “我这样说,我家主人打算由水路回河南,用不着这匹马。”
  “对了,就是这么说。”
  果然,汤斌有先见之明——马一牵到市集,想买的人真不少;也都认得汤本,第一句话就是问:“汤大人为什么要卖马?”
  这也难怪大家问。都听过隋唐故事,秦叔宝困在天堂州,客中资釜不继,只好卖马。汤斌官居三品,如果也是像秦叔宝那样受困,就是件不可想象之事;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我家主人从水路回乡,马匹无用。”
  “那我买。请汤二爷说价,要多少就是多少。”
  “慢来,马价不贵,我且请问,你买了这匹马干什么?”
  “自然是当座骑。”那人说,“我儿子在驿站当差,得要有匹好马,伺候贵人;官马都不好,自己备一匹马,当差便有许多好处。”
  汤本心想驿马最苦,绝不能卖,但也不必说明原因,只摇着手说:“不行、不行!对不起,我这匹马不能卖给你。”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最后来了个地方上有长者之称的“张老好”;他买马的用意,只为敬爱汤斌,想留一点去思,睹物思人,愿意把马养在槽头上,逢到春秋佳日骑着出去逛一逛。
  这是教这匹马去享福,付托有人,汤本把马卖了给他。
  于是在百姓遮道攀留,父老涕泣相向的场面下,汤斌离任回乡。抵达睢州,已在年底;父子相见,无不悲喜交集。从此汤斌闭门侍父课子,琅琅书声与汤夫人的轧轧机声相应和,肃然的门庭中,自有盎然的生机。
  家居不问外事,更不涉足官场;因此,汤斌对于京师的情形,十分隔膜。这样过了一年多,忽然听说有“哀诏”颁到,皇帝殡天了——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亥刻。
  事起突然,因而许多离奇谣言,说是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了家。汤斌不信这样的说法;皇帝好佛,曾延请玉林、木陈两高僧人禁中讲法,而且由玉林以“龙池祖法派”的行辈,为皇帝取法名叫做“行痴”。这是汤斌所知道的。但好佛不一定出家,尤其以万乘之尊,弃天下如敝展,不顾社稷臣民,遁人空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而谣言越来越离奇,甚至说顺治皇帝的宠妃,薨于上年八月十九的董鄂妃,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的爱姬,出身秦淮的董小宛。皇帝在五台山出家,就是为了董小宛香消玉殒,以致万念俱灰的缘故。汤斌与江南文士,虽不甚接近,却与汪尧峰极熟;他曾作冒辟疆“水绘园”中的座上客,对董小宛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为汤斌谈过,董小宛早在十年前就已下世,死时得年二十八,那年顺治皇帝才十四岁。
  不久,民间传抄着四首吴梅村的《清凉山礼佛诗》,诗是五言古风,迷离倘。况,不知隐藏着什么“本事”,而有人说第一首、第二首,都有很明白的线索,第一首开头是这样八句: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咸,丝盖云中来。
  双成是仙女,姓董。所以这一句是切一个董小宛的董字。
  第二首开头是这样六句: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岩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自是一个董字。“萎落”明指身死,而开头的“凉风”和“蟋蟀”则更指明死的时间。
  谈到第三首,就更神乎其神了,其中有一段说:
  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皇帝不留烟火人间,就是已人禅门。但也有人说,这正是皇帝驾崩,未曾出家的明证,“不得留人间”,当然是仙去,所以下面又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的话,房里是“天驷”,是说皇帝将巡幸某一个地方,而未曾启辟,突然晏驾。
  对于这些传说,自然有亲友邻居,来问汤斌。他只能就事论事作解释;心知为非,却不愿肯定地说,到底如何?因为那是妄言。最后,终于明白了真相,是京中来客所谈,大行皇帝死于痘。起病于正月初四,到了初七,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泼水。才知是出痘。
  同时下令刑部及京师地方衙门,开释系狱的囚犯,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大行仁政,并不能为皇帝却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学士两人至养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遗诏。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正黄旗的麻勒吉,当顺治九年满汉分榜时,他是满洲状元;还有一个叫王熙,是京师的土著,顺治四年的进士,会讲满洲话,通满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门开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驾崩,于是宫中治丧,一片缟素;文武官员照满洲的习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红缨,然后依礼成服,朝夕哭临。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两个,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位反常地落在较幼的玄烨身上,这是出于一个日耳曼人的建议。
  这个西洋人的华名叫汤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的推荐,被征参与修改历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历的伟绩,被授为钦天监;以后又得封号“通玄教师”,升官进秩至正一品。这些恩宠之来,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场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缘故。选立嗣君之际,孝庄太后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烨出过,以立玄烨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实例在,所以此一建议,从太后到满洲亲贵大臣,无不接纳。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颁遗诏;而公开的遗诏已不尽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满洲的从龙之臣,不满皇帝生前的作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无对证的机会,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这道遗诏,“罪己”的意味特重。一开头就说: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旧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汤斌亲自监工,其时正是流火烁金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介,本名冲壁;因为有“耿介拔俗”这句话,所以改了单名。他是河南登封人,顺治九年与汤斌同时成为进士,在翰林院时,与汤斌同住一间屋,彼此以淡泊宁静相砥砺,成为金石之交,情谊极深。
  翰林院散馆,两人都授职检讨,只是分发的衙门不同,汤斌派在国史院,耿介派在秘书院。当顺治皇帝选派学行俱优的翰林出任地方官时,耿介亦在名单之中,被任为福建按察副使,辖区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瓯六府,经常出巡,事先下札,严厉禁止迎送馈赠,真正耿介拔俗,不愧其名。
  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调到江西,做鄱阳湖东岸的“湖东道”。这个缺后来裁掉了,耿介因为治绩优,调为直隶大名道,辖区当河北、河南、山东交会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也是有名的烦剧难治之区:他的居官信条是:除积弊、革冗费、戒贪墨。恩威并用,政绩大着,是个响当当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着“逃人”的案子,而且因为地处冲要,比汤斌在潼关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汤斌一样,认为“功今固严,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没有一个牵连在内。光是这一项惠政,就使得属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告归。服满以后,家居不出;这年想起汤斌,由登封到睢州专诚访晤,登门才知道他“仕优而学”,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孙奇逢的,回里以后,摒挡就道,跟汤斌做了同窗。
  汤斌接到消息,亲到山下迎候,接着了欢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乱起,朝廷诏举贤才赴军前效力。这时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个大学士熊赐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汤斌晚两科,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也是个“道学先生”,由于皇帝崇尚理学,熊赐履深受敬重,他著过一部谈心性的书,题名《闻道录》,说“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这个议论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汤斌的理学,路数不同,只是汤斌并无门户之见,所以笃信程朱的熊赐履,对他并无恶感;问到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从前读过汤斌的文章,只是不识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汤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举荐他。”
  “举荐此人,诚然适当。一不过,”魏象枢顾念汤斌的境况,代为辞谢,“他此刻在苏门读书,家贫亲老,恐怕到军前效力的行装都办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赐履听得这话,只好死了举荐汤斌的心。
  但即令征召,汤斌也一定会辞谢,因为这时孙奇逢下世,夏峰子弟,无不哀思浓重,失了常度,在孙奇逢死前的那几个月,汤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从老师那里多得一些教益。而孙奇逢也持着约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经九十二岁,除了重听以外,看来身体还相当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谒过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应接问业的弟子。或者远道慕名而来的宾客,仿佛整日都无倦容。其实那是凭多少年修养的功夫在支持;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寿,已觉上天眷顾特厚,抱着随时可以撒手尘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虚耗寸阴,想到理学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传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经历的忧患艰险,所见到忠烈义行,没有机会能够纪录下来,流传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余生,加以弥补。
  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汤斌,因为他一向有志于表扬忠臣义士,而且兼具史识、史学、史才之长处,是记述他的遭遇的最适当的人选。
  “孔伯!”他说,“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颇有见闻,不忍湮没;如果我不告诉你,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义烈之行,不为后人所知,想来你亦当引为憾事!”
  “是!”汤斌兴奋地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等我细细告诉你,此亦是千秋之业,我们定一个日课,我迷你记,记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说漏,我替你订正。”
  “是!我照老师的吩咐做,时间我看不必固定,老师得闲,或者兴致好的时候,随时唤我好了。”
  “不!还是每天定个时候的好,就在晚饭以后吧。”孙奇逢征询汤斌的意见,“我们从哪里谈起?”
  汤斌想了想说:“就从‘范阳三烈士’谈起。”
  “也好!”孙奇逢说:“‘范阳三烈士’是他人所赐的美名,实在愧不敢当。当时畿南负乡里重望的是鹿忠节公鹿善继的老太爷,名讳一个‘正’字,大家都称他鹿太公,急公好义,极有肝胆,不晓得暗中救了多少人。我与张果中,亦是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召,勉襄义行。当时的情形是如此
  东林与阉党之争,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争;当熹宗即位之初,东林的声势甚盛;但君子坦然疏略,敌不过小人的昼夜环伺,到了天启三年“京察”,正人被斥,顾秉谦、魏广微入阁,东林便可危了。
  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结论中说:
  积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月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于么魔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个弹章一上,接连上疏攻魏忠贤的,不下一百多人。魏忠贤颇为恐惧,但终以“奉圣夫人”客氏的力量,蛊惑熹宗,竟得无事,而魏忠贤跟东林的结怨,则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正罢职待罪,他本无罪,是受人的倾轧排挤。在他当御史时,对东林并不和睦;而东林君子,反以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有守辽之功,颇为看重。于是由于冯铨与熊廷弼有仇,劝魏忠贤借熊廷弼兴大狱,杀异己,把杨涟等人竟牵连罗织在内了。
  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建议。魏忠贤的意思,本想加以别的罪名,徐大化认为不如指杨涟等人受了熊廷弼的贿,事涉封疆,杀他们更加容易。魏忠贤深以为然,指使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主管许显纯,逮捕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下狱,指杨、左受贿二万银子,其余亦多少不等。
  阉党的手段极其恶毒,先“追赃”,五日一追比,等“赃银”追出来以后,再送到刑部治罪。东林君子,无不清贫,哪里来这笔“赃银”缴纳,因而每隔五天,便受一次毒刑——明朝锦衣卫的镇抚司,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所以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史可法曾经花了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入监见了他的老师左光斗一次,所见到的,已是“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了。
  其时群情愤激,甚至有痛哭流涕的;于是孙奇逢置了一个大柜子,上面贴一张纸条,写的是:“愿救左公者,纳银此中。”左光斗对于京畿有许多善政,老百姓感思图报,踊跃输将;三天工夫就捐到了好几万银子,但赶到京师,已经来不及了。最为阉党所切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已经死在狱中。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时间正在铄土流金的七月里,隔了几天才能进狱收尸,尸首已腐烂,面貌不可复识。
  丧事是由孙奇逢一手所经理。以魏忠贤的势焰熏天,孙奇逢敢作此举动,真可说是不怕死了!但孙奇逢自道是宫内大监多为近畿同乡,暗中为他多方调停,才不致被祸。结论是好人到处都有,公道终在人心;所以在任何黑暗恶劣的情况之下,都不必灰心,只要勇往直前,行心之所安,自有否极泰来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孙奇逢只讲了这一些亲身经历,便已去世;还有许多珍贵的史料,竟未能传给汤斌。
  在山中料理完了丧事,汤斌才回家乡。第二年主修了一部《睢州志》,家居读书养亲,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弘词,左都御史魏象枢和汤斌的同年,副都御史金钅求,交章相荐;诏命下达之日,州官亲自上门敦请。汤斌这年已五十二岁,想起轩太夫人的训诫,决定入征出山,拜别继母,入京应征。一到就住在那座野庙中,除了偶尔访晤魏象枢这些少数讲学的朋友以外,从不参加酒食征逐的应酬。
  此外就只像陆陇其、万斯同等人,慕名来访,除谈学问以外,没有一句话及于利禄。其中有一个是同乡旧交,过从较密。此人姓宋,单名一个荦字,号叫牧仲,河南商邱人,是大学士宋权的儿子。
  宋权是前明天启五年的进士,崇祯十七年当到顺天巡抚,驻于密云;到任第三天,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殉国。宋权不敢弃官自全,用计杀了李自成的部将黄锭,维护地方治安。多尔衮入关,命宋权仍旧当顺天巡抚,在任内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
  旧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表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成颂。
  因此,清朝谥崇祯帝为“庄烈憋皇帝”,陵寝名为“思陵”。宋权在同一奏疏中又说:
  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经私,明征多怖暗征,公派外有私派,民团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余加增,悉予蠲免。
  明朝末年在田地上的加派,搞成老百姓不得不弃田而逃的怪现象,一方面田地荒芜,连年灾荒;一方面铤而走险,为流寇所裹胁,所以宋权这一建议,实在是经世济民的谟猷;多尔衮欣然嘉纳,而天下有多少人受惠于宋权这一番话的,已无从估计。
  到了顺治四年,宋权擢升为国史院大学士;那时宋荦己十四岁,以大臣子弟而被派为侍卫,以后调任外官,这时复调回京,任职理藩院院判,他跟汤斌从小就熟识,又最佩服汤斌,如今异地重逢,倍觉亲热,所以经常到野寺中来相访,论关系在师友之间,每来总要请教文章政事,汤斌知无不言,视如兄弟。由于投契的缘故,两人结成了亲家,宋荦将他的长女,许配给汤斌的第三个儿子,今年十九岁的汤沆。
  礼部书吏,特地到野寺来通知,博学弘词的试期,已经决定,定在三月初一。接着,宋荦带来了更详细的消息。
  “仪制是,先在太和殿前行礼,然后在体仁阁下应试。”宋荦说:“试毕赐宴,待遇十分优厚。”
  “喔。”汤斌问道:“应试的一共有多少?”
  “大概只有五十个人左右。”宋荦又说:“陆稼书不幸,老太爷在原籍故世了。讣音一到,他痛哭失声,当天踉踉跄跄,徒步出都,赤足麻鞋,双目尽肿,看样子竟如疯了似地!”他不断赞叹:“孝子!孝子!”
  汤斌严肃地点头,心里的感想很复杂,既为陆陇其悲哀,又为陆陇其欣慰——或者说是他自己感到欣慰,有陆陇其这样一个言行一致,无忝伦常的道义之交。
  “还有一个孝子是李因笃。他是这次应征的四布衣之一。”宋荦问道:“汤大哥可知道李因笃其人?”
  “李天生,如何不知?”汤斌答道:“他是陕西富平人,与顾炎武至好。其人慷慨重气节,为学精于音韵;又熟于明朝史事。我在潼关的时候,曾数次想见他一面,因为分不开身,未能如愿。听说他也是孝子,十分可敬。”
  “是的。这一次被荐,他以母老的理由辞谢,地方大吏,必欲罗致;李天生决心一死,不肯上路。后来是他老母垂涕以道,七十老人,何所倚靠?李天生才迫不得已就征!”
  “唉!”汤斌忽发感慨,“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伦常与修齐治平的大道一样,原是一贯的;而有时偏偏忠孝不能两全!”
  “那么,”宋荦问道:“到底是尽忠呢?还是尽孝?”
  “这要看各人的机缘、境遇,有时尽忠,有时尽孝,不可一概而论。如李天生这样的情形,自以尽孝为是。”
  “是!”宋荦心悦诚服地说:“汤大哥这话,才是讲恕道的持平之论。”
  “所谓‘四布衣’,还有三位是何许人?”汤斌问说。
  “这三个人,早已简在帝心,称之谓‘三布衣’,是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嘉兴朱彝尊;真是‘英雄出少年’,如今声名最盛的是朱彝尊。”
  “是跟陈其年合刻《朱陈村词》的朱竹诧么?”
  “是的。”宋荦接着又介绍姜宸英和严绳孙——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溪人,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诗与古文,都是一代能手。为人孝友而耿直。宋荦说他亦颇佩服汤斌。
  严绳孙字荪友,是个神童,六岁就能写径尺的大字。他读书不重记诵,一卷书能够读一天,读了想,想了读,所以一卷书不经他的眼则已;一经眼,精义便都在他腹筒中了。他的性情高洁,不慕荣利文字如其人,古文诗词,无不蕴藉深秀,丰神独绝,而且能书善画,多才多艺。
  汤斌虽对这些风雅之事,不甚爱好;但听了宋荦的话,亦不禁神往,心里打算,到应试那天,要见识见识这些文采风流的江南才子。
  三月初一,应试的征士,一早齐集太和门前,由礼部官员引到太和殿,排班行礼,在胪唱声中,行了九叩首的大礼。接着,又被引导到太和殿东面的体仁阁下;每人一张矮桌,席地而坐。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捧着写在黄纸上的试题出临,一赋一诗,赋题是“璇玑玉衡赋”;诗题是“省耕”,限五言二十韵的排律。
  “你们都是荐举人员,原来不必考试,但经过考试,愈显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叶方蔼这样宣示:“皇上特为赐宴,这是会试、殿试的三鼎甲和点了翰林的,都没有的荣宠,你们都要知道皇帝的诚意。”
  宣旨完毕,荐举人员先赴宴、后就试——体仁阁中,已设下五十张高桌,东西向而坐,每席十二色肴撰,由光禄寺承办,异常丰盛。正中有一席,称为“主席”。由礼部尚书及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汉各二人陪宴。
  宴罢赐茶,饱袄天厨,然后从容应试。到傍晚还有十几人不曾完卷,如果是进士殿试,照例“抢卷”,由监试在未完卷之处,铃盖名章,作为识别;但这一次词科,格外优容,都给了蜡烛。到最后一个人交卷时,天已经黑透了。
  五十本卷子分为四束,当夜呈进御前,皇帝亲自浏览过一遍,分交“读卷官”李囗、杜立德、冯溥三大学士,及翰林院掌院叶方蔼评阅。
  卷子看得非常仔细,首先是严绳孙的那一本,不曾完卷。“璇玑玉衡赋”未出;“省耕诗”应作二十韵,只做了八韵。
  这就不能不研究其中的道理了!考试那天,并不曾限定时间,而且以严绳孙的才学,何至于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都不能交卷?
  “自是有意如此!”叶方蔼说,“严荪友本来就不愿就征;应考那天,自陈目疾,其实是托词,功令所关,我看是爱莫能助了。”
  大家都同意他的话,于是严绳孙一卷首先被摈落。
  “这一卷有麻烦了!”冯溥面色凝重地说。
  其余三个人凑过去一看,卷子是施闰章的。此人是安徽宣城人,从小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成人;顺治六年中了进士,授职刑部主事。以后外放山东学政,转为西湖西道;居官的惠政极多,为百姓称颂为“施佛于”;公余之暇,喜欢用诗歌来教化部属黎庶,提倡文教,不遗余力。
  康熙六年,江西湖东、湖西两个道缺裁撤,施闰章失去了官职。卸任之日,所驻的临江百姓,倾城相送;环城的那条江,其清无比,当地百姓以为江水清如施闰章,命名为“使君江”,但这天的使君江却与施使君为难——一江上水涨,施闰章所坐的,他的朋友所送的船太轻,竟无法渡过。于是临江百姓争着去买当地所产的石膏,为他“压舱”,方得安然渡过。
  由于居官清廉,施闰章家居极苦,这十年赋闲的罪,实在不大好受,因此被征举后,以花甲之年,披一件老羊皮袄,单身就道。到了京师,向朋友借了钱,才能置办一副过冬的被褥。
  从这些地方看,可知这一次考试,对施闰章来说,得失索怀,所关不细,但偏偏就是他的卷子出了大纰漏。
  诗的结句用了“清夷”二字。称皇帝及八旗族为“夷”;这是大逆不道的罪名。
  “不然!”李囗独持异议,“这‘夷’是化险为夷的夷字,与四夷的夷无关。清是清平的清,亦不是指国号。望文生义,无非说天下太平,没有什么!”
  “不然。”冯溥胆小,“倘或说是借以隐射,这话就很难说得清楚了。我看还是弃置为妙!”
  “有卷如此,何忍言弃置二字?”
  “诚如叶学士所说,爱莫能助!”
  “只要有担当,如何不能相助。倘或皇上诘责,我独任其咎好了。”
  官位是李囗最高,既然他如此说,大家自然无话,把施闰章取在里面。
  这不过是其中有瑕疵的两卷,还比较容易处理;文字的高下优劣,见仁见智,大不相同,那就更费斟酌争议了。
  因为,第一,皇帝虽有搜罗山林遗贤,消除汉人反抗之意的用心,却更重的是选拔其才,以为国用。其次,这一次制科,虽有许多志行高洁之士,宁死不就,或者就征而不应试;应试而不望取中的,却也有许多热中的人,更多的是妒嫉的人,言词文字;往往语涉讥刺,如果选拔不慎。必致惹出许多闲是闲非,说是主司无眼,不配衡文;甚至造谣说是有意徇私——已经有这样一个谣言,主试四学士各拟诗赋两题,御笔点定李囗所拟的赋题,杜立德所拟的诗题;试期前一日,题目已经泄漏,说哪一个哪一个诗文,有如“宿构”,即是皮里阳秋的话。因此,四读卷官相约,取中的名次,必须彼此同意,这样,就很费工夫了。
  半个月过去,尚无动静,沉不住气的,便设法到各处打听。消息自然甚多,但人言人殊,大部分是由揣测而演变出来的谣言。
  又过了半个月,四读卷官,方始拟定名次;决定分为一等二十名;其余的列为二等,至于严绳孙未曾完卷,应否录取,奏请御裁。
  复奏以后,皇帝又亲自细阅全卷子,召见四读卷官,有所垂询。
  这时已经决定,凡是录取的,不论授何官职,都人“明史局”修史;因此,皇帝不拿一般科举的功令来看五十名“征士”;严绳孙的名字,早已简在帝心,他说:“史局不可没有这个人!”
  这就是严绳孙也录取了,换句话说,应试的五十人,无一不取。当然,严绳孙是“背榜”。
  “名次也还有斟酌的余地。”皇帝说:“诗赋的韵脚,亦是学问中很要紧的,何以都检点。赋韵且不论,诗韵则取在上上卷里的,亦有出入。你们看这一卷。”
  发下来的一本卷子是潘丰的,此人是江苏吴江人,也是个布衣;而应试的仍为“四布衣”,因为姜宸英原由叶方蔼与韩状元韩艹炎相约,共同列名荐举,谁知叶方蔼被宣人禁中,半月不得归家;韩艹炎久等没有消息,独自上书举荐,但已过了期限,所以未得应试,恰好江苏举到潘丰,便补足了“四布衣”的名称。
  潘丰这本卷子中,“省耕”诗上一个“宫”字上有朱笔圈出。李囗这才明白,他这首诗用的是“二冬”的韵,而“宫”字在“一东”
  无独有偶,另一本则以“二冬”的韵,误为“一东”,那本卷子是李来泰的,“逢”与“浓”字上亦有朱笔圈出。
  施闰章的“清夷”二字,皇帝倒不甚措意;但指出一个字错了,这个字是“旗”字,误书为“囗”;旗属“四支”,旅属“五征”,亦算出韵。
  李囗等人,自然引咎;并为犯错的人解释,说是“大醇小疵”,皇帝亦以为然。于是重新定了名次。上上第一名叫邵吴远,汤斌取在上上第二名。
  名次定了,便得授官,由吏部议奏。由于旗籍大官,对此冷淡;而汉人中存着妒忌之心的甚多,所以吏部不敢授以较好的职位,建议的办法,一共四条:
  第一、有官者各照原任官衔。
  第二、已中过进士、举人而未曾出仕,俱授职内阁中书。
  第三、贡生、监生、布衣,俱授职翰林院待诏。
  第四、未试而年老者,授职司经局正字。
  这四条办法奏达御前,皇帝颇为不满;诏谕煌煌,数百年未曾举行的盛典,落得这样的结果,何足为征士之荣,更失朝廷礼贤尊士的原意。因此召见有关大臣,面谕“再议”。
  于是再次商酌,尽翻前议,齐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吴远授职读翰林院侍讲;以下汤斌、吴来泰、施闰章授职翰林院侍讲,此外援职为翰林院编修的十八人,授职为翰林院检讨的二十八人,合计五十名。另外来试而年老者,俱授职为内阁中书,准予回籍。
  点翰林是好难的事,三考出身,御笔亲点;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见得能够如愿,而五十征士,凭一赋一诗,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既妒且恨了。
  于是这五十新贵,被称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传众口,讥嘲李囗、杜立德、冯溥、叶方蔼四主司外,当然也要攻击“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坚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口,请求免试;吏部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道:“孙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部官员唯有笑着道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头,回到家乡。临行之前,做了一首诗:
  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体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体例、谈史料、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露,颇道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部分,“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子,被立为太子的朱标,虽被建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做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体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这是存着门户之见,意在贬斥王阳明一派;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体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道学传”,应该如何;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出了黄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而“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道学”是个虚泛笼统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种“成德”的尊称不同。“以道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道,并不能显示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道学”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这番议论,比朱彝尊所说的“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更见精警,因而由汤斌公开以后,“道学传”三字,便从预定的明史目录中删除。
  编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为一期,纪、传两部分,刊出人名,分别拈阄,巧得很,汤斌拈到的是开宗明义第一篇:“太祖本纪”
  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根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进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道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点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省录取举人的名额,称为“解额”;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简而定解额多寡,最多的是顺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贵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举人送座师的贽敬,通扯十两计算,汤斌此行就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当然也因为词科出身的,品学两胜,能够端正科场风气,为国选拔真才,所以十五处、三十名正副主考,词科出身的占了十三个,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汤斌以外,泰松龄放到江西,李来泰放到湖广,施闰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东,严绳孙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吴远放到广东,乔莱放到广西,米汉雯放到云南。年纪较轻的,像朱彝尊则放到江南当副主考。
  汤斌奉旨即行,随带了史稿,坐船由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总督李之芳,巡抚李本晟,都在码头上迎候;主考等于钦差,照例接入接官厅,将汤斌引入上首西南而立,然后地方大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报名“恭请圣安”。
  “朕安!”汤斌代表皇帝回答。
  行过这套仪注,方始有私人的酬酢;李之芳是汤斌的同年,自然分外亲热,但巡抚李本晟是顺治六年的进士,官职比总督低,科名却比总督早,所以汤斌称他“前辈”,非常客气。
  寒暄既毕,正副主考被护送到“公馆”休息;椅子还没有坐热,总督派“戈什哈”送来了一桌燕菜席;接着是杭州府的钱塘县知县,持着手本来谒见。
  省城的知府称为“首府”,首府的第一县称为首县。凡有达官贵人莅省公干,或者路过,照例由首县“办差”,供应一切。这个规矩,汤斌自然知道;因而了解首县此来是谈办差的事,不能不见。
  未见之前,得先邀副主考于觉世来谈一谈,“子先兄”,汤斌喊着他的号说,“三藩之乱,虽已平定,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浙江为人阎的要道,这几年平服耿精忠,大军由浙江经过,军需供应,颇费民力。你我该当体谅!”
  于觉世是山东新城人,顺治十六年的进士,科名既晚,又是副手,自然唯命是从,所以在了解汤斌的意旨以后,很爽快地答道:“老前辈莫问俺!老前辈怎么说,俺怎么听!”
  “既如此,我就自作主张了!”
  当首县的都是极能干的人,一见面先把汤、于二人恭维了一顿,然后请示:“两位大人有什么吩咐,尽请明示。”
  “多谢老兄关爱。”汤斌指着簇新的湖色杭纺的门帘说:“贵县备办的东西太华丽了,实在受之有愧。等试事完毕,请老兄都收了回去;下科乡试,还可以用。”
  首县一听,大为诧异。向来“办闱差”是件最苦的事,公馆中里里外外,都要新制;考完了捆载以去,还要首县出一张“甘结”,说是考官未曾白要地方的东西,一切供应,都已照实价付款。在闱期前后,多主需索,视为当然。独独这位汤主考,反嫌供应过于华丽,而且不愿带走,这是什么道理?
  那首县灵机一动,自以为已默喻于心,便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是!”
  “我曾两任监司,”汤斌又说,“对地方上的情形,也还不隔膜,公私交征,无非取之于百姓,本院如今正告贵县,行馆的一切伙食供应,我们自己备办。下人及闱中役使人等,如有藉故需索,或者委托代办事项,不照实付价的,请随时锁拿,或者告诉本院,一定严办。”
  “是!”首县答道:“久仰两位大人弊绝风清,绝不致有此情事。”
  “但愿无此情事。”汤斌正一正脸色又说:“不过贵县亦不得有任何摊派,否则本院要严参的!”
  “是!”首县懔然应声,“遵大人的谕。”
  口中遵命,心里另有打算;回到县衙门,悄悄封了三百两银子,派一个亲信家丁。送到主考公馆,叮嘱面交汤斌的管家。
  去不了一个时辰,那名家丁哭丧着脸,跑回来跟主人说:“碰了老大一个钉子,差点被汤大人给抓了起来。”
  “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送红包!”
  首县深深透了口气,把户房书办找了来,关照他说,这趟“闱差”很省事,不可有任何摊派。此外也要当心,主考照例采风问俗,可以专折奏事;地方上有何劣迹,落入汤主考眼中,须防他参劾。
  三场试毕发榜,杭州人大为惊奇,取中的寒士特多。
  虽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场的风气,还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占便宜;即使有“辛西科场案”那样的大狱,闱中毕竟还不能没有关节,只是不如以前那样肆无忌惮。而况最公平的考试,亦不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所以卖关节的事没有,送关节还是有的;唯有汤斌是例外。
  他自己绝不送关节,也不理房官送关节;凡是荐了卷来的,只凭文章定去取。富贵人家子弟的关节,归于无用,大家凭本事角逐,寒士的机会多了,相形之下,就显得取得多了。
  出了闱,汤斌便即吩咐:“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老前辈,”于觉世这下可忍不住了,“西湖山水甲天下,俺还不知道西湖是在城里,还是城外呢!”
  这一说,汤斌倒觉歉然,“既如此,我们自己载酒作一日之游。不必扰地方上。”他问,“你看如何?”
  “俺听老前辈的。”于觉世答道,“索性不扰,一清如水。”
  话虽如此,到底不曾瞒得住首县,陪着去逛西湖;汤斌拒绝不了他的人,却拒绝得了他的物,坚决不受首县的供应,自己叫厨子做了四样菜,带着一坛酒去见识了西子的面目。
  等游罢归来,门生来谒见的,已不知多少,贽敬一大堆,多到上百,最少也有八两;汤斌不能叫于觉世不收,但他自己的那一份,却另有处置。
  汤斌是这手来,那手去,收了富家门生的贽敬;分送给清寒的门生,勉励他们敦身立本,力学励行。那些寒士自是不肯收受的居多,害得汤斌费了好些唇舌,才得安排妥当。
  闱事全部处理完毕,巡抚李本晟要尽地主之谊,约请正副主考作两日盘桓,第一天游山,第二天玩水,到一处名叫西溪的地方,看芦花,吃螃蟹。
  汤斌说什么也不肯,坚持“事竣复命”的昭官正则;下一天上船,仍旧由运河回京。
  汤斌未曾到京,皇帝已知道他在浙江主持乡试的经过了。
  这是出于杭州“织造”的密奏——织造是沿袭前明的一项敝政,原由宫中直接指派太监,分驻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负责织制禁中所用的一切绸缎;清人废除了许多不当的供应,而织造却被保留。由于这是皇室的一个私人机构,所以由作为皇帝奴仆的内务府包衣掌管。织造的经费报销,与户部无关;工务亦与工部无涉。但在地方上,织造与总督、巡抚、将军、学政,几乎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织造是受命监督这些地方大员的。
  江南富庶,是国家的要区;但离京师甚远,皇帝有鞭长莫及之苦。付托得人,自然不须烦心;如果地方大员贪污虐民,官官相护,则皇帝就无由了解实情,因此,利用织造为耳目,定下一套极周密的制度,可以使得皇帝在万里以外,了解江南和两浙地方官的一举一动。
  这个制度是规定织造应将本地的政情,按时奏报。奏折必须亲缮,绝对不得假手于人;专差递到京城,交由指定的太监进呈。皇帝用朱笔批谕,有时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有时长篇大论,或者指示,或者垂询。批完发出,原折由原差带回,到满一年,将这些经过朱批的折子缴回,不得私留一件。
  地方上可以专折奏事的,还有督抚、将军、学政;如果遇到天时变化,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奏报,如久旱之后喜雨,或者瑞雪初飘,要报明得雨几寸几分,得雪几天几寸,有时所报的各不相符,便以织造所奏为准,而从这个比较上,皇帝就可以知道,谁是所言不实,办事马虎?于是此人奏报其他政情,皇帝也持存疑的态度了。
  杭州织造根据耳闻目见,奏报汤斌在浙江当主考,说是闱中弊绝风清,闱外一介不取,清廉公正,极其罕见。寒士而有真才的,无不扬眉吐气。当然,他不收清寒门生的贽敬,反助以膏火的这段美谈,也叙在密折内。
  因此,皇帝对汤斌有着发自衷心的敬重。深信他是言行一致,不欺暗室的真理学,将他升为翰林院供读,选任为经筵讲官,表示承认他可作帝师。
  不久,由于叶方蔼病故,徐元文罢职。汤斌又被派为明史总裁官之一,并受命纂修世祖实录。就这样由侍读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再升为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副总裁官,其时为康熙二十三年二月。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